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既包括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的教育，又包括经济伦理的教育。伴随着数学逻辑方法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日益成熟，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逐渐受到经济学者的关注。经济伦理指直接调节和规范人们从事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既包括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的教育，又包括经济伦理的教育。伴随着数学逻辑方法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日益成熟，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逐渐受到经济学者的关注。经济伦理指直接调节和规范人们从事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一系列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从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在《国富论》一书中从物质利益和个人私利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经济观。
他从经济理性和伦理道德的内在统一的角度论述“经济人”假说，一方面，人们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对得失和盈亏计算精密;另一方面，利他心理阻止人们使用卑鄙行径和不公正手段获得财富。随后，马歇尔、弗里德曼、阿马蒂亚·森等众多经济学家都在经济伦理方面展开了论述。马歇尔指出经济人的完全利己主义假设在道德面前是不成功的;弗里德曼主张在法律和基本的道德规则下追求利润;阿马蒂亚·森通过经济学和哲学手段的综合运用，把伦理因素重新纳入投票悖论、个人选择、不可能定理等至关重要的经济学问题的讨论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总之，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包含有丰富深厚的经济伦理元素。
一、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经济伦理教育的重要性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有助于学生认识和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价值观。西方主流经济学说一直将功利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而从伦理的角度出发，功利主义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势必会直接影响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局限性。经济学家罗尔斯指出了功利主义的三个错误：没有认真考虑社会如何分配利益和福利，没有认真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没有考虑欲望满足方面的特性。熊彼特进一步指出，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解释经济的推动力，解释涉及实施动机的问题都毫无价值，它只对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而且，在最狭义的经济领域里，功利主义的假设是多余的。在西方经济学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有助于形成对功利主义的科学认识，能使学生从辩证法的高度认清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优势和先天不足。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西方经济学及其政策导向中蕴含的价值取向。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说，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其理论假设和核心主张方面都体现出了非常鲜明的价值取向。理论的中心思想指出：以私有制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是人类自然的状态，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这样的社会将通过看不见的手走向繁荣;资本主义从来就存在;人类历史是市场逐步自由化的过程，社会唯一需要的是消除国家束缚和干预。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客观地研究和分析当代西方经济学及其政策导向中的价值取向，是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建树及其应用价值的必然要求。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经济伦理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即认为自利是最基础的人性。这一假设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具有分析工具的价值，但不具有人生目的和理想人格的价值。作为经济学者，一方面，在研究动机上不能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追逐私利的“经济人”，而应是为公众利益服务，具有高尚的道德信仰和人格追求的人;另一方面，在经济研究中不能脱离正确的伦理价值观的引导，应利用伦理常识将经济学知识进行整理与应用。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无论是对增强学生以正确的经济伦理立场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素质和能力，还是对提升学生的人生理想和抱负，都具有重要作用。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伦理教育的方法探讨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教师在讲授西方主流经济学说或代表人物思想观点时，增加对其哲学渊源和伦理特色进行介绍。在西方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时期，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哲学、伦理学不可避免地对其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有所影响。而经济学家将经济研究的结论抽象到哲学理论层面时，又必然会烙上当时某种哲学或伦理学的印记。正因如此，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将18世纪到19世纪经济学说的哲学渊源和伦理特色抽象归纳为功利主义。亨特将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渊源和伦理特色归纳为个人主义和伦理上的功利性享乐主义结合起来的产物。第二，教师在讲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建设与推导时，增加对其价值判断进行伦理评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以模型化和实证化为主要特征，但理论模型建设与选择上却总是以一定的伦理特色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和前提的。
以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的边际生产率分配模型为例，该模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指出：劳动和资本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它们各自的产品价值，同时也就决定了它们各自所取得的收入。经济学家施蒂格勒将该模型称为“边际生产率伦理学”，获得了公众和经济学家广泛的支持。第三，教师在归纳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主张时，增加对其伦理价值导向的道德分析。经济学家在适当考虑了某一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后，其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从广泛的社会科学(包括伦理学、哲学的知识)中得出的结论，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分析。完整的解读经济学家的政策内涵，既要分析和介绍经济方面，也要分析和介绍非经济方面，特别是伦理方面。更何况，任何的经济政策主张都会影响到社会秩序中每个人的幸福和福利，而利益的追逐是道德问题产生的基础。以最大产出的经济政策为例，美国和俄国都以最大限度的产出和财富的增长为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但是，美国的最大产出量由消费者决定，而由于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俄国的最大产出量基本由中央集权的领导机构来确定。
两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完全一样，而其中所隐含的伦理意义却完全不同。由此可见，各国的经济政策是各个国家根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中核心价值观的产物，无论引导还是跟随某种政策主张，都需要某种伦理体系来指导他们提出建议。因此，弄清楚西方经济学家政策主张中蕴含的伦理价值导向，对于我们认清西方市场经济各种政策的实质及其对我国的适用范围，是极为有益的。
此外，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对从事西方经济教学和研究的高校教师也提出了挑战。教师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西方经济学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还需要提升自身的哲学伦理素养。一方面，应注重总结西方经济理论内部隐含的道德判断及其作用;另一方面，应关注西方经济学对于伦理或道德的解释性内容的研究。道德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高校经济学教育工作者，要达到经济学素质与哲学素质俱佳，才能精准地解读前人的在经济伦理方面的深邃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