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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7日，经市政府批准，“北平市改进粪便事务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市卫生局局长任主席，委员由市政府、社会、公安、卫生等局官员9～11人，粪业代表7～9人共同组成，工作主旨为“谋本市粪便事务之整理”。一批大粪商在政府的拉拢下，作为粪夫代表，登堂入室，侧身于管理机关，与当局开展“合作”，新的粪业管理体制开始确立。当年8月1日，改进粪便事务委员会下面又设立了一个“处理粪便事务所”，作为粪业改革的具体执行机构。而北平市粪夫职业工会理事长、著名大粪商于德顺（外号“于大肚子”），摇身一变，穿上“官衣儿”，当了处理粪便事务所主任。另一大粪商孙兴贵，也当上了事务所副主任。政府强势坐镇，大粪商前线出马，新体制开始运行，改革措施陆续出台。
处理粪便事务所成立伊始，首要工作就是“确权”，对粪道公厕进行登记和收费。根据市政府公布的《粪道公厕登记收费规则》规定：全市“粪商所有之收粪地段（粪道）及自行出资承办之公厕”，均须向处理粪便事务所呈报登记。登记时，依照其粪道、公厕全部价值，由呈报人按6%缴纳登记费。粪道、公厕完成登记后，再按其估价，每月缴纳0.5%的粪便事务改善费，专作改建公厕、添制粪具号衣及救济贫苦粪夫之用。登记缴费后，粪商、粪夫即可取得官方承认的粪道厕所产权和经营权。
为了鼓励粪夫前来登记，当局提供了不少便利和优惠。对于完成登记的粪商、粪夫，处理粪便事务所向每人发放制服“号衣”一件（式如背心，蓝色，印有号码），作为登记合格的标志。同时改善他们的运粪工具，向登记粪夫发放新式粪车、粪桶（粪箱），无偿使用。新工具为铁质或木质，粪桶外涂油漆，密封严密，较粪夫原用的荆条粪筐，卫生条件大为改善。新式粪车为双轮木箱粪车，一车能装1000多斤粪，运量加大又便于运输，而且可以不受之前政府规定之粪车通行路线的限制，能畅行市内大部分街道。这些举措，对于粪夫的工作应该说是很有利的。当然，这是“恩威并用”，当局也表示对于逾期不登记的粪夫，将予以处罚。
然而，这种威胁非但未能奏效，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部分粪夫与市政当局、特别是处理粪便事务所之间的矛盾。当时，已经登记的粪夫，从卫生局领取新式粪具，可以不受通行时间的限定。而那些没登记的粪夫，则受到当局更为严厉的管制，甚至有人因此失业挨饿，他们自然对“新政”充满敌意。而粪道登记对产权的确认，则断了另外一些粪夫的生路。前面粪便事务所呈文中提到的“素无粪道公厕、向以窃取他人粪便为业之徒”，行内叫“跑海”粪夫，俗称“捡大粪的”。这类粪夫专在他人粪道上“偷”拾粪便，没有粪道，也无从登记。“将来全市粪商登记完竣以后，登记者均有官发号衣、粪具为证执行工作。彼等（“跑海”粪夫）将不能肆其伎俩，故反对最烈。”一些粪商也“利用此辈心理，为其反抗工具”。矛盾本已积累日深，此次粪便事务所又出手整治几个大粪商，更是火上浇油。不少粪商、粪夫认为粪便事务所就是于德顺等人把持操纵的工具，“于大肚子”是要借官府势力排除异己，独霸粪行！ 于是，久惯以激烈形式解决问题的粪夫们，再次发动了针对市政当局的请愿示威活动。1936年10月14日，早晨7点钟开始，北郊一带粪夫300余人，群集阜成门外。“所有粪车粪筐粪桶粪勺等，均置于道旁，一时臭气熏天，行人掩鼻”。众粪夫提出“反对登记，不愿使用新粪具及不受官方限定之通行时间路线，打倒（处理粪便）事务所正副主任于德顺、孙兴贵两人”等口号。随即，示威者奔赴阜成门内宫门口于德顺家“请愿”。当时于德顺到粪便事务所办公，不在家中，众粪夫见无人接待，遂大起“扰乱”，“意图捣毁殴辱”。因为警察赶到维持秩序，才没出乱子。粪夫在于家没达到目的，又转道前往宣武门外粪便事务所副主任孙兴贵家。孙亦外出不在，众人竟“将孙之老母（年七十余）加以殴打扑倒，经警察制止勒劝，始行解散”。当天下午3点多钟，又有粪夫在广安门外集会，准备进城向市长秦德纯请愿。当局表示允许粪夫入城工作，方才作罢。期间，还有部分粪夫砸毁了卫生局所发的铁制新式粪车，将数十辆粪车停放在道路当中堵塞交通，甚至发生“对于执行公务取缔劝诫之员警，肆行辱谤”的极端情况。
对于这次“10?14事件”，“当局颇为震怒”。市政府认定此次事件系“该（粪）业不良分子及粪商雇用之无识工人，密谋反动”。同时公开表态支持粪便事务所，称其粪道登记、改良办法，仍是“采取和平之办法，而以‘取之于粪业，用之于粪业’为改善原则”，“且系征得全市粪业代表正式开会同意，……所有商方委员及已登记各粪商，对于此种处理，均予以极大同情”，故不可改变。对于示威抗议的粪夫，当局采取分化策略，宣称事件系“一二为首，从中蛊惑，其余均为盲从”，并不代表多数粪夫真实态度。当局还强调，制造事端的是一直以来就受粪道粪夫敌视和鄙夷的“跑海”粪夫，以此对粪夫做进一步分化。其实，事件的主要领导李建魁，本身不但拥有粪道，还在城郊开设粪厂，雇有工人，并非“跑海”。政府攻击“跑海”，更多的是一种宣传策略。
事后，当局“决定采取严厉手段处置一切，以便使粪业得以彻底改善”。不久，组织请愿的李建魁、尹延庆、闻芝发等人即被公安局逮捕，并于1937年1月移送地方法院，按“妨害公务罪”提起刑事公诉。同时，当局宣布将对粪便改善事务，继续积极进行――处理粪便事务所继续办理粪道公厕登记，分发新式粪具;旧式粪具之通行，仍限于上午9时以前，下午5时以后，逾时即严行禁止。事务所还接洽卫生局，准备调用清洁班夫役18人，接替拒不登记的粪夫工作。10月30日，处理粪便事务所的纠查人员又将正欲“秘密开会，意图反动”的粪夫杨存海（据称也是10?14事件中“聚众反对最力之人”）捉获拘捕。
4月2日，又有粪夫200余人到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官邸请愿，反对缴纳粪道登记费等改善办法。经市长秦德纯、警察局长陈继淹到场召集请愿粪夫训话，表示粪夫如有诉求可派代表向市府表达，当局“自然予以变通办理”，众粪夫才各自散去。当然，这只是官僚为求一时平静之说辞。事后，卫生局负责人即公开宣称：“市府为贯彻改良粪业之主旨，及顾全全市居民之卫生起见，断不容此等不良分子，任意鼓惑，决予以严惩，以儆刁风。”
由于请愿无果，部分粪夫在几天后开始罢工，特别是北城一带，最为严重，导致“北城粪便堆积，住户大起恐慌”，纷纷请求卫生局设法处理。为了应对危机，同时也担心“少数不良分子……行为，难免影响其他粪商心理”，改善粪业事务委员会于4月6日举行临时紧急全体大会，决定如罢工粪夫于三日内不自动复工，即由粪便事务所派粪夫前往接收粪道，而且提醒“其他安分守已之粪商，幸勿轻惑流言”。同时，当局派警察前往罢工地区，“一再训诫解释，并严惩祸首”。在官方压力下，罢工逐渐平息，东、南、西城各粪夫相继复工，仅有北城德胜门、安定门一带粪夫50余名，坚持到7日仍未就范。以至卫生局“连日据内三、内五等区内住户函电，请求派工清除者，日达数百起之多”。当日，卫生局决定如8日中午前怠工者再不复工，即派夫役接收粪道，代为清除，以重公共卫生及市民便利。
“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不过处理粪便事务所并没有停止运行。日伪当局也认为官方监督、粪商办理是个安全有效的办法，便延续了这套体制。而一套制度稳定下来，钻空子、利用它夺权谋利的人也就冒了出来。粪业改革的受益者，除了地方政府，就属控制粪便事务所的大粪商了。最典型的，还是身为事务所主任的于德顺。日伪时期，于的事业锦上添花。他本人又拥有了“北平市粪便协会”会长兼“粪便调解委员会”主任的头衔，直接受日伪新民会领导。抗战胜利后，于德顺长袖善舞，稳坐钓鱼台，摇身一变又当上“粪业清共委员会”主任，受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管辖。当初其他粪商恨他，指控他排斥异己、中饱私囊，绝非空穴来风。日后的事实表明，于德顺确实利用粪便事务所主任职权，借粪夫登记之机，强收税费，欺压同行，操纵北平粪业10余年，个人也积累了巨额财富（详见本文上篇）。他不但称霸粪业，还把触手伸向社会，特别是为当局充当政治打手。据新中国建立后清算：1937～1945年间，于德顺指使打手80多人，到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朝阳学院等高校6次镇压爱国学生运动。抗战胜利后，他勾结官僚、特务，豢养打手40余人，敲诈勒索，谋财害命，先后逼死人命就有8条。而与于德顺的富贵荣华、熏天气焰相比，广大普通粪夫则依旧是身坠“贱业”，遭受粪商沉重剥削，靠艰辛劳动谋生的“屎猴儿”，饱受社会歧视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