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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中国批评 失语 文化语境 误读
论文摘要：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批评，在价值取向和思维向度上，呈现了不同以往的一种后现代景观。后现代主义批评为久经“失语”尴尬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觅寻了一种崭新的理论话语。然而，作为在他者“影响的焦虑”下的新生儿，其对西方后现代话语形式的直接挪移，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文化失语”之处境。基于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批判地消化和吸收西方后现代主义，完备具有本土特征的理论形态，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应有的学术自觉。
新时期以来，随着国门的再度打开，国外各种文艺思潮蜂拥而人。后现代主义作为对西方影响广泛的一股文化思潮，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悄然而至，对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正确认识和对待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并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后现代景观进行文化反思，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后现代主义是在批判和反思西方、、科技和理性中形成的一股文化思潮，产生于2O世纪6O年代，80年代达到鼎盛，是西方学术界的热点和主流。所谓后现代主义，即“现代主义之后”，它的出现，标志着对现代主义异乎寻常的逆转和反拨。现代主义是近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在文化、意识领域内的表现，它在各个领域与宗教绝对权威的封建性和古典性形成鲜明对立，其核心是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即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理性，反对蒙昧。表面看来，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似乎绝然对立，而从本质上来说，后现代主义可谓是对现代主义理性批判精神的彻底发扬。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与这些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或者释义，这些文化或者释义孕育了对于真理、和规范的客观性，天性的规定性和身份的一致性的一定程度的怀疑。”他还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衷主义的、多元主义的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这些描述应该说总体上把握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种完全独创性的文化思潮，也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基础，它是现代西方一些背景不同、来源各异的思潮、流派、观念的杂合体，这种杂合而成的“新生儿”总体折射出当代裂变的征候。后现代主义最突出的理论特征是反叛性与解构性，即对已经形成的各种权威性的传统观念、理论范式、原则规范等的怀疑、批判、颠覆和消解。一是对理性主义的颠覆。所谓理性主义，是指西方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一种推崇知识与理智的主流文化思潮。随着革命的巨大胜利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理性主义在人类近现代被推向了极点，不仅在科学领域取得了统治地位，也在社会领域成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后现代主义反对当代理性主义的恶性发展所导致的疯狂的科学拜物教，认为科学理性破除了奴役、压抑的根源，却又设置了新的奴役和压抑，给科学进步一个错误的解释，带来了社会的精神裂变，导致了当代人精神世界的沦落。因此，后现代主义强调发展一种有价值的、创造性的多元价值观，大力倡导非理性主义，对现代性的观念、理论以及理性进行了无情的颠覆和解构。二是对基础主义的消解。所谓基础主义，就是泛指一切认为人类的知识、文化都具有某种绝对的理论基础的学说。西方的传统哲学都是基础主义哲学，它在本质上试图以一种还原论的方式为世界推演出一个绝对可靠的基础，并把这种基础看作是人的认识和行为的绝对准则和依据。后现代主义认为，这种基础主义不仅是西方文化的一种形而上的积习，而且必然导致一种所谓的“权威话语”的垄断统治，从而最终走向人类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强调事物的多样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从根本上否定了作为世界基础而存在的终极本体。三是对中心主义的破除。西方传统哲学不但为基础主义所规定，也为中心主义所占据。古代社会，人们尊崇自然，认为自然是宇宙的中心；到中世纪时，人们开始转向尊崇上帝，认为上帝是主宰宇宙的中心；现代社会，人们则把作为主体的人看作是万事万物的中心。这种人类中心主义随着工具理性的发展，随着人对自然征服的节节胜利而愈演愈烈，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后现代主义宣称“人的死亡”，提出人不是独立于世界万物的实体，而是世界的一部分；主张消解主客之分，破除二元模式中主体的中心地位，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体现了一种自觉的反中心主义的。这种对自我中心的戕伐最终导致了思潮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重要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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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思潮，其理论特征除了上述概括的几点之外还有很多，体现出混杂性特征。英者阿兰·罗德威这样评价后现代主义：它“是青春的，同时又是颓废的；它才华横溢，同时又是邪恶的；它专注于分析，同时又具有浪漫色彩；它既似曾相识，同时又新颖入时。这就是说，它是自相矛盾的”。
二
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登场，与中国当代现实本身表现出的某种具有后现代倾向的文化语境有必然联系。首先，新时期社会变革中兴起的批判反思思潮，提供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话语场域。后现代主义传人中国的时候，正逢我国推进思想解放的阶段，在对“文革”及以前的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的批判反思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本土化的反叛性和怀疑性的思想观念。这种文化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怀疑否定性与解构颠覆性具有内在意义上的契合。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大众消费社会现实，构成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社会基础。后现代主义原本是西方后社会或信息社会、大众消费社会的产物，后现代主义的特性与这种社会现实具有内在的关联性。2O世纪9O年代以来，在改革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助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大众消费潮流日益形成。这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兴盛与发展提供了合适的温床。
在经历了沉寂多年的理论荒芜之后，一些批评家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代中国社会机体内萌生着的后现代文化因子，并试图在理论批评上与西方的后现代理论进行对接，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本土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创作实践的出现，无疑为后现代批评话语在本土的言说提供了可供诠释的文本。这一时期，中国文坛发生了显著分化，文学创作进入了多声部的“无主题变奏”时期。不仅有写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有所谓后现代主义。新写实主义小说、第三代诗歌和先锋小说，可以看作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本。经历了话语资源枯竭或丧失阐释效力而面临“失语”的尴尬之后，批评家们终于从后现代主义那里发现了一片新的天地。中国批评的后现代性，或者说所表现出的后现代特征，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潮批评。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一样，中国的新潮批评也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倾向，而不像以往的理论批评那样具有系统的观点和理论主张。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学批评对后现代话语的标举和倡扬，是对当下文化和文学状态的一种理论回应，表明了人文知识分子对现实的认同，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极力推进与同步的战略。
正是基于后现代文化立场，批评家在对本土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解读中，赋予“消解深度模式”和瓦解对现实的超越性信仰的价值取向，形成后现代批评话语的奇声喧哗。在他们看来，新时期以来的人道主义观念和人文主义理想，遭到现实价值尺度的冲击和嘲讽，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状态的反思导致对以“意义的寻觅”为基础的启蒙话语的怀疑。巨大的现实反差使后现代主义批评家本能地拒斥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他们怀疑新时期文学以“人”为出发点，“为寻找支撑时代的精神信念和超越性的终极价值而建立的‘寻找的神话’模式”，而更多地认同由商品社会的冲击所产生的既定现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后现代批评不再追求崇高与神圣，拒绝谈论历史、世界、对象、社会、人物，而乐意谈论、解构、生存、转换、替补，乐意捕捉并感受语言在能指和所指的无端角逐中带来的快慰，把批评还原为无限开放的语符形式中的一种高智商游戏。如果说，在文学告别狭隘的功利束缚的观念变革中，倡导游戏精神促进了批评主体意识的自觉和自由的心态，那么，后现代主义批评中的游戏，则以人文理想的消解为代价，语言的能指滑动可以不负载任何意义的内涵。”检视一下当下许多后现代主义批评文本，诸如解构、平面感、去中心、消解深度模式、复制、情感零度、不确定性、零散化、碎片、文化工业、拼贴、时间缺失、颠覆在场、异端、散漫、曲解、变形、移置、反讽等话语随处可见。然而，这些概念几乎都是从西方后现代理论家们那里直接移植过来的，其本质是一种“借挪式”操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批评家们在与过去决裂，并试图直接参与所谓“世界性”话语的对话过程中，实际上情不自禁地陷入了一种“文化失语”状态。而从“自我失语”走向“文化失语”，恰恰凸显了后现代批评无法回避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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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应该说，后现代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兴起有其深刻的意义所在，那就是为久经“失语”尴尬的中国当代批评觅寻了一种崭新的理论话语。2O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一直是三种话语方式互渗互补：一是以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为基础的经典人文主义批评话语；二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批评话语；三是以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为基础的现代主义批评话语。20世纪80年代，这三种话语在碰撞之中互相促进，形成了文学批评少有的多元共生的局面。90年代以后，在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发生了又一次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反映在领域，其突出的变迁就是沉重的肉身与虚无的精神之巨大反差造成的文化话语的紧张与错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向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整个社会在精神生活领域内普遍地呈现媚俗化倾向，导致经典人文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启蒙传统反而遭到了启蒙对象的嘲讽。在这种尴尬状态下，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崛起文坛，以其解构的精神和批判的姿态，对当下市场经济中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状况作了自身的阐析，从而填补了知识话语的空缺，显示出了当下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密切关注。
然而，中国后现代批评话语毕竟是在他者“影响的焦虑”下的新生儿，它对西方后现代话语形式的直接挪移，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文化失语”的处境。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一直是言说着陌生的异国话语。无论是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为基础的经典人文主义批评话语，还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以及以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为基础的现代主义批评话语，都是从西方直接借移过来的。文学批评话语本位的丧失使我们长期处于一种“文化失语”的无根状态。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批评家们又一昧地倒向西方后现代理论话语，以一种第三世界文化的“边缘焦虑”去追赶当代世界的新潮流，这一接轨与同步的文化策略，无疑使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失语”的窘境更进一层，并终于导致了近年来理论上常见的一种“浮躁症”。表面上看似喧嚣热闹，可终究缺乏一种自生自长的本体话语，从而在根本上丧失了与西方理论话语进行平等对话的坚实文化基础。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受制于接受主体的深层文化结构，如果脱离本土文化语境的接受土壤而单向度膜拜、移植异域文化的新质，则会造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文化“误读”。后现代主义批评运用最多的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德里达指出，他使用“解构”一词，“只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隐含的意义，注意我们所用中的历史积淀现象”。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认为，解构主义批评的基本精神在于“永不满足于一种固有的方法”，对于分析的文本必须进行“无止境的质疑”，从而抵制“批评的垄断化和极权主义倾向”。在解构主义批评家看来，“解构”既带有分解又具有创生的意思，而绝不等同于激进破坏。然而，在中国文化语境里，一些批评家则是破坏性地套用解构主义，除了主流意识形态，一切权力话语和人文理想统统成了他们解构的对象。以虚无主义态度消解原本富有深刻内涵的人文理想，甚至宣布割裂传统、宣扬文化无意义，这是在似是而非的“误读”中，丧失了后现代主义的真精神，也远离了本土文化的实际。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有其特殊的文化语境，新的文化土壤能否接纳和吸收它取决于它对本土文化阐释的有效性。对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我们应立足于这个标准，不能置本国本的实情于不顾而随意嵌套。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社会的产物，是现代主义充分发展之后走向极端自我叛逆的结果。西方社会由于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发展，现代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对它的消解与颠覆只是一种自身的更新与激活机制。而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征途上，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现代价值观念的确立还远未完成。严格意义上来说，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文化生产，中国总体上尚处在前现代或者说准现代的阶段。中国要全面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必须大力倡扬科学思想与理性精神、主体观念与启蒙意识、真理尺度与价值理想的精神维度。当前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理论话语的选择无疑应该关注与适应这种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些观念本来就比较缺乏的中国，过早地引进后现代主义理论话语来消解启蒙主义者们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现代价值观念，显然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迫切需求背道而驰。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作为滋生于异域的一股复杂文化思潮，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影响。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作为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反思，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极大超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视角。后现代主义强调非决定论，主张多样性和差异性，这对于张扬个性，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启发人们的思维方式，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哲学文化思潮，它对理性、基础、中心的彻底否定，它所运用的单一的逆向思维方法，又使它极有可能使人滑向极端相对主义，从而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悖论性格，应保持一种清醒的学术批判眼光，既不能有文化排外主义，简单批判，也不能有文化盲从主义，良莠不分。在摆脱了曾有的失衡与彷徨之后，能够坚持文化本位，批判地消化和吸收西方后现代主义，完备具有本土特征的理论形态，才是中国批评应有的学术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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