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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驱蝗神是传统社会重要的民间俗信之一，清代山东重要的驱蝗神有刘猛将军、八蜡神、金姑娘娘、沂山庙神、东平王神等。雍正二年之后，儒家化、官方化的刘猛将军刘承忠说逐渐推向民间，民间信仰文化受官方正统文化影响发生变异，刘猛将军诸说有统一趋势及民间对驱蝗神区分模糊化，民间记忆被重新塑造。晚清以后，驱蝗神信仰衰落，中国以地方社会失序走上艰难的现代化历程。
【摘 要 题】中国宗教史专题
【关 键 词】民间记忆/民间信仰/驱蝗神/山东
【 正 文】
民间信仰是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力量，是民间宗教行为，“宗教明显是社会性的，宗教表现是表达集体实在的集体表现；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1](P11)。民间信仰可以说有自己的记忆渠道，民间社会对于传统的记忆与习惯密切相关，仪式与行为延续着民间信仰在传统社会的生命力。
驱蝗神信仰是传统社会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清代山东的驱蝗神主要有刘猛将军、八蜡、金姑娘娘、沂山庙神、东平王等几种，而以刘猛将军、八蜡影响范围较大。研究驱蝗神信仰的文章不多[2]，关于该信仰在清代山东的状况的研究更是阙如。笔者即尝试在有限的资料下，对清代山东的驱蝗神信仰状况、命运及其社会背景试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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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猛将军是载在祀典的驱蝗正神，是国家崇信的禳除自然灾害神灵的重要代表，其在江浙、河北、山东等地区为不少民众所崇信，而在这些地区之外，信仰者相对较少。今人一般认为刘猛将军信仰源于江淮，尤以江浙地区为盛[2]。然而就蝗灾的分布区域而言，江浙一带并非蝗虫的主要活动区域，但是刘猛将军信仰推向全国是由于直隶总督李维钧之请[3]，清姚福钧《铸鼎余闻》卷三记载：“刘猛将军即宋将刘锜，旧祀于宋，以北直、山东诸省常有蝗蝻之患，祷于将军，则不为灾。”[4]在该信仰的初始时期，山东似乎已参与其中，那么刘猛将军又是指谁呢？众说纷坛，有刘宰、刘锜、刘承忠等说。
刘宰，字平国，金坛人，绍熙元年(1190)进士，官至浙东司干官，告归隐居三十年，卒谥文清。以正直为神，驱蝗保穑，而以猛将称之[5]。刘宰说在山东方志记载较为普遍[6]，这大约与王士禛和乾隆《山东通志》的影响分不开的。王士禛曾指出：“旧说江以南无蝗蝻，近时始有之。俗祀刘漫堂宰为蝗神，刘为金坛人，有专祠，往祀之，则蝗不为灾。俗呼‘莽将’，殊为不经。按赵枢密蔡作《漫堂集序》，称其学术本伊洛，文艺过汉唐，不知何其矫诬如此。”[7]乾隆《山东通志》盖本王说[8]。刘宰原是“学术本伊洛，文艺过汉唐”的文士，而且“本传不载捕蝗事，且尉江宁时，息巫风，禁妖术，居乡白于有司，毁淫祠八十四所”[9]。刘宰何以身后被奉为“莽将”？今所见资料，皆言“以正直为神”，大约是以其道德人格力量影响后世的。文士与莽将的错位，正是士人正统观念与民间信仰观念的分异。山东方志中所载刘猛将军刘宰说盖本《居易录》，其作者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顺治时进士，历任侍读、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参与纂修《明史》。他熟谙典章制度，诗文名闻天下，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话》、《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等[10]。他在山东士人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他是明清时期山东本土产生的极少数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化人之一。王士禛关心乡土生活，以优越的正统观审视乡土社会（注：见其所著《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等。），他的观点也极容易为修志士人所接受。
刘承忠，“吴川人，元末授指挥，弱冠临戎，兵不血刃，盗皆鼠窜，适江淮千里飞蝗遍野，将军挥剑追逐，须臾蝗飞境外。后因鼎革，自沉于河，有司奏请授猛将军之号”（注：参见嘉庆《莒州志》卷四，类似记载并见文登、郯城、武城、无棣、沾化、邹县、博兴、荣城、胶州、高密、临朐等相关县志。）。刘猛将军刘承忠说出现最晚，而在山东方志的记载中却最有势力，“山左之祀刘猛将军久也”，“自明以来庙貌皆少年，《通礼》不误也”[12]。塑像为少年，大概与其“弱冠临戎”相一致的，因此有的方志以此为证驳斥刘宰、刘锜说[13]。由方志记载来看，山东所祀刘猛将军以刘承忠者为最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与刘承忠载入清代祀典不无关系。从刘承忠的相关事迹来看，他弱冠临戎，江淮缉盗，安定社会秩序，获得猛将军封号无可置疑；挥剑驱蝗，卫护农业生产，又与驱蝗联系起来；鼎革自沉于河，实践了儒家伦理。刘宰不过是一个颇负文名，曾毁淫祠的儒士，刘锜不过一介武夫，本传并未载驱蝗事迹，而且刘锜的光环背后是抗金名将，这正是清统治者所忌讳的。相比而言，刘承忠作为驱蝗神最为完美的了。刘承忠说晚出，其形象经历了刻意再塑造的过程使其更符合儒家正统文化的传统。民间信仰并非以唯美主义是从，而更看重其保护农业生产的实效。民间信仰对于国家正祀之神往往有所接受，亦有所不接受，而在民间又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形态。刘承忠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政权力量推向民间社会，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掘资料（注：江南地区祈报赛刘猛将军的活动，俨然与刘承忠说有很大的差异，可参见前引车锡伦、周正良文。此外，刘猛将军还有刘祫、刘锐说、放牛少年说，在山东却看不到相关记载，大概仅传播于江淮地区，并未被山东民众所接受。）。
上述诸说中，除刘承忠说之外，皆起源于江南，由宋理宗景定年间敕可以看出，刘猛将军最早发源于南方，亦见民间对于抗金的记忆。北方的刘猛将军信仰，文献记载不早于明，如前引姚福钧书及道光《胶州志》所载，自明始，山东已有刘猛将军信仰，这种信仰并未在山东地区流传开来。
刘猛将军信仰由民间到列入国家祀典之前，已存在于江南、华北民间社会中，如没有以下条件，也许刘猛将军信仰仍是区域性的、且不为官方所认可的“淫祀”，而历史的机遇来了，康熙乙亥年(1695)，沧州、静海、青县等处飞蝗蔽天，当时身为直隶守道的李维钧一面加紧捕治，一面诚心向刘猛将军祈祷，蝗遂未成灾。李维钧祈祷于被视为淫祀的刘猛将军，难道他不怕授于其政敌以把柄吗？最终他成为刘猛将军信仰的有力推动者[14]。正是由于李维钧的活动，才使得刘猛将军信仰最终突破民间崇信走上官方祀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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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山东是蝗虫发生的主要地区之一。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蝗灾于农业生产影响甚巨。元至元十九年(1282)，华北地区六十余处发生蝗灾，遮天蔽日，人马为之所阻，草木俱尽，最终发生人相食的惨剧[22]。著名农学家徐光启曾指出：“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然而洞庭、彭蠡、具区之旁终古无蝗也，必也。骤盈骤涸之处，如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诸郡地，湖漅广衍，旱溢无常，谓之涸泽，蝗则生之”[22]（《除蝗录》）。徐光启科学地指出了蝗灾的集中发生地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正祥进一步指出，中国蝗灾的分布，以黄河下游最为集中，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华中以南，蝗灾渐少，到了东南沿海，几乎完全没有。其发生频率又以鲁西北东昌府一带最高[23]。正是由于蝗虫严重危害农业生产，自从唐代姚崇首开捕治以来，历代农学家和地方官员，积极研究蝗虫的生活规律，总结捕蝗方法，印刷小册子或发布告示向民间推广（注：民国《茌平县志》、乾隆《馆陶县志》、民国《莘县志》、民国《武城县志》、民国《夏津县志续编》载有相关捕蝗文字。），这些都有利于防蝗治蝗知识的普及和推广。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于蝗灾的防治经常是缺乏成效的（注：参见宣统《山东通志》卷三通记所载宣统元年(1909)之前相关蝗灾记录。），于是民众便对蝗虫由畏生敬，对之膜拜；或寄希望于神灵，所以驱蝗神的产生与传播是随着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山东作为蝗灾的重要发生地之一，驱蝗神的存在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前所述刘猛将军信仰在山东的一些情况，刘猛将军在山东的传播中遇到的无形的阻碍，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和山东还存在其他驱蝗神信仰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