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入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确立起来。随着政治高度控制的瓦解与自由经济的发展，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的过渡时期。在此过程中，经济转型是根本，它的完成才能为整个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奠定最基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入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确立起来。随着政治高度控制的瓦解与自由经济的发展，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的过渡时期。在此过程中，经济转型是根本，它的完成才能为整个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奠定最基本牢固的基础。而在经济领域，分配与再分配以及市场经济中所存在的收入等多方面不平等往往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将就中国的现状来简要论述中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所存在的不平等问题。
关键词：市场转型；再分配；平等；社会分层与流动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的过渡时期，在社会结构的每个方面都面临着解构与重组的的重大难题。政府官员分配的计划经济时代已逐渐消逝于历史洪流，新的市场分配体制应运而生，中国经济结构正历经着重大的转型。
但伴随着经济发展成果的捷报频传，市场渗透所加剧的不平等也成为经济进步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并且随着市场自由的发展其不平等程度不断加深。经济收入的差别所导致的社会资源占有生活机会获得的不平等成为了滋生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大隐患，而这种不平等的发展与中国市场转型这个大时期是密不可分的。笔者下面将从市场转型的大背景出发，探析其与不平等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
一、 倪志伟：市场转型的三个命题
中国正处于市场转型的典型时期，这也为学者们研究转型经济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观察机遇，倪志伟先生所提出的市场转型的三个命题便是对于中国转型经济研究的重要尝试。
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包括三个命题与十个假设。其三个命题分别为市场权力命题、市场刺激命题与市场机会命题。其理论明确了在再分配系统中由市场产生平等的机制：如果工资不是由行政设定，而是由交易关系来确定，那么生产者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市场权力）；如果市场运作起来，那么人力资本回报可能会更多，而政治忠诚则无足轻重（市场激励）；如果在分配经济中存在市场，那么企业家身份是另一种社会经济流动的途径。
在最初的市场转型论提出后，倪志伟随后针对某些学者的批判修正了其观点。在行政精英等占有政治资本人群依旧拥有其优势地位而非被经济精英完全取代方面，倪认为其是由于分层机制的延续性所导致的，但这种延续性只是短暂的，它很快将被市场分层所取代。
二、 社会分层与不平等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形成的精英分层机制目前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市场转型造就了精英再生，行政精英丧失其优势，而企业家等经济精英占领了分层体制中的上流位置，撒列尼将其称为精英再生产，其强调的是精英的断裂；另一种观点是权力延续使得精英循环，原来的行政精英利用其权力资本与最快接触市场政策的优势将其行政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成功地保持了其精英地位，撒列尼称之为精英循环理论，强调的是精英的延续性。
1． 中国改革初的精英分层与不平等
无论是精英再生产还是精英循环，其问题的焦点在于资本的转换，而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本转换的困难程度决定了该社会的精英转型是更偏向于那一种类型。
中国的改革浪潮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席卷而来，经济资本不断取代政治资本的核心地位，成为竞争的主要资本，但在此过程当中，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①也顺势产生。而这便是上述精英循环理论的现实影像。
在改革初期，中国政府在市场价格上实行“双轨制”办法，即政府与市场共同定价，企业拥有一部分自由定价的权力。而与这种双轨制同时产生的，还有严重的“官倒”现象。所谓“官倒”指的是政府官员利用“价差、汇差、利差、税差”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变为官员的私人财产。政治权力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介入，为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提供了便利的渠道，这时权力不仅与高标准的福利待遇相关，更是与巨额的财富之间形成了直接的联系。但是此时的不平等却没有扩大，这是由于精英的这种延续性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并没有产生新的上下层巨大差异，而是从政治资本占有差异更替为了经济资本占有的差异。
2.平等的倒U型曲线发展
随着市场力量的不断增强，直接生产者获得更多的利益，中间阶层不断崛起，新的市场机会使不平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加之以按劳分配的更公平的国家分配政策，个人与地区之间的相对差距减少。上述便是改革初期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得到改善的两个主要原因。
但随着市场渗透的不断深入，价格机制逐渐更多的由市场规律所决定，干部们的优势也逐渐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丧失，社会分层多以经济而非政治进行划分。特别是在现如今的中国，市场机会的不平等，个人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同导致了经济收入上的巨大差异，而经济收入的差异反过来又造就了生活机会，社会网络等各方面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形成了穷则愈穷，富则愈富的两极分化格局。
韦伯将社会分层的标准分为财富、权力与声望，在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下，更多的是以财富所形成了社会分层结构。经济精英代替行政精英成为新的上层群体，经济上的差异性导致分层复杂，两极分化严重。但不平等并非只存于精英群体与非精英群体之间，精英毕竟只是少数人拥有的上层地位，不平等更多的产生于由经济因素为基础所导致的不平衡之中。这就回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等发展呈倒U型的问题，由于市场渗透不断深入，大部分人被卷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当中，在沿着市场向各个位置攀爬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地位上的分层差异性，使市场本身成为不平等的来源并且程度日益加深。
四、小结
总体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基本符合瑟伦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类型特征。在社会分层方面，精英再生产或是精英循环的争论仍然不休，学者们在此问题上仍旧存在着许多分歧。笔者窃以为在中国而言应分为改革初与改革二三十年后来进行讨论，改革初由于权力的延续而形成了精英循环的局面，而后来随着市场渗透的不断深入，企业家们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精英，精英再生产成为了中国市场的主旋律。而这种分层与流通渠道的开放对社会平等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是正负功能并存的一种状态。
上述笔者只是从社会阶层构成或形成过程来考虑问题的，从中我们还难以看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整体轮廓。对于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所涌现复杂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仍然是任重道远的难题。
注解：
① 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
参考文献：
［2］ 陈那波，2006，《海外关于中国市场转型论争十五年文献述评》，《社会学研究》。
［3］ 孙立平，2008，《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开放时代》第2期。
［4］ 刘欣，2003，《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理论争辩的焦点和有待研究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5］ 孙明，2009，《市场转型与民众的分配公平观》，《社会学研究》第3期。
［6］ 吴晓刚，2006，《“下海”：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自雇活动与社会分层(1978-1996)》，《社会学研究》第6期。
［7］ 孙立平，2002，《总体性资本与转型精英形成》，《浙江学刊》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