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人语言学博士：选择不说话，也会很快乐

相较之下，聋人间所通用的手语，语法顺序不同，词汇量也更丰富，而形成年代甚至可以追溯到1887年中国第一所聋人学校的创办。而且各地的手语也有方言，武汉手语、重庆手语、上海手语都有词汇上的差异。

聋人群体的手语大多是从生活与人际交往中逐渐习得的。郑璇也是来重庆以后，到聋人群体中做田野调查时，才知道当地的“朝天门”、“校场口”用手语怎么表达，也第一次发现老人的手语和年轻人有极大的词汇差异。“有很多地道手语的打法都要一点一点从社会上采集回来，再进一步去研究，其实还没有被系统的挖掘出来。”

2018年5月，《国家通用手语常用词表》发布。这本书的编制过程中，聋人有了更多的参与，但郑璇说，许多常用的词语仍然没有收录，书中的某些打法在聋人群众中也还存在争议。

另外一些必备的条件也有待解决。在重庆聋校，雷鸣仍然是唯一一位聋人老师，大部分听人老师都是在来到聋校以后才开始学手语。学校也想招聘更多的聋人老师，但编制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因为编制意味着要有教师资格证，考资格证包括普通话考试，这对于聋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虽然现在政策有所松动，以手语测试替代普通话成绩，但实际操作依然很难推进，雷鸣在重庆聋校工作十年，该考的试都过了，但几次申报教师资格证都失败，至今依然是编制外人员。

2020年，郑璇有了新的开始。北京师范大学特教系聋教育方向一位老师退休，他们向郑璇发出了邀请。调任北京后，郑璇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手语和听障教育。过去几年，郑璇一直很忙，到北京，让她有了更多时间专注科研。她也相信这或许是一个可以做出更多改变的机会，为那些“选择不说话”的聋人和他们的家庭，找到一条更宽阔、更平坦的道路。

文/本报记者 梁婷

【编辑:房家梁】

口语康复一旦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就会导致聋孩子的第一语言迟迟无法建立，认知、智力和社会性落后于常人。郑璇不想成为家长们追捧的“康复明星”，这条路有太多坎坷，成功又取决于很多因素。她自己的口语康复有诸多前提——有残余听力，及早使用了助听器，父母几乎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到她身上，“虽然现在的康复技术有所提升，但也不是百分百可以复制的。”

“你猜这是什么意思？”郑璇左手比划着数字六，右手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放在六的中间轻轻划动。她解释，在手语里，六的手势代表“人”，伸出剑指是“刀”。刀在人身上切割，就是做手术的意思。在一家萦绕着重庆人高亮声音的餐厅里，郑璇不断变换手势，打出了从地名到情感，各种不同的表达，“在这种环境中，如果我们都会手语，就不用大家一起扯着嗓子喊，对不对？”

这是郑璇的美好愿景，但在现实中，手语依然被一些人与“耻感”画上等号。尽管手语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有了六十年历史。

在郑璇接触的一些家长中，许多人耻于让孩子打手语，而是让孩子年复一年完成枯燥的口语训练，唯一的目标就是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正常人”，有的“上岸”了，有的明明看不到效果，还不甘心地坚持着。

在重庆聋哑学校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周训洪记得，曾有家长直接找到学校，不让教孩子手语。

这所学校唯一的聋人老师雷鸣，则是在孩子时就被手语折服，“手语很美，它是有灵魂的。家里面要求我说口语，但在说的过程中一直受挫，我就想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学手语后，雷鸣觉得自己到了新世界。她觉得不用逼着自己开口说话就很快乐。

郑璇说手语本质上就是一种视觉语言，更直观、形象，简洁。她希望更多人认识手语，并不代表她排斥口语。“如果能学会口语当然是很好的，但如果学起来很困难，或者不具备学习条件，那也不用逼自己。即使口语康复得很好，同时学习手语，多掌握一门语言，多一种沟通方式，又有什么关系呢？”

手语是一种可能性，聋孩子的家长应该知道人生还有另外的选择，不独有口语一条路。郑璇的观点是，在聋人孩子还没有选择能力的时候，尽可能地让他多接触各种语言，把每条道路都指给家长看，“双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常常表现出特别的优势。长大让他们自己做决定，哪种选择都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