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谭盾：写《慈悲颂》前，星云大师对我说了一句话

原来去年我们去敦煌演出时，有敦煌研究院的朋友把消息告诉了他，他赶到敦煌，听完第一场觉得好，第二天没走，又买了一张票。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含着泪水。我顿时觉得自己的音乐是为他而写的，尽管我们从未相识。

（谭盾与艺术家们在排练现场）

寻找打通东西方的钥匙

上观新闻：融合，是您音乐创作中的重要命题，您多年来一直在西方音乐的架构和语汇中融入东方的文化。在您看来，东西方音乐最大的不同在何处？

谭盾：西方音乐强调和声、节奏与和弦的结构，主要是通过物理的震动及声学结构来决定音乐的情绪。而东方音乐是基于自然的，它的韵律就像东方建筑的韵律一样，以河流为琴弦、以天地振动作为音阶。东方音乐其实是一种有机的音响思考，它与东方的艺术与文学一样，都是和大自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如何把大自然还原成交响乐，还原成一艘“声音之船”，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技术问题。绘画也是如此，画家要营造东方的色彩与天人合一的境界，其实需要非常具体的创造和归纳。

上观新闻：艺术的成长离不开技术的支撑。

谭盾：是的。艺术家的创造离不开自己的根，离不开养育自己的文化，但同时也必须在技术上不断进步、不断创造，这两样东西都要有，并不是说我把自己的作品跟传统文化紧紧捆绑在一起，就一定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就拿《敦煌·慈悲颂》的创作过程来说，我获得的不只是精神上的感悟，也有很多技术上的感悟。把这6个故事像6个短小的歌剧一样串在一起，在结构上必须有一种创新，在美学与技巧上要引领潮流。

面对敦煌壁画，我不仅重温了那些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如何做人的故事，也看到了未来，因为壁画艺术其实具有很强的未来感，我从中感受到了未来音乐的力量。与未来沟通，一直是我写音乐的一个归宿。同时，能够让全世界，无论是西方听众还是东方听众都向往自然，向往和平，是我的音乐的另一个重要归宿。我一直在寻找一个东西方共同的哲学平台，一个可以沟通的平台，让我的作品西方人能接受，我的父老乡亲也很喜欢。

我是在飞机上完成的创作。写《敦煌·慈悲颂》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当你为人思考、为人担忧的时候，眼前自然就会浮现出音符、颜色、旋律、节奏。

上观新闻：为什么给这部作品起名叫《武汉十二锣》？

谭盾：多年前我在创作《交响曲1997：天·地·人》时在武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湖北的编钟、锣和古乐器很有感情。武汉有着两千年制作锣的历史，全世界很多交响乐团都在使用武汉制造的锣。我和纽约、柏林的交响乐团们合作时，他们的乐手都曾告诉我，他们用的是武汉的锣。我之所以用12这个数字，因为中国文化中有12时辰、12生肖……12是中国文化的图腾，也是人类生命的密码。

上观新闻：《武汉十二锣》在欧洲首演时，有观众感动得落泪。在线上演出时，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您认为这部作品为什么能激起观众的共鸣？

谭盾：我想是因为锣声里包含着心灵的感悟、精神的安慰和信仰的支撑。疫情期间，几乎每个人都有过隔离的经历，这时候我们越发感觉到，人与人的心灵是无法被隔离的。什么样的药可以让我们的内心不被隔离？答案一定是音乐，因为音乐可以把我们的心灵连在一起，音乐是心灵的良药。

在繁体字中，乐（乐）与药（药）是同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音对五味，音乐与药物有着天然的联系，“良乐”亦是“良药”。过去，人们用音乐治疗忧郁与疼痛，后来人们发现了草药，然后他们在繁体字的乐上面加一个草字头，就是药。

上观新闻：疫情让许多人对生命产生新的感悟，您也将自己的感悟表达于音乐之中。

谭盾：是的。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很多人会问，这种病是哪里来的？这是有待科学家解答的问题。那么，音乐家要做的，就是深入自己的内心，用艺术给人以抚慰。

音乐是思维着的声音。我和每个人一样都深深意识到生命的脆弱，重新思考生活与生命，思考人与人之间如何信任彼此，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我把这些思考用音乐来讲述。历史上许多被奉为经典的音乐家，比如贝多芬、莫扎特，他们的音乐之所以长存于世，是因为他们的音乐至今仍能给我们提供思考，能从精神上激励着人们去更加勇敢地做自己。我也想成为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用音乐和人们的精神沟通，在危难中与听众心贴心、心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