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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淡了刀光剑影,
远去了鼓角争鸣,
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湮没了黄尘古道,
荒芜了烽火边城,
岁月呵你带不走那一串熟悉姓名。
千古兴亡谁人定,
盛衰岂无凭。
一页风云散,
变幻了时空。
聚散皆是缘,
离合总关情。
担当了生前事,
何计身后评。
长江有意化作泪,
长江有情起歌声。
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
人间一股英雄气,
在驰骋在纵横。
这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插曲之一。这首歌主题分散,焦点游移;但是,这首歌却逐一涉及了电视或者电影对于历史的兴趣所在:刀光剑影,边城古道,皇室名流,江山兴亡,英雄美人,或情或缘……的确,历史正在成为众多导演的汇聚之地;他们仿佛掘到了一个取之不尽的矿藏。当然,如果考察一下导演们心目中的历史是什么、他们仅仅对历史的哪些方面兴趣、他们试图用历史说明什么,人们会得到种种意味深长的发现。然而,在我看来,人们首先必须回到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之上: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历史"这个概念承担了什么功能?现今的语境之中,人们又在什么意义上再三地重提"历史"?
这个意义上,历史文本拥有强大的权威性。这种权威甚至投射到其他文类之中,例如小说。历史文本不仅为早期的中国小说提供了灵感,而且,小说的形成很大程度地源于史传文学。尽管班固将小说的来源形容为"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但是,历史与小说的特殊联系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掩护。如同荷马缔造了西方文学的传统一样,中国小说的始源之处存在着司马迁。中国小说史的考察发现,"魏晋小说多以史家记录为对照,习其记事之法,仿其记事之体,内容则多取史家舍弃或遗漏之事,故有杂史、野史之称。"(3)杂史杂传广泛搜罗奇闻异事,意在补充正史。某些记载之中的小说即是出于史官之手。唐代长孙无忌的《隋志-杂传类序》认为,这些杂史杂传"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因此,某些正统文人开明地承认了小说的价值--正像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之中所说的那样:"是知偏纪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既然如此,他们理所当然地将历史文本--特别是历史文本的如实记录--确认为小说核对情节的中轴线;小说仅仅是历史的副本。这种观念形成了双重的后果:首先,某些小说挟历史的声望而自我肯定;正史的记录范围有限,小说是正史的拾遗补漏--这不仅是小说存在的理由,同时是小说分享正史权威的理由。其次,相当长的时间里,小说不得不蜷缩在历史的阴影之下,遵循历史文本的规则,充任历史的秘书。想象、虚构、揪人的悬念、曲折的情节和个性分明的性格--诸如此类的美学特征不得不遭受历史文本的强大压抑。由于历史学的统治,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深刻分歧久久得不到正式的伸张。历史学的衰微与文学的反叛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晚清的历史小说家吴沃尧曾经指出,文学的生动有趣乃是历史的短缺;撰写历史小说的目的是为了"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亲其境"(4)--这里,文学不再是历史边角料的收容队,文学是以独特的美学功能弥补历史学的拘谨乏味。在他看来,"小说虽一家言,要其门类颇复杂,余亦不能枚举。要而言之,奇正两端而已。余畴曩喜为奇言,盖以为正规不如谲谏,庄语不如谐词之易入也。"尽管如此,吴沃尧仍然对这种劝诫表示接受:"撰历史小说者,当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以借古鉴今为诱导;不可过涉虚诞,与正史相刺谬,尤不可张冠李戴,以别朝之事实,牵率羼入,贻误阅者"。(5)显而易见,与其认为这些观点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骑墙,无宁说这是历史学与文学之间无奈的折衷。可是,这种折衷究竟能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