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人语言学博士：选择不说话，也会很快乐

聋人语言学博士曾被视为“异类”，直到重新选择

可不可以不说话

郑璇在讲解手语

重庆聋哑学校的教学楼上写着“无声也精彩”

郑璇(左)与聋哑学校老师用手语交流

郑璇是励志人生的模板。

她两岁失去听力，经过漫长的口语康复训练，考入武汉大学。硕士毕业后，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中国首位聋人语言学博士，在大学任教。

在聋人的世界里，努力去用口语实现交流，是多数人心目中最理想的状态。相较之下，手语被戴上了耻感的帽子。看到郑璇，很多家长有了信心，“我的孩子也许一样可以能说会道，上大学。”

但郑璇却并不想成为家长们追捧的“康复明星”。

漫长的口语康复训练中，她经历了太多孤独与艰难。在聋人和听人(注：聋人对健全人的称呼)世界之间，郑璇遭遇了身份认同危机，两个群体一度都把她视作“异类”。

成年之后，一直小心翼翼使用口语，“躲在”正常人世界里无比压抑的郑璇，重新做出了选择，她开始“放下”口语，学习手语，也真正找回了自己。

“手语是一种可能性。我们的人生可以有另外的选择，我们拥有选择不说话的权利，哪一种选择都不是错误的。”

努力靠近正常人

每年，都有很多家长来找郑璇，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复制那个“努力靠近正常人”的故事。

郑璇一度把失聪归咎为两岁时错用了药物，后来才知道，自己本就携带致聋基因，患有“大前庭导水管综合症”。多年来，她的听力不断下降，目前已跌至100和120分贝。但比起先天聋儿，她依然是幸运的，失聪时积累了一点口语基础，属于语后聋，这是实现更好康复训练的前提。

家人尽最大可能让郑璇回到“正常世界”。为了方便她跟读儿歌，买了双卡收音机，在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件奢侈品；外婆为照顾她，提早退休，在海军服役的父亲放弃提干转业回了家；在她3岁时，家里又托人到香港买了几百块的盒式助听器。他们以郑璇为中心，从“a、o、e”开始，一点点把知识“吼”到了她的世界。

坐在小板凳上，无数次重复发音，这是郑璇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父母口型夸张地靠近她耳边大喊，她记得气流喷到脸上不舒服的感觉。一个词一个词重复，偶尔淘气一次，说话声音忽大忽小逗大人玩，那个词她就要读上百遍、千遍。

“那是很烦躁的记忆，感觉像在训练鹦鹉。”Z、C、S的发音她学了大半年时间。妈妈原本腼腆、害羞，在抚养她的过程当中，逐渐变成了讲话声音特别大的人。

从小学开始，郑璇一直就读于普通学校，努力让自己“更像正常人”。她尽可能依靠助听器听，听不清楚就模仿，她时刻睁大眼睛观察身边的人。小学老师开玩笑说，郑璇听课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恨不得把她吃掉。

刚上一年级时，郑璇经常不知道老师让做什么。在数学课上，看见同桌拿出一捆小棒，她也默默从书包里拿出来，配合老师的板书猜出来是要算数。“当时我太小，助听器没声音了，听不清楚了，都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音乐老师教大家唱歌，她完全不明白，只好学着别人乱动嘴巴。回到家，她模仿歌词的发音问爸爸：“‘抱我’到底是什么？”这才知道完整的歌词应该是国歌里的“冒着敌人的炮火”。

很多时候，她都在忍，装作听懂了一样。她尽全力消化落到自己身上的各种困难，让自己看起来像其他人一样好、一样完美。高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她考了全区第一。

但“靠近正常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教室的黑板上常写着“聋子”两个字；门框上放着扫把等着她推门；助听器也被抢走过……高中的时候，一个学期三个同桌要求和她分开。她性子闷，不喜欢讲话，喜欢笔谈，同学大多觉得靠写字交流太麻烦。

从隐匿到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