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谭盾：写《慈悲颂》前，星云大师对我说了一句话

上观新闻：这条寻觅之路走得并不轻松吧？

谭盾：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生存的意义。因为我相信，无论两种文化相隔多么遥远，只要能找到一个可以沟通的哲学平台或者文化平台，所有的矛盾都有可能转化为和谐。

多年前，我写过一部交响音诗《女书》，这部作品就让我找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平台。女书起源于湖南，千百年来通过母亲口传心授，教给女儿如何做女儿、如何做妻子、如何做母亲。我花了5年时间做女书的研究，在湖南江永走访了13位女书传人，她们大部分都在90岁左右。后来，我把《女书》写进了交响乐，这部作品被费城交响乐团等全世界知名交响乐团带到了世界的舞台。女书这一古老且与众不同的吟诵歌唱，之所以能够让众多中外音乐人都感兴趣，我觉得因为女性文化就是一个东西方可以沟通的平台，从而演化出了一种创新的力量。

上观新闻：在《敦煌·慈悲颂》中，您是否又一次找到了这样一种对话的平台？

谭盾：的确，我在欧洲、澳大利亚、美国的不同城市，与不同国家的音乐家合作的时候，发现台下的观众都会产生共鸣，无论他们来自哪里，讲何种语言，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都可以在音乐中产生深刻的认同。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在历史上交汇的见证，你能看到不同人对慈悲、对自然共同的信仰，这份信仰可以穿越时光，穿越地域，就像一把能够打通东西方的钥匙。

(谭盾与音乐家们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谢幕）

音乐是心灵的良药

上观新闻：《敦煌·慈悲颂》的创作，对您这两年的音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谭盾：今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初起时，我坐上了从纽约飞往布鲁塞尔的飞机，耳畔传来“嗡嗡嗡”的飞机引擎声，恍惚间我似乎听到了武汉的锣音，突然就想到了当时正在经历疫情考验的武汉，想到了那些逝去的生命。于是，我就想创作一部作品为疫情中的武汉祝福。

我是在飞机上完成的创作。写《敦煌·慈悲颂》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当你为人思考、为人担忧的时候，眼前自然就会浮现出音符、颜色、旋律、节奏。

上观新闻：为什么给这部作品起名叫《武汉十二锣》？

谭盾：多年前我在创作《交响曲1997：天·地·人》时在武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湖北的编钟、锣和古乐器很有感情。武汉有着两千年制作锣的历史，全世界很多交响乐团都在使用武汉制造的锣。我和纽约、柏林的交响乐团们合作时，他们的乐手都曾告诉我，他们用的是武汉的锣。我之所以用12这个数字，因为中国文化中有12时辰、12生肖……12是中国文化的图腾，也是人类生命的密码。

上观新闻：《武汉十二锣》在欧洲首演时，有观众感动得落泪。在线上演出时，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您认为这部作品为什么能激起观众的共鸣？

谭盾：我想是因为锣声里包含着心灵的感悟、精神的安慰和信仰的支撑。疫情期间，几乎每个人都有过隔离的经历，这时候我们越发感觉到，人与人的心灵是无法被隔离的。什么样的药可以让我们的内心不被隔离？答案一定是音乐，因为音乐可以把我们的心灵连在一起，音乐是心灵的良药。

在繁体字中，乐（乐）与药（药）是同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音对五味，音乐与药物有着天然的联系，“良乐”亦是“良药”。过去，人们用音乐治疗忧郁与疼痛，后来人们发现了草药，然后他们在繁体字的乐上面加一个草字头，就是药。

上观新闻：疫情让许多人对生命产生新的感悟，您也将自己的感悟表达于音乐之中。

谭盾：是的。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很多人会问，这种病是哪里来的？这是有待科学家解答的问题。那么，音乐家要做的，就是深入自己的内心，用艺术给人以抚慰。

音乐是思维着的声音。我和每个人一样都深深意识到生命的脆弱，重新思考生活与生命，思考人与人之间如何信任彼此，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我把这些思考用音乐来讲述。历史上许多被奉为经典的音乐家，比如贝多芬、莫扎特，他们的音乐之所以长存于世，是因为他们的音乐至今仍能给我们提供思考，能从精神上激励着人们去更加勇敢地做自己。我也想成为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用音乐和人们的精神沟通，在危难中与听众心贴心、心动心。#谭盾#敦煌#壁画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