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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和季羡林与《文学评论》
当代中国的读书人没有听说过季羡林名字的恐怕很少，而知道李长之的（即使是学文学的）可能就不多了。
李长之这时已经是崭露头角的文艺批评家。他与当时任燕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合聘教授的郑振铎早就熟悉，李长之十二三岁时就有诗作发表在《儿童世界》，杂志的编者就是郑振铎。于是，“四剑客”都拜在郑振铎先生的门下。他们曾到郑先生燕京大学的住宅拜访过，郑藏书插架之丰富，让年轻人狠狠地羡慕了一番。
《文学季刊》第一期售罄之后，迅疾再版。但再版时巴金抽掉了季羡林的评论文章、部分广告和封底编委会及特约撰稿人名单。
李长之负责刊物的 书评，季羡林的文章是他邀约，并经过编委会同意发排的。但现在撤销，并没有经过编委会同意，李长之也不知道，他当然是不满意的。郑振铎与朱自清也认为巴金的做法欠妥。
1934年3月25日日记：“这几天心里很不高兴——《文学季刊》再版竟然把我的稿子抽了去。不错，我的确不满意这一篇，而且看了这篇也很难过，但不经自己的许可，别人总不能乱抽的。难过的还不只因为这个，里面还有长之的关系。像巴金等看不起我们，当在意料中，但我们又何曾看起他们呢？”第二天的日记又记：“因为抽稿子的事情，心里极不痛快。今天又听到长之说到几个人又都现了原形，巴金之愚妄浅薄，真令人想都想不到。”
当年的李长之、季羡林都年轻气盛，社会历练不足，说点气话是自然的。但接下来李与巴的龃龉又有发展，李长之说：“巴金先生自发表了批评文字可以包花生米的论调以后，便妄测我在报上有文字攻击他了，终日疑神疑鬼，并唆使他的一群神经过敏而又热诚的朋友们来以明枪暗箭相压迫了。”（《〈鲁迅批判〉序》）李长之于是愤而退出《文学季刊》编委会，不再合作。这是4月间的事情。
季羡林《清华园日记》记录了《文学评论》从开始筹办至出版的前前后后：
接下来，1933年中有多次同长之（有时林庚也在场）商谈的记录。
转眼之间就到了1934年，3月3日日记：“先到露薇处。同长之我们三人谈了半天关于文学评论（我们几个人办的）的事情。关于特别撰稿人、编辑各方面的事情都谈到了，不过唯一问题就是出版处。我们拿不出钱来，只好等看郑振铎交涉得如何——不过，我想，我们现在还在吹着肥皂泡。不过这泡却吹得很大。我们想把它作为中德学会的鼓吹机关，有一鸣惊人的气概。但是这泡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现在还不敢说。无论怎样，年轻人多吹几次肥皂泡，而且还是大的，总归是不坏的。”
3月29日，《文学季刊》抽去文章之后，季羡林办刊物的心愿更为迫切：“同露薇、长之又谈到出版一个杂志的事情。我现在更觉到自己有办一个刊物的必要，我的确觉得近来太受人侮辱了，非出气不行。”但是也不想过分张扬，4月4日：“前几天另外一页上露薇作了一个消息，说到《文学评论》要出版，对《文学季刊》颇为不敬，说其中多为丑怪论（如巴金反对批评）。这很不好，本来《文学评论》早
就想出，一直没能成事实。最近因为抽我的稿子和不登长之的稿子，同郑振铎颇有点别扭，正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消息，显然同《文学季刊》对立，未免有悻悻然小人之态，而且里面又有郑振铎的名字，对郑与巴金的感情颇有不利。昨晚长之去找郑据说结果不很好。”
牢骚尽管发，工作照样做。计划在5月15日出版的第一期，结果因为印刷上的问题，从6月到7月，从济南到北平，几经折腾，杂志出版时已经是8月1日了。大功告成，季羡林这天的日记满纸喜悦：“今天早八点同长之进城。先到大成，《文学评论》已经装订好了，居然出版了，真高兴，印刷装订大体都满意。”
《文学评论》的《发刊词》说：
我们认为文学是种学问，这就是说需要研究，凡武断和模糊，我们是杜绝的；我们又认为文学是种事业，这就是说我们愿意拿出全副精神来去从事，而我们的趣味乃是在事业本身，因而任何暂时的困阻，毁誉，利害，都不足动摇我们的决心及志愿。
在理论上，我们依了文艺科学（Literardash;？），原名杨震文，字丙辰。河南南阳人。1917年德国柏林大学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一生致力于德国文学译述，以及德国文化研究。他引领李长之走上学习德国古典美学的道路。李长之1934年写有近两万字的长文《杨丙辰先生论》，叙述与杨先生相识、相处、相知的过程，对杨极为尊敬。季羡林说：“我同长之还崇拜另一位教授，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清华大学兼任教授
杨丙辰先生。他也是冯至先生的老师。”与李长之不同，季羡林认为：“杨先生的思想极为复杂，中心信仰是‘四大皆空’。”（《追忆李长之》）杨死于“文革”的暴风雨中。张中行有《杨丙辰》一文，留下了这位悲剧人物朴厚而又迂阔的几个片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