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康德的责任伦理观

摘要：康德的责任观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其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此后这一观点受到了后人的不断批评，认为他为其进行的道德合理性的论证已宣告失败，其启蒙意义并未达到。今天对他的责任概念及其责任伦理观进行梳理，对其在现代社会语境中的意义进行廓清将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康德;责任;伦理观;规律;自由

康德以责任为中心来勾画他的伦理学，将责任视为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这样他为了使理性的人在道德上成为善良的，就要求人在行为必须为了责任而责任，来实现人的自由和提升人的尊严。康德的责任观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这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而此后，他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后人的不断批评，认为他为其进行的道德合理性的论证已宣告失败，其启蒙意义并未达到。今天对他的责任概念及其责任伦理观进行梳理，对其在现代社会语境中的意义进行廓清将是十分必要的。

一、康德“责任”概念的内涵

众所周知，康德伦理学被称之为动机论的伦理学。在这里，所谓的动机论是指行为善恶的判断标准不在于它的目的或者结果，而是根据行为所遵循的原则和法则。康德的伦理学之所以有此特征，其根本标志就在于“责任”一词。可以说，康德的“责任”概念主导了他的整个道德哲学。

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责任”概念是作为“爱好”的对立面出现的。在康德生活的时代。功利主义的伦理观盛行，他们以最大幸福为原则，这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爱好。康德为了防止人们沉溺于其中，便提出了“责任”概念。在他看来，以爱好的满足作为道德的价值源泉，从根本上讲是不可信的。因为我们爱好的对象有时也会起着相反的作用。如果以爱好为标准，那么我们便无法拥有一个无条件的善的东西，这于康德而言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一开始，康德就说：“在世界之中，一般地，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的善的东西”。[1]事实上，正是在这“善良意志”的指引之下，康德将“责任”概念提了出来，并将之作为前者的具体体现。

那么，具体说来，到底何谓“责任”呢?它又何以成为善良意志的展现呢?我们可以通过康德给出的关于责任的三个命题来了解这一点。这三个命题分别是：其一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其二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意图，而取决于它所被规定的准则。其二责任就是出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2]

通过以上的三个命题，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将“责任”概念和“准则”、“规律”联系在一起。苗力田先生在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所作之序言中，如此描绘三者的关系：“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应该完全摆脱意志所受的影响。摆脱意志的对象，所以，客观上只有意志，主观上只有对这种实践规律的纯粹尊重，也就是准则，才能规定意志，才能使自己服从这规律，抑制自己的全部爱好。”[3]由此，关于责任的形式规律也便顺理成章地被提出：“除非我愿意自己的准则变为普遍规律，我不应行动。”[4]

二、以责任为中心的伦理观

康德的责任伦理观是以理性为前提，以规律为基础，以自由为目的，关涉到人的行为、幸福、德性、神的存在、灵魂不朽以及道德形而上学、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等方面的一个体系。

(一)责任与规律、准则

规律是准则的基础，规律具有纯粹性、普遍性，对一切有理性的东西都有效，人就是通过责任被规律所约束。由于人具有自由意志，可以为自己立法，因而他所服从的就是他自己制定的，并且是普遍的规律。准则就是人对实践规律的纯粹尊重。因此，出于责任的行为应该是摆脱各种爱好、依据准则和服从规律的行为，也就是说出于责任的行为应该是行为准则与道德规律的普遍性相符合的行为，也只有这样的行为才具有道德意义上的善。

责任的作用只能用定言命令来表示。行为准则与道德规律的符合使责任成为一个具有真实内容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并且责任对我们的行为具有立法作用，这种作用就只能用定言命令，而不能用假言命令表示。这种定言命令就是自为地发生作用的实践规律，而责任就是对这种规律的绝对服从。在康德看来，知性在认识领域为自然立法，理性在实践领域为自身立法。前者是自然法则，即自然规律;后者为道德法则，即道德规律。对人这种有限的理性存在而言，道德法则表现为“定言命令”。由此可见，这几个概念是紧密相连的。

(二)责任与理性

康德哲学高举理性，宣扬理性的立法功能。在自然界中每个事物都按规律起作用，也就是说自然规律对非理性的存在具有支配地位。唯独有理性的东西才有能力按照规律的观念，也就是按照原则而行动，或者说具有意志。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具有立法功能，在清除爱好的影响下能按照自己制定的法则而行为。同时，理性颁布的命令具有普遍有效性，责任就是服从客观普遍原则的行为必要性，它唯有通过理性途径才能对人的心灵产生影响。

可见，康德的责任伦理观必须以理性为前提，责任就是对人这种有限的理性存在而言，它也只有通过理性的途径才能实现。

(三)责任与自由

自由在康德的理论理性世界中是个先验的理念，它不能被认识，只能被思想。正如康德所认为的，在思辨理性的各个理念中，自由是我们只认识其可能性而并不理解它的唯一理念。[5]这里所指的自由是实践理性世界中的自由。实践的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相对于受制于感性冲动的意欲的独立性，或不受外在限制而独立起作用，这是否定性规定，即所谓的“消极意义”;另一方面，自由即自律，也就是道德的最高原则，是自由的“积极意义”所在。[6]自律是理性的人的自由的体现，为了责任而行为就是自律的表现。

责任是自由行为的必要性。[7]对人来讲，一项绝对命令就是一项实践规则，它要求有道德感的人必须按这种规则去行动。这种命令要求只能通过责任的学科，即道德的学科才能完成，因为只有它才不是技术性的，是无条件的。所以说，绝对命令之所以有效和成为可能是基于意志是自由的，而不是附带有任何意图的意志。可见，从自由行为与理性的绝对命令有联系的角度讲，责任是自由行为的必要性。

任何一种伦理学都要面对两大难题：自由问题和道德律令的问题。在康德这里，任何与责任不相违背的行为都是被允许的——这就是自由，而这种命令不被绝对命令(或定言命令)所约束，反而成了该行为的依据和保证，这样，二者的矛盾就被康德通过责任而解决了。所以，责任是自由行为的必要性，自由是责任的最终追求目的。

(四)责任与幸福、德性

幸福不能直接成为责任，但可以作为实现我们责任的手段。德性与幸福是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但两种原则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其对立也不是不可调和的，实践理性也并不命令人们放弃对幸福的追求。它这只是要求，在一讲到职责(责任)时，我们就必须完全不顾及幸福罢了。[8]以才能、健康、财富为内容的幸福就包含着实现责任的手段，所以，在某些方面来照顾实现我们的幸福就可能是一种责任。但促进幸福不能直接成为一种责任，尤其是不能成为全部责任的原则，除道德法则之外的一切动机都属于幸福之列，都应该被排在最高道德原则之外。

德性体现于出于责任的行为，责任是德性的源泉。人的行为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要看行为是否出于责任，而不是爱好。康德为检验行为是出于责任还是出于爱好，就把动机给孤立起来，将爱好的动机与责任的动机进行对照，并指出只有责任的动机才能给予行为以道德价值。当爱好的动机与责任的动机同时出现于同一道德行为中时，责任的动机对行为的道德价值具有决定作用，当然宽宏的、积极的爱好有助于善良行为的实行，也可以说宽宏的、积极的爱好本身就是一种责任。由此可见，德性体现在出于责任的行为中，责任是德性的源泉。

(五)责任与上帝存在、灵魂不朽

假设上帝存在是一般责任的一种根据。[9]康德在第一批判中将上帝排斥在认识之外，在第二批判中又将“上帝存在”作为公设之一提出，并指出“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地盘”。他这样作的目的为了寻求以道德为基础的信仰，来为道德和责任服务。通过上帝这种无限的理性存在，为纯粹的责任原则提供根据，康德曾说过：“上帝概念是理念，它是作为道德存在的人自己，通过把一切为定言命令所限制的责任看作来之于它的命令，而造就的一个与正义原则相关的最高的道德存在。”[10]

灵魂不朽为责任行为提供了假设条件和必要性。我们意志的信念与道德法则的完全一致是至善得以可能的无上条件，而两者的圆满契合就是所谓的神圣性，是生活于感性世界的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在其生活期间的任何刹那都不能达到的一种圆满境界。因此必须假设一种实践上的进步作为我们意志的真正对象，而要想使其成为可能就必须假设理性的存在者和其人格的无限延续。正如康德所认为的那样，关于我们天性的道德前程有一条原理，就是：我们只有在一个无止境的进步进程中才能够达到与道德法则完全契合的地步。[11]灵魂不朽作为公设之一使意志的信念与道德法则的契合成为可能。若缺灵魂不朽这个公设，人们就可能让责任屈服于人的爱好，这样就损害了责任的神圣性;或者是强己所难，冀求得责任的彻底神圣性，使责任悬在空中，落不到实践领域这个实处：这两种偏差都妨害了责任行为的实行。对于人这种有限的理性存在而言，灵魂不朽的公设使人们依责任而行为成为必要性。

(六)责任与道德形而上学、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

康德将责任放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再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在大众化中将其普及。道德形而上学是责任的根基，是责任付诸实践的、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条件。将责任放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那么这种责任观念就变的纯粹了，仅通过理性的途径对人心产生的影响就比经验对它的影响要强有力的多。植根于道德形而上学之上的责任观念鄙视来自经验的动机，反对从偶然的经验知识中去抽象，从而使其价值不受限制，纯粹性得以维系，尊严得以实现。如果责任不植根于道德形而上学，就不能对一切合乎责任的道德因素做出思辨的评价，既是在单纯的普通实践中，也无法将原则作为道德的基础以便提高道德情操的纯洁性。

纯粹责任表象是使纯粹理性在客观上有实践力的法则在主观上也发生实践力的唯一方法。[12]所谓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论是指我们能借以使纯粹实践理性的法则进入人心，并影响其准则的那种方式而言，即指我们能借以使在客观上有实践力量的理性在主观上也成为有实践力量的那种方式。人类理性无法使人明了无条件实践规律的绝对必然，定言命令就是这样的无条件的实践规律。而行为的最终践行是由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人来实现的，要使这种纯粹的、无条件的实践理性法则进入人心并发生作用，这就需要实践理性的方法，即通过责任使人们对法则产生一种尊重，使这种在客观上有实践力量的理性法则在主观上也具有实践力量。

三、对康德对责任伦理观的批判

康德对责任伦理观的建构和道德合理性的论证，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同时也引发了后

人对此的评说。

黑格尔对康德的责任标准的合理性表示欢迎，而对责任的空洞性进行了批评。为了克服这种责任的空洞性，黑格尔认为应从自由观念推导出责任的内容，这种自由不仅是人的自由，而且是宇宙的理念。宇宙的理念就是人们所服从的社会的理念，通过它，责任的具体内容就进入到了责任的观念，这种观念就要求人们去维护、去践行。可见，黑格尔是通过社会的观念或者说是国家的理念来实现责任的实在性。黑格尔在反对康德的先验的纯粹责任时，为责任注入了实际的内容，主张意志只对最初的后果负责，不应当对他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其他后果负责，并且认为在考虑责任问题时必须把事先能够预料到的后果同其他“从外面侵入”的后果区分开来。

叔本华强烈反对康德的责任伦理观，虽然没有任何哲学家比康德对叔本华的影响更大。叔本华认为康德的责任是空洞和荒谬的。叔本华认为，一切责任的观念和意义纯粹、完全来自于它威胁性惩罚和允诺的奖赏的关系。[13]同时，叔本华认为康德在处理绝对的责任与德性、幸福的关系上也存在矛盾，其结果就是使得绝对责任变得荒谬。在康德那里，那被假设为德性所储备的报酬被蒙上了薄纱，以最高善的名义出现在人们面前，最高善即德性与幸福的合一。但在叔本华看来，这不过是一种其源头为幸福的道德，是建立在自私自利基础上的道德。叔本华拒绝了这种绝对责任，试图运用同情来挽救伦理学，正如他认为的，对一切有生命物的无限同情，乃是纯粹道德行为最确实、最可靠的保证。

萨特对康德责任观的批判与建构萨特在强调责任的绝对性的同时，又重视责任的境遇性。在萨特看来，责任应从自由中引出，人的责任与人的自由是不可分的，人是绝对自由的，应把人的绝对自由作为伦理学的先决条件，在这一点上是与康德相通的。但萨特批评康德过分相信形式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而这些不足以决定行为，并没有使人获得真正彻底的自由。由于人的自由是境遇性的，所以说人对其承诺所应付的责任也应是境遇性的，这与康德的先验的、纯粹的责任观是截然相反。

综上，他们批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康德责任的空洞性和纯粹性，试图用实在性和境遇性来克服。他们的伦理学无论是建立在意志基础上还是同情基础上，都是通过外在的国家理念或惩罚奖赏来作为评判标准当社会发展到现代，德性伦理学异军突起，他们认为这种责任是对人做出约束或箝制的东西，失去了对主体的关切。德性伦理学要建立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伦理学，而不是“以行为为中心”的伦理学。它运用特定的具有德性的概念而不是以义务或责任的概念作为基本概念，这无疑是一条复兴的路，但这样彻底地否定康德的责任观是否是一副对症下药的良方?不过德性伦理学的扛鼎大师麦金太尔提供的一种方法，却可以使我们受益菲浅，那就是将道德与社会生活和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把伦理的分析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

康德这种以纯粹著称的责任伦理观，试图使人摆脱自然的束缚，以提升人的尊严，可以说是对以前责任观进行的一场革命。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从历史主义角度来看康德的责任观，从丰富的社会生活去挖掘它的生长点。

参考文献：

[1][2][3][4]康德著，苗力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42、49—50、16—17、51.

[5][8][9][11][12]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86、121、118、118.

[6]张志伟.康德的道德世界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93.

[7]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4.

[10]康德.康德全集.第22卷[M].[13]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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