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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和封建时代每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是在打破旧的社会秩序、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完成的。中国殷周之际的《易经》早就记述了发生在秩序变动过渡状态中的历史。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把历史解释为合理的秩序，强调历史的发展应当纳入到秩序的轨道之中。他所主张的秩序是恢复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用“正名”的方式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无序现象变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状态，使历史回归到秩序的轨道。在我看来，孔子的思想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的倾向，他强调历史唯有在秩序中存在。
关 键 词：秩序 历史 历史变迁
围绕建立秩序而展开的斗争，是人类历史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历史的发展，是以新秩序战胜旧秩序为标志的。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文化所折射出来的历史变迁，都从不同的视角反映了体现在新旧秩序转换过渡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节奏。
一、历史的发展始源于建立新秩序
二、创建新秩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
西方的历史发展也经历了与中国社会大同小异的过程。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J.F.C富勒在其恢宏巨著《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考察了“三个地理性的集团”的战争，认为战争所造成的“政治性大事”是一系列帝国的产生。他认为，主要发生在地中海地区和西南亚的“那些从远古时代一直到李班多（Lepanto）之战为止的战争”，“最主要的政治性大事为罗马帝国的产生”；而李班多以后的主要发生在大西洋边缘的到“滑铁卢之战为止的战争”，“则为不列颠帝国的产生；“自一八一五年以后，因为工业、科学和运输的进步，战争才开始以整个世界为舞台了”，这个集团虽然“结果如何尚难逆料”，但“仍旧依照”“前例演变”“而发展成为另一种帝国主义的形式”。在当时的世界舞台上只剩下了美国和俄国两大战国，富勒说，“假使在明天若发生了冲突，而其中有一面获得了优势，那么下面的那一个帝国很可能是全球性的了”。可见思想的穿透力。历史发展的结局显然并没有超出思想家的预言，在美苏冷战对峙45年之后以苏联解体而告终，美国幸运地成为“获得了优势”的那一面，而成为富勒预言中的那个活跃在世界舞台的“全球性帝国”。
新秩序是历史走向新阶段发展的前提，建立新的秩序是当今世界新兴国家发展的前提。当今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一方面“地方性”日益消失在“世界性”之中。“任何一个地方的本地问题都联系着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任何一个地方的生活都联系着其他地方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的“世界”依然是一个“没有世界观”（no world-view）的“世界”――即没有世界眼光，没有属于世界整体的世界利益、世界制度和世界秩序。我们的时代，虽然个人的、地域的或民族的东西日益同整个世界发生联系，然而能够整合不同利益的“精神”、“制度”和“价值意义”上的世界并不存在。这种矛盾的现状，实质上暗示着一种能够给历史在其未来提供发展出路的新秩序的雏形。帝国秩序的局限性，本身蕴涵着克服这种局限性的方法。在赵汀阳先生看来，中国古代的“天下”理念“在思考或许可能的世界制度的问题上”，“天下模式至少在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的基本原则上具有哲学和伦理学的优势（virtue）”，在“反思世界性利益”方面“具有世界尺度”，是一个“冲突最小化”而“有利于保证世界文化知识生态”的模式。[9]然而，“天下”模式毕竟没有变成“中国古代帝国的实践”，直到今天仍然是“缺乏足够的实际条件”的“关于世界制度的初步理论准备”，这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10]显然，世界性利益不能仅仅是观念，而且必须是实际存在的利益。从观念到利益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弥合这条裂缝的条件显然得从“理念”以外的现实世界中去寻找。那末，未来新的国际秩序应当是什么呢？中国伟大战略家邓小平已经预言到在帝国之后，世界将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邓小平于1984年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1]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社会，乃是后帝国时代的国际秩序。虽然由于人类至今仍未彻底地消耗掉“帝国”这一旧时代馈赠予我们人类社会的遗产，使得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在现时代一个也没有解决，但是随着帝国秩序的瓦解，新秩序的建立世界历史才能真正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进程。
三、对秩序的主观把握是历史发展的观念向度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尊君的社会，自夏商迄明清，王权一直是社会的支配力量。君、家、国一体的君主专制政体使帝王成为国家的占有者和社会的主宰，由此产生了人们对君权的崇拜。这种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政治文化，一言以蔽之，即尊君。历史发展的这种状况已沉淀在丰富的精神文化和思想观念之中，观念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轨迹体现了历史主体运作历史的自觉意识的不断觉醒。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把历史解释为合理的秩序，强调历史的发展应当纳入到秩序的轨道之中。他所主张的秩序是恢复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用“正名”的方式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无序现象变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状态，使历史回归到秩序的轨道。在我看来，孔子的思想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的倾向，他强调历史唯有在秩序中存在。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2]显然，这是一种历史的价值观，强调了名实关系、名分地位、言行规范、制度准则等不同层面的秩序内涵与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这种历史的价值观还强调了历史的存在方式就是发挥稳定性的社会秩序对无序和混乱的整合作用，使偏离、违背或反历史的现状归于历史。在规范和秩序的整合中，让社会上各阶级、阶层依据一定的社会地位（名分）行事，从而让整个社会达到“天下有道”的历史境地。自孔子以来，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系统性、理论性、权威性、深层性地发展与积淀，为新秩序观的产生造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奴隶制文化给先秦改革家们的“阻抗值”。[13]思想家们是以批判旧秩序展望新秩序来重建新时代的历史的。龚自珍主张“逆”社会；洪秀全提出光明世界代替黑暗统治；章炳麟指出中国必须由封建社会转向资产阶级民主，必须批判神权、皇权和儒学；康有为提出建立无九界的“大同之世”，主张采用“托古改制”的访求来实现两种文明的新旧转换。
而在不同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其历史道路虽然在具体的演化形态上不同于中国社会，但在实质上确遵循着同样的原则和规律。历史发展都是以一系列秩序的变迁和转换所表现出来的。产生于希腊社会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急剧转变时代的荷马史诗，刻画了当时人们对时运多艰、荡析离居的希腊社会现实的深刻印象，揭示了作者最朦胧的以社会秩序激变为特征的历史转折观：历史有其社会秩序演变的特有节奏；历史的进步通过英雄们对正义（私有制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生与死的搏斗来实现。荷马史诗之后出现的赫西阿德的叙事诗，用现实、几乎是记录式的描写表达了一种社会秩序转变的思想。诗中叙述人类社会的金时代、银时代、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铁时代等不同的社会秩序。此外，希腊的悲剧也艺术地再现了历史与秩序的联系。古希腊一些重大的历史悲剧都是以历史重大转折与秩序变化为原型。如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复仇女神》反映了父权制代替母权制的秩序变化；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展现了希腊英雄时代社会秩序转变特征；《请愿妇女》描写了古希腊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提休斯改革。马克思从旧制度灭亡和新制度产生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历史悲剧意识中内涵着秩序变迁的历史发展寓意：“当旧制度还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ancien régime［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是悲剧性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正是通过悲剧性的秩序转变、悲剧式的牺牲，获取“凤凰涅槃”后的新生。赫拉克利特哲学是希腊历史进入文明后向古典时代转变时期的精神产儿，他是第一个用转折范畴构造“世界－秩序”（Kosmas）生成与发展的哲学家。中世纪教父哲学著名代表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上帝之城》中，他描述了在“光明”与“黑暗”两种秩序的斗争中所发生的历史转变过程。[14]他认为，历史是“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两种秩序的转变。[15]这种转变被他描绘为一种独特的历史进步过程。欧洲近代乌托邦文化思想家们把设计新秩序当作人类崇高理想对现实变革实践的诊断与建构。对于历史主体来说，社会变革不再是“适应”，而是超前建构，一种理性的设计。在圣西门看来，“人类精神进步的最高律则主宰着一切”寄寓着历史的进步。他不仅使我们瞥见了封建主义时代以及工业主义的新秩序，某些方面甚至瞥见了我们这个时代技术本位、计划性、管理性的社会。康德把创建新秩序视为人自身的事，视为人的理性创造。他认为，“大自然要使人类完完全全由其自己本身就创造出来超乎其动物生存的机械安排之上的一切东西，而且除了其自己本身不假手于本能并仅凭自己的理性所获得的幸福或美满之外，就不再分享任何其它的幸福或美满。”“人类并不是由本能所引导着的，或者是由天生的知识所哺育、所教诲着的；人类倒不如说是要由自己本身来创造一切的。”[16]人所创造的秩序或历史变革，由于受人性中“一切走向改善的秉赋和能量”的牵引，它显示了历史必然性的法则。
以上只是粗略地概要扫描了思想史上从主观上把握秩序，使历史的发展在观念中运作的一个向度。窥一斑可见全豹，人类历史进步同社会秩序有着密切的关联，历史的发展有赖于新秩序的建立。然而，新的社会秩序并不完全是被动产生的，人们在历史活动中也可以在自觉把握历史趋势的基础上，适应历史的发展而能动地构建适应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社会秩序。人类寻自己社会秩序的构建也是历史转折发展的观念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