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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在贵州省贵筑县白云区蹲点,培养贵州省第一个互助组――赵树华互助组,以及以其为基础的尖山初级合作社,现以点滴方式记之。
初到白云区便被当“主任”
1951年4月初或3月底,我们正在桐梓县参加五大任务的3个同志得到通知:返贵阳参加贵州省青工会。会后,组织上对我说:省委工作团已在白云区搞完土改。省委决定在那里探索土改后农村的路子。
当我到达白云区时,省委工作团并未全部撤走。区委书记便是由工作团的县级干部李士林兼任,工作团员也还有二三十个留在农村!当时的区政府和区委在白云寺,我在那里见到了团省工委留下的邓大勇,同时也见到了工作团确定留下作团区委书记的陈光明。他曾是省政府秘书长张述臣在冀鲁豫时的秘书或警卫员。和邓、陈研究后,决定在程官和麻堡之间选一个点。并要我先去程官看看。程官村离白云寺大约5华里左右。工作团已确定调走还未走的秦宏恩陪我去。土改前后他一直在程官工作,人熟地熟。那时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极高,听说村里新来了一个干部,便“一窝蜂”似地涌到我暂住的房间。老中青都有,以青年人和娃娃最多。奇怪的是他们异口同声地都叫我“主任”,问清姓名后,称为“龙主任”。怎么解释都不行,反过来劝我“不要客气!”称老秦亦然。后来我问老秦是怎么回事?他才揭开这个谜,原来程官行政村下辖程官寨、尖山寨还有丝航和摆龙等自然村寨,相当于国民党时期的“联保”,管这个“联保”的干部自然是“联保主任”了!原来如此!想不到一进程官就被封为“联保主任”了,我心里觉得哭笑不得。
到麻堡去
第二天我从程官回区委。刚走到鸡场街头往白云寺的转弯处,便碰上陈光明。他是工作团已确定留区里担任团区委书记的人。我们互相握手后,便一同往白云寺走。他告诉我,他们(大概指邓大勇吧)后来又研究过,认为麻堡在土改中是团省工委的重点,工作基础较好,已向李书记(李士林)汇报过,还是去麻堡吧!后来我们3人又扯了一些去麻堡的事。决定住在麻堡王家院杨绍先家,杨是土改根子,如今的麻堡乡行政村村支书。临走时,陈给了我一支自用手枪,说那里离区委20多里,防身用吧!我接受了。记得是邓大勇他俩送我去的。
杨绍先两口分了一个套间,他们住里屋,外屋临时给我安了一张床,不是真床,而是长桌一类家具,它较高,记得坐在“床沿”我的脚踏不到地,只好每晚用一条板凳。那时杨绍先可谓“四喜临门”:分得田土和房子、结婚(其妻原为地主家丫头)、第一批入党、当了村支书。有一种翻身农民常有的自豪感溢于言表。小两口一天到晚像是有说不完的话,乃至吃饭时也互相动脚动手。就在那一段时间,有天下午我从村里回来。见杨绍先背起背包正和区委副书记王广修要走。说是公安部门选中了他,我问:“舍得不?”他向我做了个无奈的鬼脸:“一切行动听指挥!”一去就是十多年,一直到困难时期大下放才回来,仍然当支书,直到退休。
地委书记二下白云
那天正下着初春细雨,道路泥泞,但代表们还是来了,而且来得很整齐。正要宣布开会之际,突然来了4个不速之客。仔细一看,为首的竟然是常颂,其余两个干部张梦迎和刘柯,还有一个司机。他们是将吉普车停在鸡场,踏着泥泞走5华里路来的。我们事先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毫无思想或物质准备。这样的事当时习以为常,并不太惊讶。但怎么接待呢?几个人商量,由叶慎真和我去请常颂先在会上讲话,由刘登亮、李志强等赶快准备住处。但常颂坚决不讲,他说:“毛主席教导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现在刚到,去讲什么?讲也可以,成了“传声筒”,没有自己的语言,你们按计划开吧,我们先带耳朵后讲。常颂是河南人,30岁,是我省地市委书记中的排头兵,内部消息,他很快要当省委副书记(后来真的当了省委副书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他大有此遗风。为人坦荡,直率,不摆架子。前一次带领县、乡、组干部来白云时,经过几天调查,他讲话我听了有点尖酸刻薄。比如谈到工作组时,他坦然地说:“你们是省委派来的,我们欢迎和支持。但是请你们不要忘记自己大机关小干部的身份,要认真听贫雇农的意见,用党的政策引导他们,不要颐指气使!”听了也许不舒服,但是真理啊!
当天晚上的安排是:工作组所占最大的是右厢房,平时由刘、李、鲍贵华、李天伦等居住。后来尖山成立了油榨房,集体活动都在那里,鲍贵华便搬过去了。现仍有四人居住,而且是工作组开会,接客的地方。冬天烧一炉煤火,也是谈天休息的地方。可算最好的一个房间,缺点是紧靠后门,便有一个厕所,不时传来臭味。那几天刘登亮他们临时到另一间打通铺,把它腾出来给常颂他们。我和赵庆儒住隔壁不变。吃饭呢?没有招待首长的准备,也没有这种习惯。就是和大家一起,在老杨公家吃小豆酸菜汤。常颂站着和我们一起吃,而且吃得很香。
第二天工作组向地委的三个同志作了详细汇报。随常颂来的张梦迎、刘柯都是搞研究的,对很多事问得很细。晚上我陪常颂到程官初建合作社,即原来的陈少先互助组去。张、刘二人则去了另外的两个初建社。陈少先家住程官寨中部,正是开会的好地点。我们到达时,已经有十多个农民先到了。他们见到一高大个子陌生干部来了,都站起来让座。我照例没介绍常颂的身份,只说地委来的同志,想听听大家的意见。陈少先见我没介绍常的身份,也不好主动介绍。但他却站起来拿出一个瓷碗倒了半碗煮好的浓茶,毕恭毕敬地放在常的面前。常颂则坐在农民们让出的一个位子上,亲热地和左右的农民交谈。会议开始后,他便掏出一个小本子在煤油灯下认真作记录,有时插问。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去了急于建社的彭发义和白少安互助组。白天他们几人关门凑材料或找一些未曾入社的农民交谈。这样大约过了四五天,调查完毕,宣布第二天上午和工作组全体同志座谈、总结。常颂并没有忘记还有一个贵筑县委副书记赵庆儒在那里,便在头晚上直接向他布置:座谈会由他第一个发言。这下可急坏了赵,他准备了一个晚上,大概是许多事,如农民入社的自觉程度等没有把握,在认识上自相矛盾。终究没有谈出个所以然来,最后还是常颂主谈了。他谈的尽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精神,甚至还引用了一句列宁的话,但用的是自己的语言。大体的意思是:控制住现在猛增的建社潮,办好现有合作社,使之大大增产。就是对互助合作最有力的宣传。他还说:要正确估量现在农民建社的积极性。实际吼得最凶的是党团员和少数农民积极分子。多数农民在观望,有相当一部分内心坚决反对。那就让他在那一小块土地上看一看,想一想吧。我们不要被假象蒙蔽,躺在炕上说大话!后来他们写了《白云乡三个合作社的调查》在新黔日报显著位置发表,对我们的指导意义很大。 机遇与奇缘
首先是1950年冬天在沙子哨张家马店召开了全区农代会。我记得连干部共四五百人,马店虽打扫得很干净,但仍不断发出粪味。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代表们认真负责地选出了全区三个模范互助组。当时白云区是贵州省第一个土改区,而贵州省又是农业大省。白云区第一名,也就是省里第一名,理所当然受到省委重视。曾专门派出两个干部(均为工作团调研室)住在赵树华和刘汉清两个互助组。地委书记常颂和县委书记王枫也曾分别带领县、区、乡以及互助合作干部到白云调查。媒体也不断有记者前往,已经响亮地提出:“向赵树华老大哥学习,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口号。而我们呢?团省工委自然是紧跟的了。团的干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先是中心工作干部,其次才是团的干部。邓大勇已调走,团省工委派了胡一民为领导,胡后来曾任省广电局副局长,又增加了王心哲、杨恒朴等人。在麻堡办了一期青年互助合作训练班。然后分两个点:胡一民、王心哲、杨恒朴等去程官和省委同志一起抓赵树华组;我、鲍贵华和省委调研室刘武媚去阳关,抓刘汉清互助组,这样的体制大约维持了3个多月。直到夏天回机关参加整风和交待关系,到了秋天才又返回白云,胡一民没有再回去,明确由我负责。工作组在4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女同志。工作组住小庙侧房,正房为村小学。
离开近两年后的程官有许多变化,首先是不再称干部为“主任”了,都以“同志”相称。我们则称他们X叔或X大伯等。如我们吃饭的那家主人姓杨,大家便叫他“老杨公”。彼此显得亲切融洽。就我个人来说:碰上了一些开心的事,首先是干部最初定级时,分为八等五级。我第一次定为七等四级,是区级干部了。这不仅因为大学生稀罕,主要因为“一二一”后连年参加学生运动,解放前加入地下组织,并在大学自治会任过宣传总干事,这些都是基础。再加上几年来个人表现,遂成了同辈中屈指可数者。那时因工作团主要领导调走,根据干部条件改为区工委。王广修任书记,外称“指导员”。1953年下半年我正式当了区工委委员。次年(1954年),省委决定贵筑县委互助合作重点,调团省委(此时也开过团代会)青农部长去作县委副书记。团省委紧跟,遂明确我为团县委副书记,仍为团省委干部。二十刚出头的人呀!望前途一片光明,精神为之振奋。这种事,看起来似偶然,实则是必然基础上的偶然,普通称为机遇。
那一两年间,生活还是有意思的。每逢赶场天,工作组便在鸡场开碰头会,杨恒朴住在那里。他负责筹备中饭,这样的会,乡干部有时也参加。那就开得很晚了。如果碰上工作组开完会时还早,场还没散。便买上几斤肉一些菜,回去交给老杨奶,打一次牙祭。如果工作组的会开晚了场已经散,干脆就在那家唯一的小馆子或由常住街上的杨恒朴张罗,吃了晚饭再回程官。我们中的多数人必须回去,只有那里才有我们的床位。碰到这时,便三三两两相约在一起,踏着月光,在山野里走上五里路。边走边侃,其乐无穷。县里开会无论大小,只要是有关互助合作的,都要工作组参加。有时一人参加。有时我和叶慎真都去。有一次我们两人都去参加会议,那一班车去花溪的人很多,只买到后面的位子。过一会儿,前面上来了几个贵大的人,有陈明敏(贵阳市民主人士,副市长的儿子,已故)在内。叶慎真低声告诉我:“陈明敏上来了,你只装没看见,不要理他!”后来汽车在中曹司休息,大家都下了车,不理也得理了。我却始终不明白,她叫我不理,是什么意思?若干年后,读到另外一个同志写的回忆文章,在那一段时间,陈明敏追的是另外一个人,难道是一年一换?1954年后我兼任团县委副书记,一个人来往的时间就更多了。有一次,叶慎真写了一篇有关赵树华互助组的文章,在省级党刊《贵州工作》上发表了,得到一笔稿费。她遂邀请了四五个好朋友去吃“冠生园”,工作组的记得只有我在被邀之列。说明她对我已另眼相看!“冠生园”当时是贵阳市的一流酒店,但是广味,对我们来说都是“土包子”。幸好有曾纪芦这个广人在内,一切点菜均由他负责。大家饱餐一顿,也算开了一次口福。有一次到县里开会,遇到省农工部副部长张军置,他问我叶的表现如何?准备发展她入党。因而对叶的政治也无任何怀疑了。
就这样相处了几年,互相之间自然地产生了感情:男女之情。是谁主动的?追溯已无必要,是互动吧!
1954年底我调回机关,成为贵州青年报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遂商定并经组织批准于1955年元旦结婚。婚后60年的人生旅程中,我们同甘共苦。我在外面奔波,她在家主持家务,带大4个孩子。我家乡有一句俗话:“家有贤妻,男儿不遭混事。”正因为有她这个贤妻顶着,我才与一些可能产生的“混事”无关,得以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