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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 生产力； 全面和谐发展； 理性； 诉求
[论文摘要] 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理应具有“快、高、强、好”四项基本诉求和其它两项更深层次、更为重要的内在诉求。我们只有把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促进生产力全面和谐地向前发展，才有资格成为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不仅细致精要地提出了全面落实十六大精神的具体举措，而且高屋建瓴地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简而论之，这实际上已经明确地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新的发展观，即全面和谐发展。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全面和谐发展呢?
众所周知，先进生产力乃是社会和人的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先进生产力的全面和谐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和人，以及其它方面的全面和谐发展。为此，首先必须透彻知晓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理性诉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做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而促进其全面和谐发展，并最终带动社会和人，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全面和谐发展，以早日圆满实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宏伟目标。
那么，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理应有哪些诉求呢?
概而论之，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首先应当具备“快、高、强、好”这么四项理性诉求。所谓“快”，就是生产力发展速度要快。所谓“高”，就是生产力发展效率要高。这两项诉求乃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其后继者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十分重视和强调它们。因此，它们的具体所指及其重要性，早已被国人普遍认可，无须再作深述。所谓“强”，指的是生产力发展持续性要强，即要求力保社会、环境、资源三者间的持续平衡。因为这一点没有明确见之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它是当代人针对传统生产力发展方式出现的严重负面效应而提出的新议题和新诉求，所以需要作点阐述。人类社会是持续向前发展的，因此必然需要有一种持续发展的生产力作为其物质供给的稳定基础。然而，以往的社会活动表明，人们确实有能耐把生产力扩张得很快，也有本事成倍提高生产力的效率，但却未能始终做到有效保持生产力发展的持续性。有些民族和国家一度不惜以枯竭资源、污染环境，甚至破坏民众基本生存条件为代价，来谋取生产力的快速、高效发展。结果，非但没有为人们建立长远福祉，反而给他们带来无穷后患。这种现象在中国也时有发生。严酷的现实终于迫使当代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生产力发展仅有“快”、“高”这两点，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想方设法强化其持续性。所谓“好”，指的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社会效果要好，即生产力发展应遵循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利益兼顾，社会各阶层总体受益原则。这一条本来也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但近年来却被很多国人淡漠甚至忘却了。当年，马克思阐述、宣传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它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并且积极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张未来理想社会通过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按需分配，其直接目的就是让劳动人民能够公正地享受自己劳动创造的成果，用理论语言说，便是追求生产力发展的最好社会效果。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虽然有很多弊病，但有一点需要给予充分肯定，那就是，它比较注重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社会效果。不过，它一度由于过分强调这一点，以至误入平均主义泥淖。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打破了以平均主义为其重要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束缚的中国人，创造了经济持续25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生产力及其效率都获得成倍提高。" 但是，近些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基尼系数早已突破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实践表明：生产力的快速、高效发展并不能自动产生较为理想的最终社会效果。要使生产力发展能够真正实现“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利益兼顾，社会各阶层总体受益”，人们还必须自觉、积极地进行极为复杂的社会财富的二次公平分配工作。总之，“快、高、强、好”这四条，乃是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诉求。它们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舍弃其中哪能一条，抑或厚此薄彼，最终都必将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实际上，“快、高、强、好”不仅是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诉求，更是其理想目标和外在表现形式。不难看出，“快、高、强、好”虽然可以作为对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全程进行监督、考核的基本诉求，但是，它们毕竟都是检测尺度和理想目标，而不是技术手段和内在动力。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也确实主要表现为对既得生产力，即静态生产力进行最终评判的标准。可是，生产力事实上是一种变动不居的活的社会物质力量，而且其发展必须具有内在的技术和动力支撑。从这一点上说，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除了应当具有“快、高、强、好”四项基本诉求之外，还必须具有更深层次、更为重要的内在特殊诉求。没有这种诉求作为核心要素，当代中国的生产力就很难真正做到“快、高、强、好”发展。从近现代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看，这种诉求至少应当包含以下两条：第一，要尽量把先进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技术运用到与生产相关的各种要素和各个环节上去。因为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技术，事实上现在已经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和层面，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其作用将显得越来越突出和重要。这已是被人类历史演进所反复确证的普遍真理。第二，要尽量推动社会环境和生产本身的社会化进程。以往，人们只把大规模、机械化的统一批量生产视为社会化生产。现在看来，这至少是一个不够全面的认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特殊性和个性化商品的需求量将会越来越大。因此，看一种生产是不是社会化生产，以及社会化程度之高低，主要应当考察它是否采用了先进的经营方式，特别是其运作过程的社会参与程度，以及其最终产品是否在一个较大社会范围满足人们的需要。打个简单的比方，某地一座小山村，完全由自己的山民用土法制作几种本地特有、品质优良的无污染野菜，然后拿到附近的农贸市场去交易。这种生产自然是社会化程度很低的生产，甚至根本谈不上是社会化生产。但是，假如该山村与某一农科所合作，由山村出土地、劳动力和原材料，农科所出技术、设备和管理，双方按股份制形式共同组建一个规模不大的农产品加工厂，专门生产上面所说的那种野菜，然后根据订单需要，将加工好的产品送往市场。显然，这已经是社会化程度相当高的生产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表明，只要确实提高了社会环境和生产本身的社会化程度，一般情况下，生产力就能够比较容易得到“快、高、强、好”地发展。
面对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全面和谐发展的这些理性诉求，事实上《决定》已经作出明确而全面的回答。比如，在促进生产力快速、高效发展方面，“决定”提出：“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有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要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等等。在强化生产力持续发展方面，《决定》强调要“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在改善、优化生产力发展社会效果方面，《决定》则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在满足“要尽量把先进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技术运用到与生产相关的各种要素和各个环节上去”方面，《决定》提出“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现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了“加快推动社会环境和生产本身的社会化进程”，《决定》除了从财政金融、科技教育、行政管理等方面部署了一系列任务和要求之外，还特别具体提出了一项新的重要经济举措，那就是“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些都是完全顺应世界潮流的英明决策。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既有一些基本诉求，又有若干内在特殊诉求。谁能更好地把这些理性诉求有机结合在一起并且给予其适时积极回应，谁就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全面和谐地向前发展，谁就真正有资格成为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决定》完全符合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全面和谐发展的理性诉求的现实需要。认真落实好《决定》的各项要求，必将为中国的未来开拓出一个全面和谐发展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