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全面的社会变迁，尤其是个人、社会组织行为目标、行为方式的转化、自由程度的提高，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极为突出，它使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有活力并富有弹性，中国经济自改革以来的迅速增长就是充分证明。而且，有关社会变迁在方向上也符合社会进步
(一)不同群体间利益分化过于迅速，差距过分突出。
有关问题的最突出反应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在改革以来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居民收入全面、迅速扩大可以说是不争的实事。而且，差距的扩大一直存在明显的群体特征，无论是高收入阶层还是贫困阶层，都相对集中于特定人群，并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乃至不同职业类型之间。
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甚至非法因素。合理因素主要是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强化；不合理因素则主要体现为政府职能和行为的改革与调整进展缓慢。行政力量该退出的没有退出，该市场化的没有充分市场化，各种权力因素全面干预分配过程，致使分配秩序混乱。同时，该强化的政府职能没有强化，市场秩序建设以及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再分配体系建设都明显滞后。
利益差距过大带来了很多进一步的问题，比如导致需求不足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引发失业及贫困；导致公众不满、对改革不认同并诱发各种异端行为，包括各种腐败行为，进一步扰乱市场秩序并影响社会稳定等等，是众多社会矛盾的根源。更值得注意的是，利益分化过程中突出的群体特征则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
(二)面对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尚未形成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
在通过单位实施社会控制的体系逐步解体后，如何有效进行社会管理并实现社会整合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大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直接面对民众的社会管理方式存在非常突出的问题。核心是缺少对话平台，以至于上情难以下达，下情也难以上达。进一步的问题是缺少缓冲机制，公众的意见无法相对集中并通过有效渠道与政府沟通，内部矛盾难以消化，以至于所有矛盾都直接在政府与高度分散的公众之间发生。而政府的能力毕竟有限，如果放弃对一些问题的管理，势必造成下层混乱，诱发异端组织体系的发展。如果试图直接处理各种问题并加强控制，则控制成本势必大幅度提高，进而则会加剧政府与公众的关系紧张。
由于多方面原因，目前政府行为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效率低下、趋利化以及大量腐败问题，这使得社会管理、整合更为艰难。从现实的情况看，社会管理和整合问题已经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无政府状态在很多领域都已经显现。
(三)公众价值观和行为存在过分混乱问题。
改革以来迅速形成的公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多元化，调动了公众的积极性，增强了社会的活力。问题是，这一变化是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发生的、是在对各种左的意识形态和行为全面否定、经济与社会活动组织方式迅速变革以及迅速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也是在利益分配矛盾日趋突出、社会控制全面弱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所以，其同时伴随的问题是公众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混乱。
虽然很难对公众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混乱进行界定和归纳，但从可观察到的现实看，各种明显有悖社会进步、不符合人类文明的意识和行为，如拜金主义、为富不仁、极端个人主义、封建迷信、暴力倾向和无政府主义、信用与秩序危机等等在目前相当普遍。健康、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行为方式则缺乏其应有的影响力。
公众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混乱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使微观社会生活陷入失范与无序状态，既影响公众生活，也全面提高了社会运行成本。如果长期持续，则有可能出现一种“制度锁定”状态：人们普遍对现实的状况不满，却又普遍遵从各种不合理的行为规则，致使有效的制度体系难以建设和发展，各种异端和反社会势力则可能乘虚而入，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动荡。有关问题在现实中已有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