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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晚明江南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城市化因素和区域文化双重作用改变着各个阶层的主体结构与精神生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思潮的演进，左右着文学生产与消费走向。以“皇甫四杰”为例，他们用诗文记录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变革的诸多细节，特别是社会心态、现实矛盾与精神问题;城市化因素也给他们的文学活动、精神面貌、审美意识及诗文的主题题材、语言风格、体裁样式等方面带来新质。
关键词：江南;明代文学;城市变革;皇甫四杰
作者简介：查清华，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诗学和江南文化研究;汪惠民，男，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和语文辞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至17世纪前叶江南城市化与诗文新变”，项目编号：09BZW030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2-0105-08
城市变革实际上是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精神结构的整体性变迁。依据史学家的观点，明代江南城市化进程在成化时开始显现，嘉靖年间逐步发展，隆庆、万历年间进程加快，达到高峰。百余年间，江南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工商业得到巨大发展，城乡商品经济繁荣，催生许多新的经济因素，使江南的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局。1中晚明江南城市化进程与区域传统碰撞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文化结构，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作为正统雅文学的诗文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且与戏曲小说刻意趋新求俗相比，诗文更有效地负载传统参与和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作为正统的文学样式，诗文的新变更深刻地反映了文学变革的特点和趋向。兹以苏州著名文人“皇甫四杰”诗文为对象，从都市风情与消费文化、文人雅聚与文学生产、都市变革与传统守护三方面，重点关注中晚明江南城市化因素在其诗文创作中的展现，探究一代文士精神世界的变化及其对诗文创作的影响，以期深入诠释城市变革与诗文新变的内在联系。
“皇甫四杰”指明嘉靖年间苏州府皇甫冲、皇甫涍、皇甫汸、皇甫濂兄弟。这一提法，最早见于皇甫汸《黄先生墓志铭》：“吴趋为之语曰：‘黄家二龙、王氏双璧、皇甫四杰，凤毛鸾翼。’同学莫敢仰视矣。”[1](卷54)时人田汝成曰：“方今吴下，皇甫氏以诗学禅家，伯仲竞爽，信乎珠树丛英，照耀庭所。”[2](卷1，《东览篇序》)王世贞亦称：“吾郡以诗名天下，至嘉靖间最。嘉靖中诸名能诗者，独皇甫氏最。”[3](卷65，《皇甫百泉三州集序》)并赞其为“吴中一时之秀，海内寡俦”[4](P1067)。乾隆《江南通志》赞曰：“四(皇)甫之诗，声调仿佛相似，吴中风雅，于斯为盛。”[5](卷165)均显示皇甫四杰具有较高的文学地位。
皇甫四杰生长生活的苏州，正是中晚明江南地区城市结构的核心。“不论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上的城市，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当地的以及更大范围的良好生活条件的性质。”[6](P118)的确，繁荣的苏州当得起“核心”的评判。皇甫汸曾放眼天下，自豪地宣称：“夫两京十三省，列郡百五十余，而吾苏为最。盖吴之巨丽，民殷物阜，财富甲于天下，素称繁剧。”[1](卷45，《送郡守刘公溱擢宪淮扬序》)也曾以“吴趋行”为题写下赞歌：
吴趋自昔称嘉丽，画栋雕楹倾甲第。陈粟流衍充海陵，杂贿筒韬溢廛肆。两塘游舫载笙歌，十里娼楼结罗绮。津亭偃鼓昼不鸣，城门弛钥夜无闭。[1](卷14)
《吴趋行》为古乐府题名，《文选注》云：“此曲吴人歌其土风也。”[7](卷28)陆机同题诗称：“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泰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7](卷28)这种“清且嘉”的土风，到明代嘉、万时期，已经演变为皇甫汸笔下的富足、奢华、放纵和繁盛。商业大都市的物质条件和消费欲望取代了江南传统的古朴遗风。皇甫涍《城西歌》也曾用融合日光作底色，以江水烟树为背景，渐次展开商铺万家、乐歌满城、楼阁耸列和画船簇拥的苏州城市世情画卷：“吴王城西万家市，江雾黄开日照水。烟树微茫歌管中，楼阁参差画船里。”[8](外集卷4)
生活在明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大都市，皇甫四杰享受着富足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成长空间，也对苏州的都市风情有着亲切的体验。
节庆活动最能真实体现都市风情、消费方式和审美趣味。元宵灯市历来具有都市的属性，常常是乡村人观览都市风光的最佳场所。明代中叶，在苏州这样富甲天下的都会，元宵张灯、观灯习俗盛行。皇甫涍《十四夜偕我兄弟友人陈、周二君闲步圃中，戏乘小舟，聊述纪兴》写在元宵节的前夜，却已是华灯不绝，游人如织：“吴阊繁华地，上元佳丽节。灯火连万家，游骑纷填噎。”连气质忧郁的皇甫涍，在这绚丽多彩肆意狂欢氛围的感染下，也一身轻松，体验着自由自在的遗世之乐：“况值嘤鸣友，清尊幸不缺。尘远芳林虚，月近寒塘洁。齐发《采菱讴》，试鼓《沧洲枻》。忘形展戏谑，凭以慰羇绁。予本邱壑人，安能久朝列。反憇惬幽栖，稍稍尘累绝。”[8](卷6)兄弟友人同船出游，纵酒狂歌，放浪形骸，无拘无束。皇甫濂夜游观灯，其《上元观灯效小庾作》云：“月出初年艳，灯传水夜春。花然千树发，色缀几重新。落焰分游绮，生香匝巾尘。欢歌随漏彻，为语洞房人。”[9]新年的喜庆犹弥漫于都市人的心头，初起的新月将夜空泻满清辉，澄澈的河水回应着月光与华灯的呼唤，多彩的火树银花映照观灯人绮丽的新装，烟花的起起落落牵动着人群分分合合，户外的笑语欢歌吸引了燕尔新婚的洞房佳人……水、月、灯、人，组合出一个光艳的世界，处处呈现新春新气象。
元宵过后，大地回春，苏州人又迎来三月初三上巳节。且看皇甫涍的《上巳篇》：“平明结伴阊门出，歌舞春阳丽服宜。横塘水满桃花色，绣舫雕栏翠幕移。穿桃傍柳清川宴，灞水流杯那足羡。酣赏唯愁西日沉，人情但使浮云变。美人攀花玳瑁筵，王孙归马珊瑚鞭。花容马影红相乱，剧乐番为众所怜。”[8](卷4)苏州城西出阊门，便是著名的横塘。水光潋滟，桃红柳绿，绣舫雕栏，佳丽歌舞。或结伴徒步，在丝丝垂柳间踏歌而行;或画舫轻移，于潺潺碧波间饮酒赏春。红日西沉，世事多变，唯有及时行乐，充分享受这份节日的盛宴。四月十四，是神仙吕洞宾的诞辰，吴人定此日为仙诞日而庆贺，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四称始于宋淳熙年间。[10](P161)皇甫汸《游仙诗引》云：“是日也，乃有玄都朗建，丹府弘开，金钥启望仙之宫，华灯焰礼神之馆。九灵教阐，则葆乐齐鸣。双童唱导，则芝香并引。吉士靓女，肃肃戾止。黥首穉齿，各各斋心。袨服照耀于池中，列骑缤纷于洞外。”[1](卷42)七月十五是盂兰佛会，其《七月十五日颂盂兰佛会》云：“萧晨凌上界，孟月会中元。绮供千花缀，芳筵百果繁。流悲咽笙磬，伫想现灯幡。解脱征冥理，俱来听法言。”[1](卷21)这些本应庄严肃穆的宗教仪式，最后仅在宗教的名义下，演变成一场都市人的大联欢。九月初九重阳节，登高吟菊，原旨为趋吉避厄，祓除不祥，可皇甫汸《九日观骑射同子约作》却以一位倜傥风流的少年登高骑射来表现这一节日的喜庆。诸多的节庆民俗活动给人们提供了纵情欢乐、张扬个性的机会，他们借节庆狂欢暂时摆脱礼法约束，得以寻找心灵的自由。 皇甫四杰宦历多方，如虎踞龙盘之地南京，“表以钟阜，环以大江，地称壮丽，俗号繁华”[1](卷36，《何翰林集序》)。南京城外玄武湖令皇甫汸印象深刻：“澄湖一浚后，千古见流长。映带群峰秀，沿洄十里苍。蓬瀛信有地，云水自为乡。鱼钥传中使，星槎倚夕郎。”南京城内则“ 轩万国至，负版四方趋。户口今全盛，山川代不殊。地邻东观密，水绕北门纡”。[1](卷24，《玄武湖供事》)。玄武湖等处风景自不待言，城中来来往往的多是朝贡者和政府官员。相比于苏州的活泼多彩，南京显现出陪都特有的稳重典雅。又如大运河山东段之临清，凭借运河优势迅速发展，是为有明一代的漕运咽喉和商业都会。嘉靖二十年，临清更筑新城，皇甫涍为之作《临清新城行》：“君不见，清源都会天下无，昨来筑城巩黄图。长河千里万艘集，乃知保障为良谟。戈船隐隐横川流，蒸霞照曜双飞楼。华京鼎峙争雄长，气压百二当中州。……金汤委输轸长顾， 峨峨此城遂辉峙。更闻安石下东山，焉得边马饮江水。”[8](卷12)大运河千里奔腾，运河上万船云集，河畔新城城墙高耸，城内高楼巍峨雄伟，四大壮丽场景交相辉映，气势磅礴。临清虽不临边塞，却对国家之政治、经济、军事皆具重要意义，皇甫涍用雄浑的笔调大加褒扬，一座城市蓬勃的生命力跃然纸上。
他们走南闯北，心中最怀念的，还是活泼动人的苏州生活。皇甫汸宦游在外，欣闻好友带来数坛故乡新酿，立即畅饮，醉极而歌：“君不见，阊阖朱楼十二开，酒旗高结彩云隈。谁家宝马非留住，若个金貂不换来。吏部瓮边狂亦甚，文君垆前娇可哀。此时新酿劳相赠，此夕乡心醉里回。”[1](卷11，《张明府送吴酿戏作短歌》)朱楼林立，酒旗高扬，香车宝马云集。酒楼里，众人开怀聚饮，狂态尽现，楚楚动人的卖酒姑娘更是频频相劝。苏州城的魅力不仅在于现场，更在市民们深深的记忆中。
据研究，明中叶以后，江南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在不长的时间里形成210多个市镇，其中规模大、功能全的有160个[11](P478-515)，这就使得江南的城市人口迅速增长[12](P307-327)。在江南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传统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习俗和人的精神世界也发生着变化。“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集合体，她更是各种密切相关的、经济相互影响的各种动能的集合体——它不单是权利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6](P91)相对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封闭性、稳定性特征，城市社会空间的开放性、流动性造成了有利于文化精英成长的城市“优化机制”;另一方面，城市文化的集聚性特征，也表现在城市是各种文化资源的集聚地。
如果说传统的民俗节日是整个城市及其所辖农村的大众狂欢，城市中的文人则用雅集的方式展现独特的生活审美取向，凸显自己的高雅品位和与众不同的存在价值，然而不同城市的特质又会影响参与雅集的文人的思想表达和话语选择。
天子脚下，帝都北京，作为政治中心自然令人有庄严肃穆之感。城市精英往往以士人身份参与集会，这常让他们自觉地遵守着政教伦理规范，表现出“温柔敦厚”之文学旨趣。如皇甫涍《诸戊子同年燕集程氏》：“明德崇休纪，文思光寓县。河清表灵奥，七祀熙风荐。……颓姿不克妍，仰惧辱明鉴。策足菲妍期，申章聊可见。”[8](卷6)他在北京以同年进士身份参加聚会，选择的是最符合官方应酬的华丽辞藻，表达的是太平盛世人才济济一堂的欢欣愉悦。“颓姿不克妍，仰惧辱明鉴。”这既可以说是对自己才能的谦虚，也未必不是因才高官卑而不满的一种表达。然而在动辄得咎的明代北京，政治正确永远是第一选择，个人真性和心愿往往被弱化甚至忽略。
而在江南场域，文人汇聚一直以兰亭雅集为滥觞，承续着王羲之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南京是明王朝的陪都，至嘉靖时已经是贬谪赋闲官员的安置地。在此任职的士人一般与政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南京城又曾是六朝古都，江左风流于斯为盛。与居官北京相比，城市精英“士人”身份更加淡化，“文人”身份相对凸显，雅集唱和之作，淡化了政治话语色彩，呈现清丽细腻的六朝风格。如皇甫汸《早春雪后同诸君集孔比部寓》：“残雪春城外，寒云客馆中。会多新岁感，交与故情同。夜色疑梁入，湖流似剡通。由来北海座，尊酒未言空。”[1](卷18)全诗以春城、客馆、河湖通流呈现友人相聚之欢愉，以残雪、寒云、夜色反衬友情之温馨，大大弱化了政治话语倾向。毫无应酬套语，感情真挚自然。
明代中后期苏州商业发展迅猛，城市的消费性特征更为突出，传统的伦理道德束缚力减弱。苏城文人保持了自由放旷的艺术特质。如皇甫汸家庭雅集时作：“同时辞宦伴闲居，却羡连枝鹊绕余。隙里年华那可驻，林间风物已堪书。东山丝竹何须废，北海尊罍亦未疏。莫讶日长才一线，春光渐喜到吾庐。”[1](卷30，《至后子约弟招燕作》)全诗写家庭内部小聚时所感，年华易逝，人之将老，不废乐歌清酒，尽享天伦之乐，在诗化的生活中感受春天般的喜悦。又如《上巳日卢次柟燕集同周公瑕、黄志淳、伯氏、季氏作》云：“千里相逢在阖闾，坐谈长铗气凌虚。……古来俯仰俱陈迹，莫惜春风禊饮余。”[1](卷29)在苏州城里，再多的挫折、再多的郁闷都可忽略，不辜负大好春光，看淡功利，活在当下，活出滋味，始终是第一选择。
城市是文化精英和文化资源的集聚地。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文化背景在城市文人雅集中产生碰撞和融合，首先必须寻求利益或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尽管不同的城市特质赋予文人雅集各异的感情倾向和话语表征，进而影响诗文的主题选择和情感表达，但对“雅”的追求则始终相同。
文人雅集，雅在名目。年中诸多节庆，自然要聚众畅饮，前文多有言及。然佳节之外，更有诸多名目。比如赏花：“爱汝庭兰万玉开，年年一度看花来。莫愁风雨消轻粉，暗送幽香入酒杯。”[1](卷33，《雨过秦侄赏玉兰》)园中玉兰粉雕玉琢，风送幽香助推酒兴。又如赏月：“谢家华蕚聚应难，月满西园似旧看。昏夜尚思游秉烛，谁教见月不为欢。”[1](卷33，《新秋月燕三绝句》)月圆有时，而聚散难料，今日兄弟得聚，同赏旧月新颜。自然景观，为天地之所赐，可遇而不可求，固宜赏之，然人世之中常有巧夺天工之珍。如某年月日，皇甫冲新购珠灯一座，遂摆开筵席，邀请宾朋同赏吟诗。皇甫汸作《长兄新买珠灯试燕二首》，其一云：“的 明珠缀彩丝，芬蒀华焰引金枝。争言南海流光夜，绝胜西园让月时。”[1](卷32)文人以赏花赏月赏灯之名雅聚吟诗，尚且不足为奇。某年腊月十二日，皇甫汸以庆“隔岁元宵”为名邀请数人雅集，欣然作诗。 文人雅集，雅在节目。雅集吟诗，有率性而为的“漫赋”、“短章”，如皇甫涍《六月廿二偕同年杨、严、刘、包四君赴钱君汝载饮漫赋短句》等，即兴创作，不限体，不限韵，自由抒情，随性写意。相比而言，聚会时分韵和限韵赋诗，更具逞才斗技的游戏性质，更显都市文人的生活情趣。最常见的互动形式如分韵，作诗时先规定若干字为韵，各人分拈，依韵作诗，亦称“赋韵”。皇甫涍《同许子春、林熙载、朱时言、包元达集钱汝载寓分韵得四支》、《夏夕雨后命酌同周子、伯氏、叔氏得头字》等作即是。限韵难度更大，一般规定聚会者皆同用某些字作韵脚吟诗，颇能见出作者才情高下，竞赛意味甚浓。皇甫汸曾与吴纯叔聚，作《四月晦同吴纯叔憩刘氏园亭各赋以“花下一壶酒”为韵五首》，五首五言绝句，意旨不同，各自浑然成章。构成一组，以“花”、“下”、“一”、“壶”、“酒”为每首韵脚，连成一句诗，才情发露，极富雅致。
文人雅集，雅在环境。近郊风景胜地，往往成为文人雅聚的首选。如南京城外之牛首山，皇甫汸《游牛首山诗引》云：“环以名岩之胜，带以巨江之险。神皋迩接，梵宇弘开，梁朝于此布金，宋代因之荐璧。凡在官旅，靡不登寻。幽壑纷车马之涂，净域蔼衣冠之地。”嘉靖二十三年六月，皇甫汸与南京诸好友同聚与此，饱览风光，盛情唱咏，得“诗若干首，书诸简册，藏之经函”。[1](卷42)除了城郊，市内的私人园林是文人活动的重要空间，也是诗歌产生的重要场所。明代中后期，江南城市兴建园林成风，吴中尤盛。何良俊《西园雅会集序》载：“叔世之人，好名善夸，故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13](卷12)无需舟车劳顿，不用远足奔波，便可享受山林之趣。皇甫汸曾与友人同聚园林读《诗经·周颂》，有诗云：“坟圃崇新构，台园丽旧京。宁知典礼暇，别有说诗情。竹下披图坐，花间载笔行。一闻颐为解，徒此谢匡衡。”[1](卷16，《春日偕程、赵二子集霍宗伯园亭，览所注〈周颂〉因赋二首》之二)园林里，花草浪漫，竹林掩映，山色空灵，一潭碧水将天光云影尽纳其中，构成一片独立自足而又宁静优雅的小天地。文人相聚于此，更易激发诗情。
城市固然有着良好的物质条件，然而城市经济的“逐利”本质也在不断与数千年农耕文明所形成和倡导的道德规范形成冲突。至嘉靖年间，近百年来城市发展中所积累的矛盾逐渐透过城市繁华的背景凸显出来，义利之争、本末之争、情理之争再次以货币问题、舟船利弊、人生选择等全新的形式呈现。从小接受儒家传统教育，且又长期生活在城市的皇甫兄弟用诗文记录下城市的现实问题，也表达了自己的思考。这类内容亦为传统诗文所少有，兹以三篇代表性作品加以论析。
(一)《时钱谣》：义利之争的新表现
皇甫汸《皇甫司勋集》卷十三有《时钱谣》诗，以歌谣的俗化体裁反映嘉靖后期吴中市面“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展现农业文明生态下的传统道德与城市商业社会的逐利思想之间的冲突。据诗前小序：“丁戊间，吴中好行腐钱，乃采民谣而讽之。”此“丁戊”，当为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三十七年戊午。“腐钱”，即正史所谓“恶钱”。据《明史》记载，嘉靖前铸钱，依洪武所定钱法，曰当十，重一两;当五，重五钱;当三、当二，重皆如其所当之数;小钱重一钱。[14](P1961)五种铜钱之法量与实量完全一致。至嘉靖六年，朝廷大铸嘉靖通宝钱，每文重一钱三分，每小钱十文重一两二钱至一两三钱。而嘉靖三十二年，大量补铸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天顺、成化、弘治、正德九种年号钱。两种不同重量的铜钱同时流通市面，造成货币市场混乱，给投机者以可乘之机。“先是，民间行滥恶钱，率以三四十钱当银一分。后益杂铅锡，薄劣无形制，至以六七十文当银一分。翦楮夹其中，不可辨。”[14](P1965)此后，政府逐渐增铸，民间日益销毁，用以私铸铜钱。未被销毁者，则深藏不出。政府所藏之善钱，亦常被库吏窃易。于是市面恶钱充斥，物价腾升。嘉靖三十三年，政府更定钱法：定嘉靖钱七文当银一分;洪武诸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亦当银一分;私造之恶小钱停用。此法一出，天下骚然。
全诗首先追溯货币的历史，对其“通货兴民利”的好处给予充分肯定。进而对吴中盛行腐钱的原因进行精当概括。就政府层面而言，首先，矿山开采管理不当，成化、弘治年间矿山管理日渐松懈，更有监守自盗者。官方优质矿石流入民间，为奸民私铸提供了贵重金属来源。“铜山禁弛盗讵亡”即指此类。其次，政府钱法混乱给投机者提供了机会，其私铸腐钱得以在市面上大规模流通，“殽杂愈多法滋玩”即言此因。最后，政府官员失职失德，对市面滥行腐钱视而不见，不加制止，反而趁机中饱私囊。“官视民奸听之便，但遣黄金入私橐。”皇甫汸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严厉谴责。而在民众层面，江南商品经济的大力发展使得传统的义利观受到强烈冲击，诸多市民唯利是图，不顾政府法令，铤而走险，私铸铜钱，顶风作案，“死罪日报，终不能止”[14](P1966)。“尔来民风日偷薄”，皇甫汸看到近时民风之衰变。
诗中也描绘了吴中腐钱的形态。官府铸钱本应“有金背，有火漆，有旋边”，然“议者以铸钱艰难，工匠劳费，革旋车用 铴。于是铸工竞杂铅锡便剉治，而轮郭粗粝，色泽黯黪。奸伪仿效，盗铸日滋，金背钱反阻不行”[14](P1966)。吴中市面所行腐钱，如在榆钱上刻“通宝”字样，模糊不清。本来外圆内方的形制亦被改为内外皆圆，粗制滥造至极。将《明史》所描绘与皇甫汸诗参看，一一合辙。在钱币厚度上，“百可仅寸万盈索”，百枚铜钱相摞起来仅为一寸，万枚铜钱方才一索，可见腐钱之薄。一些奸商为了增加铜钱重量，浇铸时掺入铅砂，又致钱易破碎。“博徒争取掷地残，鬻夫手污因风落。”铜钱轻薄，风可吹落;一旦掷地，立至残缺。书写颇为传神。《明史·食货志》即载：“然日以恶薄，大半杂铅砂，百不盈寸，捽掷辄破碎。”[14](P1969)“而北钱视南钱昂值三之一，南铸大抵轻薄。”[14](P1968)诗歌进而喟叹重钱足钱不见其踪，腐钱恶钱大行其道的局面，对铜币的未来表示严重忧虑。直至隆庆元年，朝廷下诏：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民间交易一钱以下止许用钱”[14](P1967)。至此，白银取得合法主币地位，铜钱重要性开始弱化。诗歌以“古来弃置人同此，何讶区区物亦然”作结，则由物及人，以善钱恶钱之命运，类比君子处穷小人得势之世道，立意深远，发人深省。 (二)《毁舟对》：本末之争的新范本
皇甫汸《皇甫司勋集》卷五十有《毁舟对》一篇，全文八百余字，骈散结合。文章虚构“束教公子”就吴中舟船之事求教于“通方先生”。“束教公子”指出，“吴郡巨丽，实为水区，弘舸连舳，巨舰接舻”，舟船历史悠久。然自古而来，舟船制造求美求大，务尽奢华。进而引“识治者”语，批评由此带来“病礼”、“荡志”、“妨业”、“衅斗”、“诲淫”等五大弊端。并且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毁舟”、“裁以常模”。“通方先生”断然否定“毁舟”之见，指其无异于“裂衣断带”、“剖斗折衡”。进而采用模拟手法，引先王之道，提出解决问题的总体原则，即“因民之政”、“随俗之化”。具体到舟船问题，“通方先生”指出，“识治者”仅见吴郡舟船所带来种种弊端，而没有考虑其在现实中的巨大作用。后文列举婚娶、吊丧等例证，都是儒家传统道德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再退一步，舟船之营构、装饰、宴饮、娱乐等皆常见于陆上市井，又不曾过之，为何要厚此薄彼?吴郡舟船过于豪奢，有违礼教，固然应当治理。然相比于舟船之祸，为政者所带来的弊端更为严重，更亟须整治。且吴郡商业发达，皆以舟楫之功，尽数毁之，则将对吴郡经济以致命打击，“一切尽废”。上行下效，只有当政者“勅躬闭心，端轨务实”，百姓才能受其教化，“召和气，弭怨声”，要“毁舟”干什么呢?全文论述精彩，层层推进，文脉贯通，气势恢弘。细读文本，亦可观见苏州当时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在思想上的交锋，以及城市文化因素对文士本末观念的影响。
其一，苏州商业繁盛多以水运之功。苏州商业兴盛，城市发达，由来已久。市面上“杂贿奇货”、“陈粟红腐”等皆有陈列，市井中则“危冠袨服”、“巨商良贾”交通往来，物资流通和人口流动，皆得益于舟船之便捷，“兰舟桂楫”因而广受欢迎。而当时苏州水运发达，城内盘门南通震泽，阊门西绕运河。入城之水，分流为三横四直，同由东部娄、葑二门而出。城外则有太湖三江及京杭大运河构成的主要水系脉络。芒福德曾说：“大规模的有效交通运输方式首先要说水路。许多城市都发端于大河河谷地区，这并非偶然，而且城市的兴起也是同航运的改进同步进行的。”[6](P77)水路运输、商品交易、人员往来构成苏州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缺一不可。若“毁舟”，则“一切尽废”。
其二，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带来诸多社会问题。“束教公子”、“识治者”和“通方先生”都承认，舟船之兴，给城市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治安方面，“丛饮之衅斗”、“里猾怙势”、“嚚讼繁兴”，风俗方面，崇尚奢侈、嬉游娱乐、追逐声色等，确实都与舟船运输之便及其所提供的特殊空间有所关联。皇甫汸《赠郡侯蔡公国熙入觐序》亦叙及嘉靖间吴中社会风习，内容和观点与《毁舟对》多有类似，可互为参证。
其三，城市化进程中新旧思想的碰撞和对决。苏州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种种新观念不断与传统农业经济培植的价值观发生矛盾冲突。《毁舟对》可视为展现当时这种矛盾冲突的一个显例。传统社会理想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它冲击甚大，而当时社会主流思想及其培育的精英们尚不能完全理解和适应这种变化，故往往持怀疑或否定态度，“束教公子”和“识治者”即其中代表。从全文看来，舟船可视为商业活动的隐喻。“常模”舟船意味着“识治者”可以接受的小农经济，而超过“常模”的舟船无疑代表着新兴的商品经济。“毁舟”则意味着对商品经济持抵制态度。“识治者”、“束教公子”、“通方先生”分别代表对超过“常模”的舟船的三种不同态度，而又暗含褒贬。“识治者”高举传统道德大旗，主张“毁舟”，是作者批判的对象，然又号曰“识治”，含有讽刺之意。“束教公子”寓意束缚于礼教，对城市商业发展与社会风习之变持怀疑态度而无所适从，实为当时普通知识阶层的典型代表。“通方先生”寓意通达且知方(礼)，虽于传统观念多有继承，但能够包容和接纳新生事物，是都市开明开放士人的典型，显然亦是皇甫汸的代言人。
(三)《张季翁传》：性情与礼义的新纠结
《皇甫司勋集》卷五十一载《张季翁传》，传主张冲，嘉靖中人，为“吴中三张”张凤翼、张燕翼、张献翼之父。此传充分展现了城市商品经济条件下，个人性情与传统礼制之间的冲突和调剂。
张冲是都市新思潮和传统旧礼制碰撞下的一个矛盾集合体。都市新思潮对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任侠”，皇甫汸说他年壮时“游侠四方”，并以“闾巷之侠”称其名行。任侠之风由来已久，司马迁《史记》即专设《游侠列传》。“任”强调任性而为，常常侧重于自我性情的张扬、个人价值的追求和自身行为的纵放。“侠”则为这种自由行为提供一个超常的道德规范，锄强扶弱、打抱不平、救人于难等都是“侠”应有之义。明初禁令森严，没有任侠的空间;经济萧条，没有任侠的条件;思想专制，也没有任侠的心境。时至嘉靖，城市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商业经济逐渐发达，礼制法令等渐趋宽松，思想多元化，任侠与江南崇尚自由的传统相契合，因而得以风行吴中，且备受推崇。
张冲尝叹曰：“丈夫处世不能冠缨结绶、乘轩拥麾以快其志，当游侠四方，安能僵卧牖下事一室乎?”遂游侠京师。可见，游侠是他不能获取科举功名后的第一选择。不过，与替天行道、锄强扶弱的传统侠士比较，张冲的任侠实质上是一种游戏人生、放逐自我的都市阔佬的行为，称之为“任诞”更合适。他在京城的游侠行为，也就是“与长安少年为斗鸡、走马、蹴踘、樗蒲、博塞之戏，间与高阳之徒酣饮垆肆，拥姬促坐，哀筝顺耳，食挥万钱”，未有一字提及除暴安良济人困厄之类侠肠义胆。而自京回苏州后，“至营堂室必华敞，所蓄器物玩好必精巧，虽巨室未尝有也”。凭借优裕的家庭经济条件，极尽奢华，享受生活。“因好山水之游，年跻六十，轻捷如少壮时，往来虎丘石湖之间，或操小舟载酒肴以行，或与二三交知徒步径造，令童子携壶榼以随。”极像曾皙描述的暮春之游。其“任诞”最明显的表现，着装故意反逆时尚，凭借特立独行炫人耳目：“其衣裳戍削之制，辄为增损，俗尚褒衣高帻曲衿侈袂，故为狭小以矫之;所簮帢帽服襜袷佩鞶囊，人皆效之，终莫能及也。”颇有江南六朝名士的遗风。 张冲的任侠尚诞，在其时的江南都市具有代表性。社会学家认为，城市人群的密集性和离散化容易导致人们为保持自我而夸大个性，“但这些夸张所具有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这种行为的内容，而在于它要‘与别人不一样’(being different)的形式，在于它以惊人的方式吸引注意力的那种醒目之中。对许多性格类型来说，为他们自己保留一点自尊以及占有一席之地的感觉，只有通过别人的注意才能达到”[15](P196)。中晚明江南快速城市化，城市的社会关系由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附关系转移，货币面前人人平等，旧的等级制发生分解，为人的精神提供了自由表现空间。这就使个人迅速挣脱农村社会传统的束缚，在江南自六朝以来的名士精神里寻找到历史依据，从而让个人的狂放任诞表现成为可能。
可是，在张冲的身上，或者说在皇甫汸的笔下，又处处体现出儒家旧礼制对都市新思潮的对抗。张冲出身商人世家，却熟悉儒家道德传统，在家“事父母，处晜弟，以孝友闻”。儒家传统思想提供给个人的发展道路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应的实践路径便是科举考试，然而只有极少数人能成功，而数量庞大的士人则于思想、心态和经济上都因受制于科举而丧失了自由，但他们最终又只能放弃科举转而他求。张冲也是在不能通过科举功名“以快其志”的结局下才选择“游侠四方”。自己任侠尚诞，却告诫儿子“汝曹不得与吾此流”，且“广延明师诲之”，大修科举之业。因既了解张冲的内心纠结，又熟悉社会的评判标准，皇甫汸努力让任诞言行归趋礼义之正：“对密亲良友诙谈谑浪，一坐尽倾，而卒归于正类托讽焉。客有匮乏，好为赡给;或窘迫来归，能为之拯护。”有了这些铺垫，在文章的结尾，皇甫汸将张冲归入儒家的侠义体系：“惟信义节烈，足以回风而激俗，使人率履向化。季翁近之矣。”张冲竟成为挽救世风回归礼义“修行砥名”的贤士。这一矛盾的形象说明，嘉靖时期江南都市的新潮尚未彻底动摇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总之，中晚明江南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了社会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城市化因素和区域文化双重作用改变着各个阶层的主体结构与精神生态，这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思潮的演进，左右着文学生产与消费走向。各种思想资源在变动的城市与传统的诗文中交锋和相融，使江南城市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意识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皇甫四杰”首先是吴中地域性经验的承担者，所在地域的精神传统与城市化因素共同塑造了他们的心智结构，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文创作。一方面，他们用诗文记录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变革的诸多细节，特别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非理性与欲望化很大程度上抛弃与解构了原有的理性文化传统，动摇了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造成大量现实矛盾与精神问题，这些变化，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和思考。另一方面，城市化因素也给他们的文学活动、精神面貌、诗文内容及艺术形式等带来新的特质，城市生活方式、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的变化造成的传统诗文主题题材的新变尤为显著。在当今全球范围的城市化背景下，考察城市变革和文学新变的关系，对我国经济社会变革和城市文化建设、对正确处理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亦可提供富有效用的启示。
参 考 文 献
[1] 皇甫汸：《皇甫司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 田汝成：《田叔禾小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
[3]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 王世贞：《艺苑卮言》，载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
[5] 赵宏恩等：《江南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6]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7] 李善等：《六臣注文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 皇甫涍：《皇甫少玄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9] 皇甫濂：《续皇甫理山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
[10] 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1]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12]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明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3] 何良俊：《何翰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
[14] 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 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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