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谭盾：写《慈悲颂》前，星云大师对我说了一句话

多年前，我写过一部交响音诗《女书》，这部作品就让我找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平台。女书起源于湖南，千百年来通过母亲口传心授，教给女儿如何做女儿、如何做妻子、如何做母亲。我花了5年时间做女书的研究，在湖南江永走访了13位女书传人，她们大部分都在90岁左右。后来，我把《女书》写进了交响乐，这部作品被费城交响乐团等全世界知名交响乐团带到了世界的舞台。女书这一古老且与众不同的吟诵歌唱，之所以能够让众多中外音乐人都感兴趣，我觉得因为女性文化就是一个东西方可以沟通的平台，从而演化出了一种创新的力量。

上观新闻：在《敦煌·慈悲颂》中，您是否又一次找到了这样一种对话的平台？

谭盾：的确，我在欧洲、澳大利亚、美国的不同城市，与不同国家的音乐家合作的时候，发现台下的观众都会产生共鸣，无论他们来自哪里，讲何种语言，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都可以在音乐中产生深刻的认同。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在历史上交汇的见证，你能看到不同人对慈悲、对自然共同的信仰，这份信仰可以穿越时光，穿越地域，就像一把能够打通东西方的钥匙。

(谭盾与音乐家们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谢幕）

音乐是心灵的良药

上观新闻：《敦煌·慈悲颂》的创作，对您这两年的音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谭盾：今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初起时，我坐上了从纽约飞往布鲁塞尔的飞机，耳畔传来“嗡嗡嗡”的飞机引擎声，恍惚间我似乎听到了武汉的锣音，突然就想到了当时正在经历疫情考验的武汉，想到了那些逝去的生命。于是，我就想创作一部作品为疫情中的武汉祝福。

（谭盾与艺术家们在排练现场）

寻找打通东西方的钥匙

上观新闻：融合，是您音乐创作中的重要命题，您多年来一直在西方音乐的架构和语汇中融入东方的文化。在您看来，东西方音乐最大的不同在何处？

谭盾：西方音乐强调和声、节奏与和弦的结构，主要是通过物理的震动及声学结构来决定音乐的情绪。而东方音乐是基于自然的，它的韵律就像东方建筑的韵律一样，以河流为琴弦、以天地振动作为音阶。东方音乐其实是一种有机的音响思考，它与东方的艺术与文学一样，都是和大自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如何把大自然还原成交响乐，还原成一艘“声音之船”，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技术问题。绘画也是如此，画家要营造东方的色彩与天人合一的境界，其实需要非常具体的创造和归纳。

上观新闻：艺术的成长离不开技术的支撑。

谭盾：是的。艺术家的创造离不开自己的根，离不开养育自己的文化，但同时也必须在技术上不断进步、不断创造，这两样东西都要有，并不是说我把自己的作品跟传统文化紧紧捆绑在一起，就一定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就拿《敦煌·慈悲颂》的创作过程来说，我获得的不只是精神上的感悟，也有很多技术上的感悟。把这6个故事像6个短小的歌剧一样串在一起，在结构上必须有一种创新，在美学与技巧上要引领潮流。

面对敦煌壁画，我不仅重温了那些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如何做人的故事，也看到了未来，因为壁画艺术其实具有很强的未来感，我从中感受到了未来音乐的力量。与未来沟通，一直是我写音乐的一个归宿。同时，能够让全世界，无论是西方听众还是东方听众都向往自然，向往和平，是我的音乐的另一个重要归宿。我一直在寻找一个东西方共同的哲学平台，一个可以沟通的平台，让我的作品西方人能接受，我的父老乡亲也很喜欢。

谭盾：2018年在德国首演时，合唱团是由来自19个国家的青年歌唱家组成的，他们都用中文演唱，唱得特别好，我很感动。我记得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青年歌唱家听了第五幕《心经》之后泪流不止。他说，他在其中听到了俄罗斯的民歌，听到了普希金和柴可夫斯基。来自以色列的歌唱家说，他虽然从来没有了解过《心经》，但听后觉得心里特别安静，感觉它有一种不可言传的力量。

上观新闻：在全世界演了那么多场之后，《敦煌·慈悲颂》去年回到了敦煌。这次敦煌之行有怎样特别的感受？

谭盾：去年我把法国里昂国立管弦乐团和德国吕贝克国际合唱学院的200多位音乐家带到了敦煌。他们走进莫高窟看到壁画后惊喜地说：“这个文字竟然有点像希伯来文，怎么跟中文在一起呢？”“哎呀，这把琉特琴好像我爷爷也有一把。”那天晚上指挥《敦煌·慈悲颂》的时候，站在舞台上，我感觉音乐家们似乎不是在表演，而是在与壁画对话，在朝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