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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研究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的论著较多,集中反映江南农业、商业、市镇、赋役和社会生活的论著尤为突出,显示了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圈中的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一、农业和手工业的研究
江南市场经济的发达与繁荣,与农业商品化程度高及丝棉业的发达有很大关系。学者们对农业经营的规模、收益及与之相关的赋税、水利和仓储等诸要素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
关于江南重赋的成因,学者历来有多种看法。范金民认为肯定存在重赋,并阐述其形成的具体原因、形态以及朝廷和地方政府为征收重赋采取的具体配套措施(《江南重赋原因探讨》,《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林金树也对政府为保证重赋的征收所做的努力进行了探讨(《简论明皇朝保护江南重赋区的若干重要政策》,《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关于棉花和蚕桑业的发展。何泉达分析了松江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土壤、光照),认为松江并不是一个良好的植棉区,其棉织业的发达是由于先进的技术加上外地棉花的输入(《明代松江地区棉产研究》,《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但侯杨方却认为上海地区宜棉,棉花产量在明清分别达到了75万担和100万担,种植面积可达到耕地面积的50%,棉布年产量不低于4000万匹(《明清上海地区棉花及棉布产量估计》,《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陈学文认为,杭嘉湖地区的蚕桑业的发展是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传统决定的,对于改变农业经营结构,扩大区域交流,推动专业市镇形成有很大作用(《明清杭嘉湖地区的蚕桑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邢铁认为元明以后丝织业重心南移的根本原因,是棉花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在北方的推广(《我国古代丝织业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二、市镇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