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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反，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既善于组织生产，也善于利用市场。中华民族既是一个农业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商业民族。既能够吃苦耐劳，也富于创新和开拓精神，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有效地采取不同的生存手段。只要条件许可，也能够勇于投身于市场大潮当中。过去人们常常评判中国传统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句话说对了后面一半，错了前面一半，因为小农经济不可能是自给自足的，而必须是深度介入市场的，没有发达的市场，就不可能有繁荣的小农经济。
中国古代的商业市场
早在史前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玉器，就大量来自于新疆。而内地当作交易媒介的贝壳，又大量来自于东南亚沿海，如缅甸、泰国一带。除非是通过市场，我们无法想象这些物品是如何获得的。三代(夏商周)时期的商人，其商业精神和对利润的追求就名标史册。商人的先祖王亥因为从事贸易，结果丢了性命，此事记载在《周易》之中，又通过甲骨文得到证实。商朝灭亡后，周公对商人的训词，要求他们“肇牵牛羊”，通过贸易获利以供养父母家庭。春秋时郑国政府与商人相约：“尔无我虞，我无尔诈”，共同承担保卫国家的责任。《管子》实存76篇，其对工商业及经济规律的深刻分析，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的重要贡献和社会各界对此的深刻认识。这些思想，论广度与深度，实在不弱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境界。齐恒公与列国之间“关市几(稽)尔不征”的国际公约，反映了当时社会迫切需要扩大市场的要求。
西汉初年，在全国市场统一的大好形势下，中国人民的企业家精神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史记》清晰全面地记载了西汉前期市场的高度繁荣和活跃。“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诸多工商业者们，通过自己的勤劳俭朴及对市场的敏锐、对风险的承担，不断开拓出新的天地。
遗憾的是，自汉武帝实行官营垄断，及“杨可告缗”，各地民间企业家们“大抵皆破”，中国蓬勃发展中的市场大潮骤然受挫。及至王莽新政，全面复古，五均六莞，倒行逆施，限制市场的发展，又导致中华民族的市场精神进一步受到打击。三国时期的大混战，更是直接导致中国的经济倒退到以物易物的阶段，全国性的市场也基本上不存在。
隋唐统一，全国性大市场重新确立。但是中国本土的企业家精神尚未得到完全的恢复，胡商在中国商业活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唐朝时期最大的商人，往往都是胡商。黄巢屠广州，所杀12万人，大抵都是胡商。虽然如此，商业却也日益繁荣。在历史迈入宋朝之后，中国人的商业精神再次得到空前未有的发展。《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等反映了华北地区繁荣的经济，《武林旧事》等书又充分反映了南方地区活跃的商业活动。宋代的商税甚至一度超过国家税收的一半，这在中国封建时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成绩。
明代前期，除了官方贸易之外，片板不许下海，民间海外贸易受到严重阻碍，但是民间商业及市场并没有被阻碍。发展到明朝中期，民间企业家精神的高涨，最终冲破了这一樊篱。据海外学者统计，自明中期到清朝中叶，流入中国的白银至少达到5亿两以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工商业发展的整体成就和强大的竞争力。在内地，则商业活动和市场发展从来没有受到过限制，人民的企业家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利玛窦于晚明时期来到中国，惊叹于中国民间的船只之多，认为仅广东一省的船只，就可以抵得上整个欧洲之和。这并不是夸张!当时的经济中心苏州，由于船只太多，以至于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研究表明，明清之际，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和市场的巨大发展，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有学者认为：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商业革命的大潮中，全国各地的企业家精神都在涌动。当时全国有所谓的“十大商帮”。也就是山西晋商、徽州(今安徽黄山等地区)徽商、陕商、福建闽商、广东粤商(分广商、潮商、客商)、江右(江西)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苏商、宁波商帮、龙游(浙江中部)浙商、山东鲁商。即使是在饱受外国侵略的中国近代时期，也同样存在“商业革命”。“19世纪中国同西方的经济关系，促进了成熟的商业资本主义，这一商业资本主义构成一场商业革命。”(郝延平)近代的中国商人，一方面学习西方传入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同时利用西方所提供的资本和市场，加上对本国市场及传统的熟悉，“……迅速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郝延平)清朝末年，既是一个饱受侵略和经济受到沉重打击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商业大发展的时代。晚清七十年，极大地依赖于商业税收以维持清王朝的统治。厘金和子口税的数量姑且不计，仅海关税就常达全部税收的1/4。这既反映了晚清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也成为晚清政府财政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
小企业的突出发展
整个中国市场史和企业史上，大商人固然吸引眼球，但是小企业的发展却是最突出的。小企业的特点是：不需要什么资本，也不依赖于土地，而只需要勤苦的劳动和企业家才能。只要市场上存在一点可以经商的机会，存在一点可能被利用的资源，就一定会被人发现并利用。中国民间工商业，尤其是小工商业，对于中国经济并不仅仅是锦上添花，更是雪中送炭。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事关千百万人民的基本生计和国家的稳定。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人多地少往往是一个常态，历史发展到宋代以后，这一点就显得更加突出。由于土地的紧张，小工商业尤其显得重要，因为它给底层贫民提供以必要的、也可能是更好的生存发展机会。著名史学家蒙文通统计：北宋熙宁十年，全国商税总额约九百万贯，其中百分之八十来自遍布全国的各县、镇场务，这证明了民间普遍发展的市场与底层民众中蕴藏的企业家精神。有名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基于社会贫富不均的现实，但其导火线却不是土地，而是由于政府对商业的垄断，导致底层贫民的无以为生。而且，中国历史发展中，小工商业往往与小农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依赖，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明清十大商帮，除了晋商和徽商，大多数都是小商人为主。即使是晋商和徽商，其中也都是从小做大，逐渐发展起来的。美国学者施坚雅的研究，又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普遍而深入的市场网络，这对于人民生产与生活至关重要。 可见，中国历史进入宋代以后，市场已经代替土地，成为贫民最重要的谋生手段。小企业、小工商业的发展，是迫于社会贫富分化的事实，也是减缓社会瓦解的重要手段。因此，小企业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经济的活跃，乃至下层民众的生活，进而实现社会基层的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唐代中期以后直至清代的中国历史，也是一部土地与自由市场之间进行替代的历史，唐以前国家尽量向农民提供土地，唐中期均田制崩溃之后，国家没有能力向农民提供土地，而只能向农民提供越来越多的自由，允许他们通过市场获得生计。没有土地，不影响底层小民的生计。但是如果限制市场，小民的生计立刻就会出现困难。我们可以这样说，向底层人民提供土地，还不如提供市场更加有效。
海外华商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以上这一点。近代以来，由于国势的衰落、经济的萧条、人口的增长及外来侵略等原因，东南沿海地区的华侨不断离开故土，远渡重洋，漂泊异国他乡以寻求发展，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虽然饱受艰辛，历经劫难，但是最后却往往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海外华商的特点是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而不受到任何制度、文化、宗教和经济基础的影响。他们往往白手起家，而终得富裕。任何地方，只要有经济运行，华人就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商业活动。有市场的地方，华商利用市场;没有市场的地方，华商就建立市场，并推动市场的发展，而自己也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发展。
中国传统企业家的开拓进取
中国传统企业家精神和工商业发展，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更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社会网络的基础之上。中国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中国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中国商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韦伯在《中国宗教》一书中特别强调中国商人的不诚实和彼此之间毫不信任，但他同时又对和外国人做生意的中国行商的信誉卓著大惑不解。就16世纪至18世纪的情形而言，中日研究者几乎异口同声地旨定了中国商人的诚信不欺。因此，并不是中国商人不懂得信誉的重要性，也不是中国商人不能坚持诚信，而只是因为形势和条件不同，中国的商人遵循了不同的行为准则。——这是当前中国政府和研究者们所必须要注意到的反差。
此外，与一般人所说的中华民族传统上保守封闭，不思进取相反，中华民族蕴藏着强烈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近代的晋商，在国势衰微的不利形势下，却能够把生意向全球扩展，东到日本，向西一直做到彼得堡。如果没有开放的心态和冒险的精神，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同样在近代，中国的小企业家们，以三刀(剪刀、菜刀、剃刀)开路，早已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中国商人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开放心态，和对机遇的勇于把握。19世纪的买办商人，就成为中西方商业沟通的桥梁。
更重要的是，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商人相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商人群体当中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本国传统与异域文化有效的结合与融合，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不同民族和文化传统的接纳，与市场背景和谐共处。——而这甚至是有名的犹太商人所做不到的。犹太商人具有强烈的商业意识和企业家才能，可以到处追求利润，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总不能与他的邻人搞好关系。而这却是中国商人们最大的优点：不为己甚，求同存异。
亲族乡里网络是中国小企业成就和创业的重要秘诀。我们经常能够观察到基层人民的生活。很多底层民众，并无雄厚的资本，也从来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对世间的事物也大多并不清楚，语言能力低下，各种技能都很差，素质教育从来与他们无关。但是他们可以充分利用亲族和乡里这一网络。他们的信息来自于亲族乡里之间的口口相传，创业技能和资本都来自于亲族乡里的相互帮助，而对市场的敏感则半由天生，半由后天磨砺习得。他们就如一群工蚁，单独拿出来都泯然众人，但生活在这一网络中却能够迸发出惊人的活力。
在美华裔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人的企业精神可在美华裔企业家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是一个重视商业和创业精神的国家，而且从制度上保障这种精神发生作用。在中国本土，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才能已经充分展示了它的潜力。而所有这些，在美国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扬。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颁布《小企业法》。该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宣告：“美国私营企业经济体系的精华是自由竞争。只有通过充分和自由的竞争，才有自由贸易，自由进退市场，以及确保表现和发展个人主动性和判断力的机会。坚持和扩大这种竞争不仅是经济福利的基础，而且是国家安全的保证。除非小型企业实际的和潜在的能力得以鼓励和发展，这种安全和福祉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国会严正宣布，只要是有可能的，政府应当援助、咨询、扶持和保护小企业有关的利益……”。
深入的企业所有权是美国人的灵魂。“大多数美国人对商务(business)的热恋特别地集中在小型企业上。从托马斯·杰斐逊时期到现在，许多美国人看到了小企业业主是最好的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的缩影”。(曼塞·G·布莱克福德)
美国社会那种勃勃向上的创新资产阶级精神，以及开放式的创新体系，不断吸引大批创新人才。除了大萧条和70年代以外的20世纪，美国强大的工业企业的确代表着其坚实的经济实力。但是，小企业的作用也一直是很重要的。它是在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力量，它带动了标志着一个资本主义演进到历史新阶段的服务行业，它从来没有停止过企业创新。纵观美国历史，它已经作为一个经济理想激励美国人的、一直是数百万人动力的、其中有的已实现了“美国梦”。总的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经济力量，占据了目前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二，解决了超过一半的私人部门新增就业问题。在人均拥有专利数量方面，更是大公司的16.5倍。
华裔在美国这样的环境中，其企业家精神得到了良好的展现与发扬。
根据美国2010年人口普查：美国人口达到3.087亿，其中白人(含西班牙裔和拉丁裔白人)72.4%;美国印第安人0.9%;夏威夷与其他太平洋岛屿原住民0.2%;亚洲人4.8%;黑人12.6%;混血及其他人种9.1%。
2007年美国共有两千七百万多个企业，亚裔企业占5.7%，近160万个，其中华裔占27.3%，即占全美企业的比例约为1.56%。全美雇主企业(即有雇员的企业)比例为21.2%，而华裔企业中，雇主企业由占了25.9%。
以上数字显示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在美国，华裔企业的比重超过华裔人口的比重。为1.56%对0.9%(2007年华人占美国人口比例为0.9%)。第二、华裔雇主企业的比例大于全美国雇主企业的比重，为25.9%对21.2%，这证明华裔企业主管理企业的能力也在美国的平均水平之上。
数据表明：中国有13亿人口，注册企业加上个体户一共有5300万，平均24.5人一家企业。美国有3亿人口，2700多万家企业，平均11人一家企业。然而，数据同样表明：美国华人的市场意识比较强，其创业意识要超过平均水平。2007年，美国有109614家华裔雇主企业，313995家无雇员的华裔企业，即非雇主企业，平均6个华人就拥有一家企业。这证明，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大陆存在比较多的因素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实现。这些因素是什么?又是如何发生作用的?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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