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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ON THE MODERN TEMPLE-FAIR IN THE SOUTH-EAST CHINA AND THE ECONOMIC LIFE OF PEASANTS' HOUSEHOLD
【内容提要】遍布江南的乡村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息息相关。本文从消费偏好、交易行为和利益分配三个侧面，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缘于特定的社区亚文化，传统的庙会消费偏好，构成为不合理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阻滞着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生成。近代乡村庙会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相扣联，具有经济理性而又无助的农民在庙市上的交易行为，是其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所作出的艰难选择。以庙市来枢纽家庭手工业品的农民，深受此类原始短期地方市场之害，而与其它利益既得阶层形成的鲜明反差。
【英文摘要】The rural temple-fairs spreading all over the South-East China were closely realted to the economic life of peasants' household.The relations are revealed in the paper from three aspects:consumption favor,dealing procedure and interest distribution.Due to the special community sub-culture,the traditional consumption favor of temple fair was the important factor in unreasonable consumption structure,hindering the growth of civilized and healthy life style.The dealing behavior of helpless peasants but with economc sense,were a difficult choice in the face of phantasmagoric local fair in connection with modern worldwide capitalism market.The peasants exchanging cottage industry products by rural temple-fair deeply suffered from this primitive short-term local fair,in sharp contrast to other gained groups.
【关 键 词】乡村庙会/农家/经济生活/市场
【 正 文】
依然存在于近代江南乡村社会的传统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的关系如何？史学界过去几乎没有涉及。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以加深对江南乡村独特的经济、社会生活的理解。
一、内在理解：庙会消费偏好
那些缺胳膊少腿的乞丐，不是来进香的，他们也虔诚，不只是对神，更是对虔诚地信奉神的人。他们也常常排列在山道两侧，大路两旁，根据进香者的不同身份，用“奶奶、大娘、姑姑、姐姐”之类的称呼，用有如捣蒜的磕头，用最能让人皱眉怜惜的身体部位的展示，用谁也听不懂的念叨、咒语，求得人们的施舍。据说，乞丐中鱼目混珠者不少，有的还能借机发一笔小财，但这种情况，广种福田的香客们并不去管它。浙东灵峰寺庙会期间，每天的乞丐多达一千多人，数百人是常事（注：沈志远、乐炳成：《灵峰山“葛仙翁菩萨”信仰的调查》，《中国民间文化》第3集，学林出版社，1991年。）。参加过苏州城郊上方山庙会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这一壮观场面：数百名体态各异的乞丐，蜿蜒于长达数里山径，有备而来的香客掏出“角票”一路洒过去。跟庙会交际消费不同，这种家庭资源的外向转移，具有单向性和无交换性的特点。
作为乡村最重要的一项精神性消费，庙会花费的绝对数不能算高。但在当时温饱还成问题的情况下，人们还是感觉到了这种消费结构的不合理。身受现代文明洗礼的吴县东山旅沪同乡指出，“赛会迎神是应做之事，烧香拜佛是必然之举，虽废时伤财在所不惜。但是对于公益有利地方诸事，要他们出一点钱，就非常吝啬，而其对于关系自身有密切之农业，如何改良，果树发生虫害损失，还有鱼池为水患成灾等等，则反不闻不问，不之顾及，推之于命运委之于鬼神，墨守成法，不事改进，为时代落伍者，此实迷信所致也。”（注：醒农：《东山农村迷信问题之商榷》。）以家庭为基础的社区消费结构亦大致不离。吴江黎里镇，一年中的岁时花费倒还有限，但在中秋之夜举行的“太平神会”，花样百出，“宿山”、“接佛”、“游河上殿”、“夫人会”等，不一而足，故黎里一方，“别无靡费，惟此一节需无算。”（注：徐达源纂：《黎里志》，嘉庆十年(1805)孚远堂刻本。）
如果说这样的消费结构是不合理，其实是其中的消费偏好的不合理，而这种消费偏好是受制于近代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农民社会的亚文化决定了消费偏好的性质。这一点，只要听听吴县善人桥镇茶馆里的农民议论就很容易明白了：
——老菩萨会七年才得举行一次，如果一定不许出，要叫他们担保七年太平才行。
——不要讲了，徐家场村好几家小孩，昨晚多在发寒热，一定老菩萨在不答应哩！我们要拿主义，一定要出的啊！
——要晓得不出会，若是老菩萨显起灵来，我们七十二段的村庄，都要不太平的，你们担当得起吗？从前木渎镇绅士姜桐青，新中举人，在出会的时候，冲撞道子，隔日就暴病而卒；唐冈头村民仰鲁山不赞成出会，后来子孙继绝；你们现在不信，如果老菩萨找到头上，就不怕不信。
在茶馆里劝止庙会的“农村改进会”成员闻此十分感慨：“乡民的中心信仰，只有泥塑木雕之偶像，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相沿的迷信风俗，破除实非易事，恐怕不独善人桥是如此吧！”（注：王洁人、朱孟乐编：《善人桥真面目》，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委员会印行，1935年。苏州地方志馆藏。）
的确，不独善人桥如此！青苗会是旧时江南地区比较普遍的一种迎神赛会，大多在农历七月中旬举行，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天气干旱，病虫害频发，农民们指望通过这样的行会，使青苗返青，“青苗”之意存焉。在浙江慈溪乡村，人们相信，庙里的菩萨抬出来若不行会，“庙脚”所属村落就会有天灾人祸降临。预防灾难的青苗会自然就由受益的村落共同负担了。长期以来，形成规矩，行会经费，以庙脚村落为单位，按田亩分摊（注：滕占能：《慈溪青苗会调查》，《中国民间文化》第14集，学林出版社，1994年。）。
要说农民的庙会花销完全心甘情愿，也不尽然。在这里，社区组织的影响力和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是明显存在的。
在湖洲双林镇，做春社成为土地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乡村必有庙，所祀者曰总管。正二月间必有社戏一二日，费则照田科派，虽孤寡贫乏衣食不给，亦必急切筹措。”经费的筹措为何如此急切呢？原来，“每年必举社村中人，聚而饮啖肉食等，有定式。稍不如式，司会者当其责，广众中大声以呵。社有余钱，则按户分存生息。临期有亏，负罚甚酷。此则各村皆然者也。”（注：清同治《双林镇志》，“风俗”。）“司会者”的权威来自于乡土“同意权力”，是草根力量的社区显示，其影响力绝不能小视（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61页。）！
在苏州西南乡，主持“穹窿老会”事务的村落，“所认定之仪仗，亦有老账根据，不可轻易变更，如力不能负，虽借债卖田，亦所情愿。”真是情愿的吗？一位“段头”（即会首）坦言：“今年米只粜五块半钱一担，丝只卖三块多钱一斤，说句不客气的话，大家手头多很拮据，还有什么力量，来寻这种穷开心，此事都由各段头负责。”从事乡村建设的“农村改进委员会”了解贫苦农民的难处，力劝停止出会，深合他们的心思：“你们先生真是好心，能得发起不出，是再好没有了，现在米和丝都卖不起价钱，他们一定要出，真是拖人下水，叫我们穷人怎样受得住呢？”（注：王洁人、朱孟乐编：《善人桥真面目》。）
上海郊县一带的“钱幡会”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庙会集资方式：农历三月二十八日，载歌号游，礼于山岳祠。先是，东乡的巫师们，从元旦开始，舁偶神循门互唱索钱，结缕为胜，以奉岳神，谓之“钱幡会”。至是日，鼓乐骑盖送神上山而散（注：《松江府志》（清嘉庆二十年刻本）；《奉贤县志》（清乾隆二十三刻本）；《金山县志》（清乾隆十七年刻本）。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4页、第35页、第37页。）。对于这种方式，说它强制吧，并不是非要出钱不可；恐怕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乐意为之。有趣的是，浙东一带也有类似的方式：“有所谓闹龙灯者，数人执龙灯一，敲锣击钹，沿门索钱以备他日赛会之用，谓之‘抄化’。”（注：《定海县志》（民国十三年铅印本），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816页。）“钱幡会”也好，“抄化”也吧，它们都以神的名义在行动；由此，神的意志成了巫的意志，巫的意志成了农民的意志，所谓农民的消费偏好不过是对神的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