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我是1968届高中学生，就读于江苏吴县中学，文革初期和千千万万红卫兵一样，经历了“四大”、批老师、斗校长、“破四旧”、大串联等一系列运动。1967年四五月间，由于与新生的苏州市革命委员会产生重大分歧，形成了苏州市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即
我是1968届高中学生，就读于江苏吴县中学，文革初期和千千万万红卫兵一样，经历了“四大”、批老师、斗校长、“破四旧”、大串联等一系列运动。1967年四五月间，由于与新生的苏州市革命委员会产生重大分歧，形成了苏州市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即“支”派，和苏州市工学运动革命串联会（简称“串联会”）即“踢”派。我所在的吴县中学“红总司”属于“踢”派。到六七月份，小范围的冲冲打打开始了，但还只限在冷兵器，最典型的武器是洋镐柄和“古巴刀”（出口古巴的大砍刀，收割甘蔗用的，长约80厘米）。每天街头大卡车呼啸而过，攀在车门外两侧的两个人手持的必然是“古巴刀”，甚是威风。卡车上齐整站立着头戴藤条帽、身穿黑老纱、手持洋镐柄的斗士，冲向不知名的战场。
迂回
当时整个苏州地区的基本态势是：“踢”派占据了六城门内的苏州城，“支”派被逐出苏州城，占据了城郊及周边乡镇，对苏州呈包围之势。由于市区“支”派的到来，吴县、吴江、昆山、常熟等地的“踢”派势力骤降，只得纷纷撤退，向苏州城内靠拢。我就读的吴县中学，位于苏州西北十余里的浒墅关。在这种情势下，主导全县学生运动的吴县中学“红总司”也只能组织全县“踢”派学生大撤退。
这次苏州地区“踢”派安全大撤退，并最终顺利进驻苏州，苏州地区的“苏三司”功不可没。如果一厂一校一镇等“踢”派向苏州靠拢，必然遭到层层拦截，损失伤亡将十分惨重，而上海当时是“踢”派最可靠的大后方，上海“工总司”是支持“踢”派的。自此，“苏三司”头头王某等名噪一时，其旗下全部由复员军人组成的“八一”战斗队更是名声大震。
初战
拔除苏州城内最后一个“支”派据点江苏师院，是我参加的最危险、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战斗。该校位于苏州城东葑门相门中间地段，紧临护城河，时值8月中旬，当天下午我们头戴藤条帽，身穿背带工装武斗服，没有枪，埋伏在该校葑门一侧围墙外，任务是抓俘虏。突然护城河对岸高楼上一串串重机枪子弹向我们射来，“嗒嗒嗒”，“嗒嗒嗒”，极专业老练的点射，间隔两秒钟一次，我们遇到高手了。骄阳下、白墙边、黑老纱、白藤帽，再好不过的射击目标了。市郊大片菜农地里的长豇豆棚、黄瓜架成了我们救命点，不料子弹还是追踪而至，菜叶、泥土是切切实实溅到了我头上、身上。我猛然醒悟，白藤帽目标太明显了，我大喊一声：“帽子摘掉！”大家纷纷照办，果然，子弹不再飞来，同时，我方阵地机枪也响了，火力掩护压制了对方，我们逃过一劫。这场战斗，据点是拔除了，但在我们的队伍中死了一个学生。他是扛着一箱子弹冲过小河，一条小木船连接两岸，刚冲上小船，被重机枪击中颈部，当即倒下。让我们记住他吧：缪亚伟，浒墅关民办中学初二学生，时年16岁。
苏州战斗冲在第一线的是各大厂矿的工人，在这支队伍中有很多退伍军人，他们经历过朝鲜战争、解放一江山岛战斗、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炮击金门等实战，当时他们大部分30岁到40岁上下，经验、体力都正当年。带领我们据守南门人民桥的一批退伍老兵中有3个人，绰号分别为“大癞”“二癞”“三癞”，我在跟随他们据守人民桥的几十个日日夜夜多次听他们讲述亲历的战争场景，这些讲述往往自豪带着吹嘘，但我是绝对肃然起敬的，我的军旅情结就是从这一刻萌发的，后来，我也入伍当兵成为一名军人。 厮杀
说到武斗真正和对方面对面厮杀的场面，我只经历过一次，但正是这一次令我终生难忘。那是1967年9月上旬，苏州军管会“八二四”公告，“九五”命令已颁布实施，枪支基本上已收缴，武斗稍趋平缓，两派只是高音喇叭互相对骂。一天下午两三点钟，一伙“支”派二三十人，手持棍棒从桥南堍冲向桥中央我方沙包阵地挑衅，我方马上组织三十余人冲出反击，我手持洋镐柄冲在前面，借桥面居高临下顺势挥舞冲击，仅一个回合，对方就逃回桥南堍向东拐入南门外大街。我们追得来劲，冲进对方街区四五十米，突然，从大街两侧民房内冲出上百人，前面逃的又反身杀回，对我们形成合围之势。“我们中计了！”队伍顿时大乱，只见“大癞”挥手一指桥堍方向大喝一声“冲啊”，我紧跟在“二癞”身后，和“红总司”十余人互相掩护从原路突围，好在接应的几十人从桥上冲来，我们成功突围。有七八个人挂了彩，我背上挨了一棍子，但我的洋镐柄也让对方三四个人挂了彩。回到沙包阵地，“二癞”对我头上利索地拍了一下，分明是对我的认可，我却对他报以一阵傻笑。战事还没完，另外冲入对方街区的十余人未能原路冲回来，他们从房子间隙和小巷冲向护城河游水逃回北岸，对方游泳好手在后面追。不料一支拖轮船队由东向西驶来，挡住了逃生者的去路，游在最后面的一个战友被对方抓住，被生生拖回南岸，我无能为力，顿时泪流满面。一天后两派的《红苏州报》大打口水仗。我方报道称革命小将经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终被杀害，以通栏大号黑体字冠以革命烈士称号。让我们记住他吧：龙华，粮店学徒工，时年18岁。
停战
在苏州市军管会的组织下，双方头头集中到苏州驻军的玄母山谈判，再次对“权”和“利”在争论中重新分配，历时半年的苏州武斗悄然收场，没有一个确切的终止时段。不过我们“红总司”及旗下的各战斗队，还是整队集合几百人的队伍，打着横幅喊着口号，在浒墅关“踢”派的组织欢迎下，算是打回了老家。紧接着在上塘、下塘举行了全镇示威大游行。为安全着想，在母亲的关照下，我去了镇江老家叔叔家里住了整整两个月，到1968年1月初才回来，可见当年父母的良苦用心。
我必须坦言，在参与苏州武斗的经历中做过的事：我藏过一把刀。那是一把“三八”式步枪上的刺刀，并配有刀鞘，长约50厘米，是吴县人武部“明抢暗送”的。苏州市军管令的“九五”命令最后重申收缴武器，但我还是壮着胆子，躲过所有人的目光私藏下来。当时我们住在苏州市工人文化宫，在武斗结束后将其顺利带回了家中，心想着这是有纪念意义的，我父亲像躲瘟疫一样严令我交出去。我不肯，又藏了起来。后来在我下乡插队时我哥趁天黑将其扔到大运河里去了。
再要坦言的一件事和枪有关。武斗中我喜欢玩枪，为此没少挨“三癞”的头皮，而我第一次实弹射击，恰恰是“三癞”手把手教的。记得当天在工人文化宫南侧围墙外一片乱坟岗，我和同学天白、新宝等随“三癞”一起学打枪，因为只有他们才够格有枪。“三癞”极规范地示范一遍后，我把“三八”式步枪架在一棵杨树的枝杈上，朝东农田方向哆哆嗦嗦打了一枪，挨了“三癞”一记头皮，显然不合乎要求。后来，开枪成瘾，一发不可收。据守南门人民桥的日子里，只要有机会我常常对着斜对面西南方向苏纶纱厂高大厂房、露天阳台打枪，一枪过去，水泥墙上冒出一缕白烟，又一枪过去窗玻璃四散迸飞。3年后当兵，新兵第一次考核实弹射击，“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更好使了，我3发30环，连长把我上下打量了两遍，操着广西国语连说两个“好”，我腰板挺得笔直，接受到当胸一拳的奖励，几乎和当年“二癞”一个模式。此时我心中在暗暗感谢南门人民桥的日子。
反思
最大的惭愧是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父母亲。浒墅关离苏州仅9公里，武斗的那些日子，苏州城里城外枪声大作，特别到夜里更加清晰可闻。第二天坊间便会传出苏州夜里又打死了多少多少人，母亲天天心惊肉跳惶惶不安，叫老大、老三先后来看望我，劝返不成。她终于受不了焦虑的折磨，和我同学天白的母亲坐小火轮到苏州金门，再坐三轮车四下打听找到了“乐乡饭店”。先是看到了天白，他母亲自然一块石头落地。母亲问天白：“我家大块头（我乳名）呢？”偏偏天白打了个“磕巴”：“啊，大块头，大块头……好像刚刚在这里的……”他这“磕巴”不要紧，母亲只觉得眼前一黑，脚一软，幸亏有天白母亲扶着才没倒下。这时我也赶到了，印象中爽朗大气的母亲，我第一次看到她眼睛中闪着泪花，好似大病初愈似的，轻轻吐出几个字：“大块头，回家吧。”我的第一反应是哪能在大庭广众面前当逃兵，无知的我竟对母亲一阵呵斥，显得自己多么不怕死，多么听毛主席的话。母亲几乎是被我生生赶走的，连一口水也没喝！ 母亲晚年，我蒙幸常常陪伴她。东说阳山西说海，她会极认真地和我探讨。歌里边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她会当真的一样，正色问我到底谁亲，我一个字一个字轻轻地在她耳畔说：天下爹爹姆妈最亲！母亲欣慰地猛吸一口烟长舒一气回答我3个字：“小赤佬！”我家6兄妹中母亲无疑是最喜欢我，那年，我也50多岁了，母亲用带着镇江口音的苏州话深情地对我讲：“大块头，你个小赤佬，你阿晓得，武斗咯年，我哭干了多少眼泪。”我联想当年乐乡饭店对母亲呵斥的一幕，禁不住像小孩一样一头栽进母亲的怀抱泣不成声。
我毕竟在武斗中活了下来。但是，在苏州、在全国，有多少个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儿子，有多少个家庭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溯源
苏州武斗已过去48年了，很少有人愿意梳理，到底什么原因引发苏州历时大半年，涉众数十万，死伤上千人的大规模武斗？我集中剖析3个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毛泽东提出的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介入文化大革命。“三支”是支工、支农、支左，“两军”是军管、军训。应该说，文革局面混乱，工农业生产不能正常进行，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起了很大的维持作用，但是支左这个重大举措，实在是个天大的失策。就苏州而言，事实上，“支”“踢”两大派都得到了解放军的支持，都被认定为左派。支持“支”派的是27军驻苏州的79师，当时部队番号是苏州老少皆知的6307部队；支持“踢”派的是空4军及硕放机场空军，也是苏州老少皆知的“蓝裤子”及江苏省军区、苏州军分区武装部。由于两派都得到了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子弟兵的支持，双方都得到轻重机枪在内的真枪实弹。明抢暗送，解放军支左支到把枪支也献出来了，直接导致了武斗的升级。
第三，面对新生的“苏州市革命委员会”产生的支持和反对的“支”“踢”两大派为“权”和“利”争斗所致。文革把人性中的“恶”推上了极端，特别是到了夺权的阶段。1967年3月苏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全市从上到下各级权力机构，全部“三结合”改朝换代产生了新的“权”和“利”，一起造反的弟兄在权力和利益再分配面前，内心世界暴露无遗。必须强调的是，成千上万参与派别争斗、武斗的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在“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口号下纯粹是盲从，而惨死于刀枪棍棒之下的首先是他们。
盘点
在此，我用沉重严酷的事实和触目惊心的数字向读者做一个全景式的交代：“支”派得到27军79师的支持，“踢”派得到空4军15师和苏州军分区的支持。两派头头在文革前可以称得上好工人、好干部、好教师、好学生，在文革中官至中央委员，省、市、县革委会领导。最后结局不外乎3种情况：一是被作为刑事犯判刑，甚至有一人被判死刑；二是作为“四人帮”在苏州的“爪牙”“代理人”被判刑入狱，最重者长达18年；三是被定为“三种人”而被抓扣、审查、刑讯，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终了余生。
今天，伟人说了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达成了依宪执政、依法治国的广泛共识，这是共和国成立66年最大的进步。但是历史不可忘却，如若不然，就对后代欠了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