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摘要]本文作者通过运用历史文献、调查文献，对历史上中国云南名茶“普洱茶”的栽培、采摘、制作与贸易情况进行了考证与论述，认为普洱茶始栽于蜀汉，交易兴于唐，宋元需求扩大，明时闻名遐迩，清前期达到鼎盛时代，清末逐渐衰落，抗战时又一度兴盛，50年代
[摘要]本文作者通过运用历史文献、调查文献，对历史上中国云南名茶“普洱茶”的栽培、采摘、制作与贸易情况进行了考证与论述，认为普洱茶始栽于蜀汉，交易兴于唐，宋元需求扩大，明时闻名遐迩，清前期达到鼎盛时代，清末逐渐衰落，抗战时又一度兴盛，50年代以后则呈总体衰退状态。进入8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趋势，通过文化宣传、科学管理、传统优势品种开发等途径，使普洱茶市场日益呈现出复兴的趋势。作者还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保留传统的优质高贵品种，适应不同层次的饮茶者需求，以促进普洱茶市场多样性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普洱茶；历史变迁；市场多样性
一、普洱茶的栽培与制作
据《滇海虞衡志》、《滇略》、《普洱府志》等史料的记载，蜀汉时期澜沧江中游两岸即有茶树的人工栽培，距今已有1750多年的历史。其时正值蜀相武侯诸葛亮征云南，于是民间流传有关于孔明插手杖而成南糯山的大茶树，以及为防瘴气煮茶叶为战士治病的传说。清光绪年间编著的《普洱府志稿》也提到：“茶山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晋、南北朝、隋这几个时代，澜沧江两岸的人工种植茶树渐多，据《勐腊县志》载：“曼洒茶山茶树龄在55代以上”，应为此期间所栽培。以后各山逐渐引种，扩种成数山的万亩茶园，遂成为后来的“六大茶山”。
关于 “六大茶山”，向被认为是“普洱茶”的主要源地。唐时，普洱府地属银生节度管辖，唐人樊绰所著《蛮书》中所说的：“茶出银生（今景东县）城界诸山，”指的就是后来的六大茶山。清代方志学家檀萃所著《滇海虞衡志》介绍说：“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耑、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光绪《普洱府志稿》则说：“茶有六山，倚邦、架布、嶍崆、蛮砖、革登、易武。”1957年，云南农科院专家新定六大茶山为：“曼撒、易武、曼砖、倚邦、革登、攸乐。”除攸乐属于今天的景洪市，其余五大茶山均在今日之勐腊县境内。 “普洱茶”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够成为独具特色的名茶，其主要原因，一是产地均在高海拔云雾山中，系无污染的纯天然茶叶，滋味醇厚，经久耐泡；二是采摘和制作方法独特。光绪《普洱府志稿》云：其茶“气味随土性而异，生于赤土或土中杂石者最佳。消食、散寒、解毒。二月间开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采而蒸之，揉为茶饼。其叶少，放而犹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穀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之劲黄而不卷者，名金月天；其固结而不解者名疙瘩茶。味极厚难得。种茶之家芟锄备至，旁生草木则味劣难售。或与他物同器，即染其气而不堪饮。”
普洱茶的茶质优良，具有茶叶肥壮、叶质柔软、浓绿，芽头壮实、白毫显露等特点，冲泡饮用时色泽乌润、香气馥郁、汤色明亮、醇厚回甘，毛尖清香如荷、新绿可爱，内质外形兼优，不仅具有一般茶叶解渴、提神、明目、解油腻的作用，还有消食、化痰、利尿、解毒、减肥等功效。清代学者赵学敏著《本草拾遗》中提出普洱茶的药性及功能为：“普洱茶清香独绝也，醒酒第一，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又具性温味甘，解油腻、牛羊（肉）毒，下气通泄。”历史上，由于普洱一带交通不便，运输主要靠马帮。为了便于运输，“普洱茶”多制成团、砖、饼等形状的紧茶。紧茶千里之遥运输，途中经热湿及至寒冷各地段，茶内茶多酚促氧化自然发酵，茶叶变成黑色，味有陈香，有别于其它茶叶之味道，别具特色。此外，这一区域栽植的茶树由于是大叶种茶，嫩芽有显著的白色细毛，故所制毛尖，略呈银白色的光泽，所制红茶色浓味厚，无印度、锡兰茶之辛涩味，颇合欧美人之饮茶习惯。在一些地区的茶树还因与樟树混作，故在品质上又另具特点，即与酥油极易混合，因而又特别受到藏民的欢迎。
在普洱茶已普遍受到大众欢迎的基础上，清初被朝廷列为贡茶，沿贡直至宣统年间。清张泓的《滇南新语》中记有：“普茶珍品，有毛尖、芽茶和女儿之号。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妆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贡。”女儿茶在此时随贡入京。清阮福所著《贡茶案例》中记述普洱贡茶的采摘情况为：“于二月采蕊极细而白者，谓之毛尖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茶。”采办情况为：“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银息项下，动支银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解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干茶。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普洱贡茶从采摘、加工到包装，都极为精良，故深得皇室的喜爱，并广泛在士大夫阶层流传品尝。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亦有对 “普洱茶”、“女儿茶”的描述。其第六十一回中写道：“……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着说：‘该闷些普洱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闷了一大缸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可见普洱茶在雍正、乾隆等年间的风采和鼎盛名气。
关于“普洱茶”的栽种、采摘和制作，20世纪50年代在西双版纳所做的民族调查中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可以作为史志之补充。据调查，当地不少县份都产茶，茶山多为村社公有或私有，由其地各族民众栽种，如勐海坝子四周山区的茶山属傣族，南糯山属阿卡人，攸乐山则全为攸乐人所栽种。所产之茶具有色浓、味厚、嫩度高的优点，而这主要是与其地春季气温迅速升高，夏秋之季雨水多，白天温度高，夜晚气温低，全年又多雾露等优越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的。每年采茶的时间开始于清明前半月，历时二个半月，所采之茶为春茶。因采茶时间先后与叶的嫩老不同，春茶又可分为四等，即：毛尖、细黑条、粗黑条与老茶，亦有将春茶分为雨前春茶与雨后春茶，或将老茶称为夏茶者。秋季7月底又为一采茶季节，是为谷花茶，亦有毛尖、细黑条、粗黑条与老叶茶之分，先后历时二个多月。春茶味佳，谷花茶色好，前者产量多，约占全年产量的三分之二。毛尖茶产量少，每人每天不过采得5斤左右，其它各种茶，尤其是老叶茶则可采到30斤。但在南糯山的阿卡人，每天工作不过6小时，所采茶叶至多不超过12斤。
茶叶的制造，除茶农自行初步制成散茶外，在佛海又设有私营茶庄，收购散茶复制成紧茶、圆茶、砖茶等，佛海茶厂与思普茶厂还利用新鲜茶叶制成红茶和绿茶。“散茶”的制作程序是：白天茶农采茶，当晚抄拌至叶萎后，置簸箕内用手揉搓至出汁液为度，便成条索，再行抖散，继以日晒，达半干时再揉搓，晾干后即成散茶，一般均置竹筐内。“紧茶”则是在茶庄收购散茶后，以等量的细黑条做包被——俗称面茶或梭边，以粗黑条做底——俗称高品茶或二届茶，以老茶做心子，此种老茶多为老叶，需由人工用大刀剁细后，始能应用。制时依次将三者放入铜制筒子，待蒸热后，用布揉制成锥形，名为“锭”，然后堆置使其发汗即可出售。“圆茶”的原料较紧茶为高，用粗黑条做心子，细黑条做面茶，而且以毛尖做为盖面，经两次加盖，用布袋揉制成圆饼。“砖茶”则是取原料较好的春茶，制成砖形。“红茶”与“绿茶”均取新鲜毛尖做为原料，设备与技术亦较制紧茶、圆茶等为复杂。
“普洱茶”所具有的这些优良特性以及独特的制作方法，是其在历史上名扬海内外，成为中国六大名茶之一的重要因素。
二、历史上的普洱茶贸易
关于“普洱茶”最早的贸易时间，由于年代久远，从史籍中已无法进行确切的考证。据清乾隆时檀萃所著《滇海虞衡志》说：“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专，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普茶不知显于何时，宋自南渡后于桂林之静江军以茶易西蕃之马，是谓滇南无茶也。．．．．．．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人不知，犹于桂林以茶易马，宜滇马之不出也。”根据这一说法，可知唐代普洱茶已经行销到西藏。
另据当代普洱县一些文史工作者的考证，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政权于六大茶山所在地易武一带设置“利润城”，从茶叶贸易中获取利润。到了唐乾符六年（879年），南诏政权又在六大茶山至大理的途中设置睑治，取名“步日睑”。澜沧江内大片地方为其辖地，包括江内的利润城及六大茶山。当时，外界已对“普洱茶”有着大量的需求，特别是居住在藏区的民众。由于“普洱茶”所具有的优异品质和适应了以肉类与乳制品为食的藏民的生活习俗，藏民们不惜翻越雪山，漂流金沙江，跋涉丛林，行程数千里，以藏区的马匹、乳制品、藏药等换取普洱茶。普洱茶使藏民日常所需的酥油茶更具风味。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条经步日、下关、丽江而至西藏，靠人背马驮“以马易茶”的“茶马古道”。这条“茶马古道”沿走至20世纪50年代初，此后随着公路的出现而消失。至今，普洱县还有一些老人称呼这条路线为“后路”。
宋代，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此时宋国与北方的金国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开设“茶马市场”，以当地的茶叶换取西藏马匹，再将马匹转与宋，以换取其锦缎与珠玩饰品。茶叶的种植随之扩大。
到了元代，蒙古军队占领了云南，将“步日”改为“普日”，普洱茶已成为边疆各族民间交换的主要商品。元代中期，普洱茶随同以食肉、乳制品为主食的蒙古人进入俄国。
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普日”改称为“普耳”。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为“普洱”，明朝廷还在其地设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贸易。 明清两代，在“茶马古道”之外，还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四条“茶马大道”。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官马大道”，历史上的普洱贡茶经此道运往昆明，然后转运京城。从长江下游而来的客商，以及滇中、滇东地区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员到普洱，均走此道。二是由普洱至澜沧的“旱季茶马大道”，自普洱起运茶叶，经思茅糯扎至澜沧县，再至勐连县而后到达缅甸。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莱州的“茶马大道”，由普洱起运茶叶，经江城县至越南莱州，然后转运至欧洲。四是普洱至打洛的“茶马大道”，此系“官马大道”的延伸，自普洱经思茅、车里、佛海至打洛，然后到达缅甸的景栋。在今天的普洱县境内，还保留有三处较为完整的“茶马大道”的遗址，见证着普洱茶贸易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辛亥革命以后，汉族商人在西双版纳一带，特别是在勐海从事制茶的商号如雨后春笋，相继开业，傣族商人也建立起自己的茶庄。民国二年（1923年），普洱府撤销。民国三年（1924年），将迤南道（驻普洱）改为普洱道，辖宁洱、思茅、墨江、元江、新平、景东、镇沅、景谷、澜沧、缅宁10个县及普思沿边行政区（车里）。民国八年（1919年），思茅县城流行鼠疫、疟疾，茶商渐撤，思茅茶业长期停顿，茶商转入易武，故易武茶业又一度兴旺，延至民国26年（1937年）。此后因法国重新封锁老、越边界，南下茶路堵塞，茶商关门，易武茶业走向萧条。
抗战时期（1937--1945），外省人大量进入普洱，不少人从事商业，普洱商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商旅路线主要为南、北两途。北路即由普洱直往昆明，主要输出茶叶、食盐、地产中草药材，输入布匹、香烟、瓶酒、罐头及其它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等，称为“省货”；南路由普洱输出食盐、银饰等，经思茅、车里至佛海，销售后又转运茶叶至缅甸，输入象牙、煤油、洋靛、棉花、棉纱、布匹、西药、鹿茸、虎骨及杂货等，称为“坝子货”。此外，另有西北路经景谷、镇沅、景东等“后路地”至大理乃至西藏，输出茶叶、棉花等，输入菜油、白糖、冰糖、面粉、乳扇、核桃、干柿饼等，称为“后路货”；东北路由普洱经墨江、元江至石屏，输出食盐，输入豆腐皮、豆腐干、松子等，称为“石屏货”；东南路经江城出越南莱州至海防，输出紫胶、樟脑（冰片）、茶叶等，输入工业品、生猪、牛、粮食；西南路经思茅、六顺至澜沧，输出食盐、土布、银饰、黄烟，输入棉花等。此时的普洱茶不仅行销国内四川、西藏、湖南、湖北等省区，而且远销港澳、缅甸、越南、泰国、印尼、日本乃至欧洲，尤在日本和西欧享有盛名。普洱成为滇南重镇和商业活动中心。 五十年代，人民政府曾大力宣传工商业政策，鼓励茶农加工栽培，增产出口，提出“恢复老茶园，开展新茶园”的号召，茶园的种植面积逐渐增加，茶叶产量比抗战后增长了许多，私商也纷纷收购，外销马来亚、香港、仰光等地。但由于总体来看茶价低贱，茶农采摘茶叶不足维持正常生活，且若由内地入藏，耗时久、运费高，因而产量销量都不高。六十年代，也曾号召“大搞茶园建设”，在思茅坝、曼歇坝、景东县文井大街、澜沧县的惠民、勐滨开垦新式茶园。1975年，新建普洱茶厂，先后加工制作的青茶、红茶、花茶、沱茶、特制普洱茶等六大类40多个精致茶叶品种规格，国内国外均有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