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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内史：“本土化”的努力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政治史范式代表了主流方向，基本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具体表现为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的革命史叙事脉络。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全面性、复杂性远非革命史研究框架所能承载，况且要全面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不研究这一时期社会演变的诸侧面也是不深不透的。所以，如何打破旧的研究模式，建立新的研究框架，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之初面临的首要问题。同时对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科互涉、理论创新等诸多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中，都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1980年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复兴，是在对旧有研究模式的反思、改革开放形势的转变、国外社会史理论的引入以及中国社会史的复兴与重建这样一种纠合的状态下进行的，开展社会史研究适应了学术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复兴之初，中国社会史研究主要目标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1986年冯尔康、乔志强、王玉波诸先生几乎同时撰文倡导开展中国社会史的研究①，是年10月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召开，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次会议将社会史定位成专门史或一个流派，在研究方法上提出要借鉴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可以看作学术界有计划组织和推动社会史研究活动的开始，对重建和复兴中国社会史研究工作意义重大。②但在一片“史学危机”的氛围中重提社会史研究，人们既感兴奋又感犹疑，既是新奇又是迷惘，对诸如什么是社会史、如何研究社会史等问题还存在困惑和争论③，而这些问题又是必须要解答的。
对于社会史理论问题的探讨在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上就形成了“不可不议，也不可多议”这样一种向前看的策略，认为学科兴起和重建不可不大体规划，但主要应展开社会史具体问题的研究，等到具体问题研究深入开展以后，社会史的理论问题就会容易一些。这一形势其实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在起步阶段理论研究的滞后。中国社会史研究固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但当年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并不完全等于新时期的“社会史”，二三十年代的一度繁华并不能说明中国社会史理论体系已初具雏形，抛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不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宗族、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探讨，而50年代的革命史学中止了这一进程。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面临如何延续和继承二三十年代社会史研究，同时又开拓新领域、进行理论探索的双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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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的研究》，《百科知识》1986年第1期；乔志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1986年8月13日《光明日报》，第3版；王玉波：《为社会史正名》，1986年9月10日《光明日报》，第3版。
②宋德金：《开拓研究领域促进史学繁荣——中国社会史研讨述评》，《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③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序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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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虞和平、郭润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158页。
②陈旭麓：《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1页。
③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89—90页。
④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166页。
社会史复兴之初，一些学者对专史说、通史说持有不同看法，更突出了社会史新范式、新视角的意义。王家范“不赞成社会史只是传统史学领域的拓宽，是历史学分支的论点；相反，主张社会史为了取得自己成长所必需的独立学术地位，目前急需下决心割断传统史学的脐带，在一种新学术氛围中发育壮大，拓开自己的路。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史首先应作为传统史学的叛逆角色出现在学术舞台上。”①赵世瑜则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②。后来，他继续阐述了这一思想，认为应该把社会史理解为一种史学的范式，而不应该理解为一个学科分支，这样才能避免社会史研究的庸俗化，社会史是一种整体研究，不应该被误解为“通史”或“社会发展史”，要警惕历史学与社会学联姻的倾向。③上述分歧和争论，对于推进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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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家范：《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98页。
应当指出的是“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框架是西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概念，将其运用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需要深刻把握西方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以及“国家—社会”的理论实质，领会中国社会本身的结构特征才能较好地借鉴和运用。这需要研究者严格论证研究对象是否能反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研究框架能否具体适用其分析对象，在具体的研究和分析过程中，切实地发现和确立能够比较集中反映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点，进而揭示出国家与社会在中国社会型构中的冲突、相互利用和协调过程③，而不是简单地用语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套用一切，用大而化之的框架掩盖论证分析的粗疏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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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②行龙：《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个案研究》，《史林》2005年第4期。
③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0页。
“国家与社会”这一西方理论分析框架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是西方理论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影响的一个突出反映。认真审视1986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发展进程，不难发现西方社会学、社会史理论其实一直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走向。对社会史的学科定位、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与社会学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区域社会史的突显、“国家与社会”理论的流行等等，如果不从西方社会发展演变、社会学学术史加以分析是很难把握的。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梳理80年代社会史复兴后社会史理论争论及研究走向的再认识。
涂尔干、马克思、韦伯是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三位重要的社会学家，他们都注重对社会的整体进行研究，涂尔干更突出了社会学方法、视角的意义。马克思则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斗争两方面来切入，强调社会的结构，形成了经济史或者社会经济史、社会变革(发展)史的研究传统。韦伯与马克思不同，他的重点是去探寻社会发展与变迁背后人的思想和意识的作用，即人的“理性”，也就是社会思想、社会意识、社会文化的研究。
其实，西方对“社会史”迄今也没有共同认可的定义，研究者是在各自的理解和实践中不断架构社会史研究体系的。霍布斯鲍姆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社会运动史；生活方式、风俗、日常生活；经济与社会史。克拉克则认为社会史主要研究小范围的经济史，反抗、暴力、革命或社会支配，历史的社会学(包括权力、意识形态、信仰、结构等)。而珀金则将社会史研究分为五个方面即社会生态学(研究社会与其物质环境的关系)；社会解剖学(研究社会要素)；社会生理学(研究社会结构怎样发挥作用，国家怎样实现其功能)；社会病理学(研究社会弊病、暴力和冲突)；社会心理学(研究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上述几位史家对社会史的定义仅仅反映了西方史学界部分观点，他们的定义与其说是定义，倒不如说是为社会史开列的研究项目。在我看来，社会、社会学的定义虽不完全能与社会史研究项目一一对应，但社会史研究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社会文化等内容无不在二者的交汇中得以体现。这里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社会生活也就是日常生活是以往研究所忽略的，因而社会生活研究成为社会史复兴后的研究重点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珀金指出的从社会生态学角度来研究社会，笔者以为也正是一种从环境与社会的关系来研究社会的新颖视角，存在深入发展的空间。
通过以上粗略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社会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史在发展进程中所讨论的问题不仅与中国社会史学科重建的社会背景、学术背景有关，而且与社会是什么?社会学是什么?社会史是什么这三个互为交织变化演进的问题有着密切关联，也与各位学者对上述问题的把握和理解不同有关，社会史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的认识之争，对社会学的理解之争，对西方社会史的解读之争。笔者曾著文讨论社会史研究领域“专史说”和“范式说”问题，就是从社会史产生和发展的学术背景这一角度，将这一问题置于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宏观学术史中加以分析的。①笔者认为从具有具体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学科意义上来讲，社会史可以说是一种专门史。另一方面，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来讲，社会史以其鲜明的总体性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陈旧的史学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又是一种新的“范式”，两者都是社会史蕴含的本质内容。同样，社会史其他问题的讨论也只有置放在中西学术史演进的广阔背景中，置放在社会史有关的学科概念中才能得到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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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有部分学者试图从本土经验出发，提出自己的中层解释框架。秦晖避开以满铁资料分析为基础的华北研究和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所谓“太湖模式”，而从农民学的角度，提出了分析西北区域经济状况的“关中模式”，概括成为“关中无地主”、“关中无租佃”、“关中有封建”。③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以“儒学地域化”为分析框架，试图解构“整体论”儒学，以近代湖湘、岭南、江浙三大知识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他们同中国近代社会三大变革的关系，不仅发现了中国近代知识群体与不同地域间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的知识群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知识主张及其所形成的不同事件。还有一些研究如杨念群关于近代社会变迁造成的空间观念与结构转换研究、王铭铭关于福建泉州铺境的个案研究、应星的“科场场域”研究、景军的“制度化知识”过程研究、梁治平关于清代习惯法的研究、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研究、方慧容关于集体记忆的“无事件境”等都体现出了相当的理论创新和建构“中层模式”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或多或少依然没有摆脱对西方社会理论的依赖，但大多通过个案研究进行了修正与反思，进行了本土化的转换，代表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实现本土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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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②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笔者认为，“中层理论”、“新社会史”、“新史学”的提出是2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化，理论反思能力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是多学科对话的结果。上述有关“中层理论”研究，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交叉渗透以及口述史的兴起、田野调查的风行都有密切关联。80年代社会史的任务主要是复兴与重建，难以确立本土化、原创性的理论框架，但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和中外学界交流频率的加快，都使得建构本土化理论有了良好的学术环境。中层理论提出其任务在于“呈现”，这种“呈现”是多学科、多角度、多样态的，对提升和深化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相当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