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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之后，我们紧接着就投身到胡耀邦主持的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中去了。地址还是在南长街81号中央警卫局大楼5楼。起草组成员除了原先的林涧青、龚育之、郑必坚、王愈明和我之外，又新增加了于光远（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吴象（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林子力（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理论组组长）、贾春峰（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吴稼祥（中办办公室干部）、罗建平（中办办公室干部）、陈久松（中办印刷厂厂长）。下面就来谈谈我知道的胡耀邦主持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情况。
胡耀邦：要起草一个好报告
1986年10月3日，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谈十三大报告的起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薄一波、万里、姚依林、温家宝、钱李仁（人民日报社社长）、袁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及起草组的同志。
胡耀邦说：精神文明决议，英国、日本、中国香港方面普遍反映很好。决议实际上澄清了几年来意识形态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精神文明决议搞了9个半月，几乎破产。经验有两条：一是不动摇，坚决搞；二是走群众路线。外部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对内部讲时该摊牌就摊牌。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有理走遍天下。不好的经验是，开头一段时间通气不够，走群众路线不够，总想搞得好好的再拿出来。主席讲过不要老是浓妆艳抹才出来。要吸取这个教训，早通点气。
胡耀邦说：难度很大。有些问题还看不很清楚，包括理论和实践。有些目标和政策已经有了，不要重复。报告的题目就叫《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经过了近20年，现在搞了9年，为什么社会主义只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30多年的经验总结，讲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一，还是讲讲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写透。毛主席在延安要求学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解决中国的问题，现在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建设社会主义的答案，从中央文件上寻找规范行动的东西，有，我就办，没有，我就不办。这次就发生“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为什么不提的问题。这都可归纳为经验式、教条式的思想方法。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心领神会，解决我们的问题，而是这个政策有根据没有，从马克思主义中找规定性，这都是教条式的思想方法。如不从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解决，以后争论还会没完没了。这次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第二，可以讲讲马、恩的某些猜想，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00年后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弄不清楚。物质极大丰富要有，这也是个猜想嘛。改革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要不断自我完善。
胡耀邦设想在5个问题上阐发一下，一是认识论，二是改革，三是外交，四是党内生活，五是终身制。他强调，民主、法制、文明，首先是把党的生活搞好。党组织的每个细胞都要有造血功能，这个问题要讲透。围绕废除终身制，确立新老交替制度，要讲点有声有色的话。党的十二大报告鼓动性强，这次报告在理论上、思想上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既是论纲性的，又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做依据，要把问题说透。
万里说：文化、政治民主化进入了新时期。现在整个是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估计不足。自觉的、民主的、平等的现代人，农民成了商品生产者，自主了，马上就聪明了。首先是发达地区民主意识发展了，没有民主就没有富裕、文明。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都尊重民主，尊重自我，尊重公共利益，不就社会主义了？根本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劣根性。假大空也是封建主义遗毒。“至圣先师”，总要找出哪个人当皇帝、哪本书做圣经，缺乏的是民主、独立思考、维护公共权利。我们的文化、制度对勤奋是制约，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开创了历史，真正实现了现代的大转折。十三大报告要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基础上加以发展，唱本连台戏。富裕不等于文明。社会主义不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算什么社会主义！要向国家民主化迈进，向高度民主、文明迈进。六中全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重要的东西，敢于打破框框。
会上，薄一波、姚依林、温家宝、于光远等也发表了意见。
10月10日，胡耀邦主持召开十三大报告起草组第二次会议。
袁木首先发言，表示赞成十三大报告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建议以《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题。
胡耀邦说，我们事业的发展需要社会科学提供更多的成果，当前中心环节是要进一步端正并推动好的学风。为此必须明确几个问题：一、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二、纠正轻视实际，不接触实际、国情、现实的状况，躲着走，不重视材料，不是周密地占有材料。三、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要有个正确的政策。随便搞大批判开路、批斗，历来不成功。文革不用说了，在延安，延安以前，这么搞也不成功。批判周扬、王若水恐怕是最后一战。当时要发文件，说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网，想搞个比胡风集团还大的反党集团，我把它压住了。我说，不能给周扬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说他是“自由化的灵魂”，是自由化在党内的代表，巴金是党外的代表。几十年来就是这个样子，好像不搞斗争就没有思想政治工作了。不采取讨论的方法，还要动乱。
胡耀邦表示赞成《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个题目。他强调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阐发一下，很多政策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会上，郑必坚转达了赵紫阳、万里、姚依林、方毅、薄一波、胡启立、余秋里的意见。钱李仁、于光远发了言。
在理论方面的座谈会上，吴江（政治理论家）说：社会主义各国碰到的问题，都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处理不好。我认为我国是共产主义的预备阶段，是个预科，时间相当长。这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于光远说：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从来都是最重要的问题。挑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时候了，要把初级阶段的特征搞清楚。各种经济成分，贫富差别，这是初级阶段的特征。有点剥削没有什么了不起，忍受一点剥削，换取社会更大进步，不要再搞什么“一大二公”。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说：社会主义在世界处于危机当中。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到底是什么？要回答社会主义优越性为什么在这么多国家都不能发挥，是不是制度上、理论上都有些问题？我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再认识、再思考。于光远说：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各种干扰很多，各式各样的原因造成的不痛快。胡绩伟说：机关的积极性为什么发挥不出来？就是心有余悸。整人，一研究问题就说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很多话不能讲？书不让出？怕得很。自认为最革命的人是最害怕的人，神经衰弱。说新闻自由就是想登什么就登什么，谁会这样做呢？还有法律嘛！对高度民主做点研究，像精神文明决议一样，很有必要。赵复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改革中党的地位作用、当代世界的特征等。刘国光（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说：现在经济问题上突破了传统模式的束缚，实际上比过去批判的修正主义走得更远。商品经济、多种经济成分，都突破了传统的理解，是对初级阶段认识的深化。要澄清：改革不是搞资本主义，也要防止中外人士献策引向资本主义。黎澍（历史学家）说：理论讨论要开放。过去只有一个声音，不许讨论，对刺眼的地方抓住不放。希望宽松能够贯彻下去，不要半途收回去。我多年讲政治问题可以讨论。与会的李锐、蒋光化、范荣康、李慎之等也发了言。
在经济方面的座谈会上，杜润生（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说：希望中央肯定农业改革。一是承认农民的个人财产，二是承认包括工业在内的多种经营，三是农村不仅应有产品市场，而且要有要素市场。这三件事都与传统做法不同，要求十三大明确加以肯定。袁宝华（国家经委副主任）说：改革，农业好点，城市刚开头，走一步退一步或退半步。一、工业方面要提高效率，这是个大问题。归根到底是职工素质，除了思想政治教育，还有分配问题，还要进行技术改造。二、增强企业活力的问题远没有解决。“责任大、权力小、婆婆多、负担重”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三、为改革创造宽松环境，使总供给超过总需求。蒋一苇（经济学家、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说：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关系，不能“放开猴子，捆住老虎”。二是企业与职工的关系，越现代化，越要求劳动者的主动性，现在停留在用定额管住工人，还没形成体系来发挥工人的主人翁积极性。经济改革的实质是经济民主，要建立劳动者民主制，进而搞行业民主制，再进而搞经济联合会。林乎加（农牧渔业部顾问）说：大家认为改得好，但又认为是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发展有它的共性，也有特性，但共性多。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都应继承，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拿过来，给改革以理论武装，解放思想。
会上，房维中、杨波、刘毅、高尚全、陈俊生、赵东宛等还就企业的智力开发、科技进步、经营管理、厂长负责制、政府机构改革、计划与市场、宏观与微观、改革与发展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胡耀邦：提纲内容庞杂、老话太多，报告总体结构应分3个部分
11月11日，胡耀邦在勤政殿召开会议，讨论起草组提出的十三大报告提纲。出席会议的有胡启立、温家宝以及起草组同志。胡耀邦对这个提纲不满意，觉得不够理想。主要问题，一是庞杂，效果不好；二是老话太多，读起来没有新鲜感；三是按这框架写出来可能太沉闷。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事情还没到这一步，许多问题看不清楚，写过多的纲领性、规定性的东西不行，搞得不好，就变成了主观随意性。所以，内容不能太庞杂，语言不能太陈旧，从头至尾不能太沉闷。
接着他讲了邓小平与日本首相中曾根的谈话要点。邓小平谈到政治改革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保证党和国家的活力，同领导层年轻化和素质好坏有密切关系。邓小平强调领导干部年轻化，十三大要进一步，十四大、十五大要更进一步，要选拔一批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效率。邓小平强调说，党领导一切，不要包办一切。搞成一部机器，一个合唱队，各干各的不行。苏联模式不能搞，但也不能落到西方模式，这两个模式都不能搞，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的积极性，权力下放。
要讲讲我们所处的情况，搞好这5年有什么意义，围绕着什么目标走，抓几件什么事，为完成这些事，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国际环境与和平外交。这部分要有起伏，又不要写杂。第三部分讲改善党的领导，抓住三四个环节。我们还是要靠党的领导，国家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领导、党的组织。回顾党几十年来同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系，没有哪一个党能像我们党这样把国家搞得这样好。孙中山伟大，没完成这个事业。我们党牺牲了多少人，不管犯了多少错误，没有党不行。要从历史讲。现在讲党的怪话太多了，我心里很不舒畅，又不能压服，要说服。
胡耀邦在谈到改善党的领导时说，一是党不要代理、包办一切，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二是要坚决废除终身制，实行新老交替，讲一大批老革命家带头退下来的意义。十三大报告里没有反映怎么行？年轻人上来的意义要讲充分，要回答：事业会不会停止，政策会不会夭折？三是讲党内民主生活，党组织要有造血功能，增强免疫力，每个党组织每个细胞都要自我完善，发挥模范作用，克服不正之风。重申什么，做到什么。四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医治我们的毛病，现成的药方找不到，要充分地讲一篇话。
胡耀邦说，他要尽快找小平同志一次，把十三大报告的主要意思谈谈。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下台。我们起草的这份十三大报告也就没有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