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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徐永昌是谁?
他接过日本的投降书
签字结束后,有记者请徐永昌对国内的人说几句话。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该勇敢地承认过错并忏悔。”在举国欢腾之际,这番话有点不合时宜。5年后,徐永昌解释自己为何会说这番话:“说到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固囹圄的必要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
蒋介石阎锡山都欣赏他
对于这个建议,蒋介石采纳了。但两人都想不到,接下来是震动中国的“西安事变”爆发。尽管如此,事变解决之后,蒋介石仍对徐永昌信任不减。
欣赏徐永昌的,还有阎锡山。
在军阀混战时期,徐永昌三次拒绝攻打家乡山西。对此,山西“掌门人”阎锡山闻风而敬,托人捎话给他,“与有人格的人做朋友是光荣的”。
这句话击中了徐永昌,阎的拉拢很顺利。徐永昌率领部队归附阎锡山。抗战时,徐永昌已进入中央,而阎锡山则与日本人眉来眼去,关于阎锡山疑似降日的情报不断传到蒋介石手中。蒋介石震怒,问徐永昌意见。而徐永昌尽管不满阎锡山利己之心太重,仍不断向蒋介石强调以阎锡山的人格,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来,劝蒋不要轻动。此外他更是飞到阎锡山处一探究竟,以消除阎、蒋间的疑虑,避免了蒋、阎在抗战期间内讧。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统管北方。阎锡山通电下野,到大连躲避,但不久后突然潜回山西。这引起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疑惧,他们于是继续逼阎离晋。这时候,山西内部也一片混乱。山西的事务需要一个各方都信赖的人来主持,南京中央政府和阎锡山都同时想到了徐永昌。
1931年下半年,南京中央政府未征得徐永昌同意,突然公布了他出任山西省主席的消息。
蒋阎之间的缓冲带
主政山西期间,徐永昌着力振兴山西的实业与教育。这些都是他自强计划的一部分。他认为,山西是华北的堡垒,要对抗日本的侵略,必须强大山西。
徐永昌厉行禁毒,这个主张得到蒋介石的嘉许。但阎锡山复出后,却只愿意在山西禁种大烟,不禁止销售、吸食,反而由政府销售戒烟药丸。阎、徐裂痕开始产生。
后来,两人的合作越来越艰难。这时候,一直都很欣赏徐永昌的蒋介石,在南方不断向他招手。徐永昌于1936年卸去山西省主席职务,次年进入中央,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此后一直是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幕僚。
“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期间,中央和北方各军系之间大体上保持了稳定,中国得以短暂喘息,为抗战储备了力量。这个短暂的稳定里,有徐永昌很大的功劳,尤其是他出任山西省主席,使得蒋介石和阎锡山之间有一个缓冲带,避免两人再起内战。
力主守长沙
抗战爆发后,徐永昌被蒋介石委任为军令部部长,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一起,被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四人经常在一起讨论作战计划。
针对列强的侵略,中国无能战之军的现实,徐永昌长期主张采取忍辱图强,不与强敌硬碰硬,坚持持久战,这种思路持续到了抗日战争中。抗战伊始,徐永昌就清醒地向蒋介石进言,至少要拼出八年的时间来战斗,而中国人教育差,须以十年为期。
在战术上,徐永昌主张节节抵抗。武汉会战后,白崇禧、刘斐、陈诚等人主张放弃长沙。徐永昌对此坚决反对。但主张放弃者多,徐永昌孤掌难鸣。这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坚决主张守长沙,并放言“战胜,是国家及蒋委员长之福;战败,则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薛岳的这个主张,和徐永昌的节节抵抗精神一致。由于薛岳的坚持,作战计划改变,长沙会战拉开帷幕并且在第三次会战取得大捷。
1959年,徐永昌在台湾去世,蒋介石送的挽联是“怆怀良辅”,阎锡山的挽联写有“事人忠而律己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