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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评论是好评论
这篇文章除了讨论什么是好的评论之外，也兼论梁文道及其评论性文章。
最近在看梁文道的《常识》，这是一本好却又令人悲哀的评论集。说它好是因为里面的评论文章篇篇都是精品，虽然里面有的观点笔者并不赞同，但这些文章的优秀是无法否认的；而说它悲哀，是因为评论本是时效性很强的东西，一般不会集结成册的，试想谁会愿意去看过时的评论？而之所以可以出版的原因，引用梁文道先生的话就是评论里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其实，好和悲哀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却恰好表明了一篇优秀评论文章的两个要素——形式和内容。
一、好评论的两个要素——形式、内容
（一）形式
形式上的特点在这里不做赘述，因为任何新闻学教科书都会论述的很详细，如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针砭时弊、语言犀利等，但形式的关键其实在于写出自己评论文章的特有风格。需要强调的是要特别注意一种文体“新华体”，所谓“新华体”是一种由新华通讯社所创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形成和不断改革发展的，符合国家通讯社传播特点的主流新闻文体，其主要特点是：大气磅礴，稳健中见权威，善于抓大问题等等，“新华体”不是一种单一文体，它包括新闻、社评、评论等一系列的文章形式。这种文体也有其自身缺点，即大气有余而内容不足，简而言之许多这种文体的文章内容空洞，没有实际意义，而这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无法引起读者共鸣和反思，即让读者产生距离感，总是自上而下说教，无法将读者当作平等交流的对象。可能很多读者会认为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新华体”，故不会受到这种文体的影响，这种想法大错特错。现在报纸上的文章大都是以此种文体成文，特别是一些政治评论性文章，读者看多了也必然会受到影响，那写出来的评论自然就是“新华体”评论。
当然，笔者在这里并不是贬低“新华体”，只是这种文体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主要还是适合于国家要事、大政方针或者外交关系之类内容的评论、社论，而对于本篇文章讨论的对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评论，则不太适用，毕竟我们不是国家领导人，社会生活才是我们的全部，而贴近生活恰恰是评论性文章的根本立足点
（二）内容
一篇优秀评论文章所要具备的第二个要素是——内容。首先，回到《常识》这本书，从其内容上看，里面的评论文章虽然没有精致的文笔、煽情的细节、动人的感情，但也因此没有了大多数报纸上那种舞文弄墨、无病呻吟的评论。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梁文道的渊博，而作者把这种超越一般评论家的知识广度和“常识”挂钩并为书起名《常识》，实在高估了我们一般人的知识水平，用梁文道自己的话说因为现在是“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而且梁文道从时事的角度剖析出的反思却又是我们每个人都曾考虑却又没有达到的深度，作者向读者呈现了一个个政治哲学的例子，而且是鲜活的，每天环绕于报纸上，于人们的闲谈之间。从中可以看出，深入浅出是一篇优秀评论文章内容上的必备条件。
其次，优秀评论性文章还要体现出作者的反向思考能力，即反思的能力。如果把评论看作数学定理的证明，一般的评论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正面的证明和分析，但鉴于大多数评论家的水平不过尔尔，这种分析一旦有失偏颇，最后多半会落得似是而非的尴尬结果。而梁文道则利用反方向的挖掘，通过更多的疑问发掘出潜藏在当代社会新闻中的基本政治原理。就像休谟、哈耶克的观点那样，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原因有二，一是个人知识是分散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默会”；二是个人以个体面向全社会时必然是无知的——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反思，从而使自己不断地接近真理，而这也就是评论文章的最大作用。要注意的是，.CoM在进行反向思考的时候，千万不要随意上升到思想、文化等方面差异的高度，因为评论的作用在于解决问题，而这种差异的解释对于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要从实际出发，从现实中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梁文道自己有时也会有这样的毛病，比如书中《市容重要还是生计重要》一文，将城管问题归结于城市美学，就是上升到了无法解决的社会文化问题高度。
再次，以休谟哲学为例，知识分为印象和观念，道德属于印象的范围，而理性属于观念的范畴，那么评论文章在帮助理性接近真理的同时，也要对道德有所帮助，而这种帮助就是一篇优秀评论性文章在内容上的另一个作用——道德教育，它不能只是传授一堆抽象的原则，提供几个完美的人物典范，还要给出一些复杂的处境，让读者知道怎样在现实的环境（尤其是黑白难判异常艰困的处境）下明智地行动，即把道德原则应用在实践的需要之中。而梁文道在书中评论的那些实例，恰好是处于这样现实的复杂的环境之中的，所以是大有益处的。
其实，所谓“是非不分”，并不是指有些人不知是非为何物，而是他们虽有是非观念但不知怎样实践在具体时空当中。在这里，就要说到“是”与“应当”的区分，社会中某些“是”这样的事情，并不一定就是“应当”这样，“是”无法推出“应当”,我们一定要区别对待，“应当”这样应该多多出现在我们的评论中，它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感情，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感情推动着人们去行动！比如书中《“范跑跑”的真性情》一文，就是教育我们要走出崇高和反崇高的思维怪圈，“范跑跑”最大错误在于把自己变成了“自由主义”的斗士。他逃跑是人类求生的本能，无可厚非不应该受人唾骂，试想他一个北大的毕业生去那里当老师，而且常常写文章讨论教育体制的得失，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毕竟英雄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为他这种凡人举动辩护时，要明白自己并不是佩服他的行为，故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把他捧成令人尊敬的人物？反崇高反了20年，但是人们仍然没有跑出这个怪圈，总是让自己变成所谓的“伟大理论”代表，这不正和那时候所谓“英雄”一样了吗？似乎那种真小人的自私和软弱不仅仅是人之常情，还应该大力提倡，这就是错误的了，所谓“反英雄人物的真”是要不得的。
最后，从内容上看，梁文道文章中还体现出优秀评论文章另一个重要特点——实在。这点无需多说，因为很简单，即实事求是，不搬所谓的大道理，一针见血，俗话就是“有一句讲一句”。
二、梁文道评论性文章的特点
最后谈谈梁文道、他的书、还有最近的“梁文道热”。
90年代以来的南方某些报业的深度时评和网络媒介的推动，使得评论文章再次发展起来，它把社会问题引入了公众的视野。
而梁文道评论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读起他的文章，就觉得他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大众，是“自己人”，获取了和我们一样的对于某件事件的内容，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作者而已。他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说问题、谈问题，说我们不曾想到或者想到又不曾深入思考的问题，特别使人深思。“常识”其实就是一个做人的底线，如果连这些都不知道，那就连一个人都称不上了。而梁文道评论的自大特点就是“寻找最大公约数”，这个“公约数”不仅仅是作者和读者的，还有作者和政府的，即所谓“打擦边球”，就是这样，梁文道才能成为近些年来香港文人北上鲜有的成功例子。
新儒家杜维明先生说过，“一个理性社会的形成，从经验看，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如果倒过来就难形成——大众左右着媒体，媒体左右着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左右着学界，就很危险。”而梁文道正是这样一座重要的桥梁（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好评论总是令人悲哀的评论，可能有人觉得这个观点太偏激了，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是沉默，不是偏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