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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人权运动」期间，罗隆基作为「人权论战」的主将2，不仅是发动和参与「人权运动」者之一，而且在「人权运动」中建构了他的人权理论体系。他的人权理论代表了「人权派」的人权思想，因而其人权理论具有非常的典型性。就其人权理论而言，罗隆基人权理论的阐发不仅仅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反对中共革命。罗隆基关于共产主义理论和中共革命的论述，是其人权理论体系一个重要内容，与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治」，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等内容一起统制于其人权理论体系。罗隆基提倡人权，反对党治，不仅仅局限于对国民党而言；在他看来，国民党的「党治」和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权，故也必须反对。由于中共革命的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所以，罗隆基分别在1930年3月《新月》3卷1期上撰写了〈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和在1931年7月《新月》3卷10期上发表了〈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两篇长文，其意在指正马克思主义学说诸端不足之处，目的在于否定中共领导的暴力革命。
本文择取罗隆基在「人权运动」期间发表的有关反对共产主义理论和中共革命的论述，来解读罗隆基人权理论另一方面重要内容，以期全面理解他的人权理论。
一 罗隆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
罗隆基在〈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一文，从理论上入手，对马克思有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等方面的学说提出批驳。
（一）对唯物史观的批评
罗隆基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二十世纪的新思想」，「亦不是十九世纪马克思的新发明」，他说，早在马克思二千多年前的柏拉图就大谈共产主义，但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与柏拉图所讲的「共产主义」又有不同。罗隆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条件支配思想」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他也不同意「经济条件支配思想」的说法。他认为，经济条件可以影响思想，但思想也可以影响思想，甚至先有思想的变迁，而后发生经济现象的改换，所以绝对的唯物史观是讲不通的，绝对的经济史观更讲不通3。罗隆基在此层面上指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除了物质影响思想外，思想对思想也有影响，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的论证则不足以反证自己的观点，他这种观点是倒果为因，用所谓「思想影响思想」来否定物质决定意识，根本说不通。
（二）指出辩证法的矛盾
在罗隆基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也是不彻底的。他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辩证法，社会的物质是在永远不断的新旧脱化的程式中，社会的思想亦在永远不断的新旧脱化的程式中。任何物质，任何思想，他们的本体，就有「正」「反」两面。根据这个说法，没有封建的社会，就不能产生现在的资本主义，没有现在的资本主义，就不能形成将来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崩溃的成分，孕育在资本主义的本身。无产阶级有必然的胜利，就因为资本主义有必然失败的缘因。这是辩证法，这又是阶级战争的轨道。若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按照辩证的观点，共产的反面当然要应运而生，新兴的阶级当然要应运而起，否则，社会有「不动」「不变」的时间了，不动不变，马克思的有机社会说就不能成立，马克思的辩证法就不算彻底。果「动」果「变」，马克思的共产社会就不算止境，马克思的阶级战争，将永无已时。这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矛盾，这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上的弱点4。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此问题上的论述，的确不够严谨，罗隆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所以，罗隆基抓住这一矛盾，指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会产生和分化新兴的阶级，产生新的矛盾，共产主义最高境界理想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过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说教，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形态的终极，最理想最完美的社会，不会再有发展了，的确是理想化的一种愿望，与事实有距离。就这点而言，罗隆基对辩证法的理解的确有他的合理性和启导性。
（三）对经济理论的质疑
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罗隆基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缺点，马克思以各商品所包含的「劳力」为比例，说明商品交换价值的关系。假如有一百双靴，买靴的人只有二十；有二十件衣，买衣的人有一百。这种供过于求与求过于供的事实，也影响靴与衣的交换价值。对于马克思说劳力计算是以「社会必须的劳动时间」为单位，罗隆基认为，「社会必须的」又怎样测量呢？马克思说在各商品互相交换的过程中自然可以寻得出他们的比例式来。罗隆基说，我们不知道一件衣所包含的「社会必须的劳动时间」是多少，等到一件衣换了三双靴，衣靴所包含的「社会必须的劳动时间」就找出来了。这不啻说交换价值决定交换价值。这又是马克思经济学说上的矛盾。就此而论，显示出罗隆基不是很懂经济学。其实，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就是基于商品供求关系而得出的。对商品的价值究竟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是「交换价值」决定的，罗隆基只看到了商品价值由「交换价值」表现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商品的价值由一般「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的根本问题。
在剩余价值方面，罗隆基认为也有「许多怀疑之点」。他指出，根据马克思价值说，只有变的资本可以产生价值，如果这样，在工业组织上，剩余价值的增减，当然随「变的资本」为转移，「定的资本」愈少，「变的资本」愈多，剩余价值愈大；反之，「定的资本」愈大，「变的资本」愈小，剩余价值愈少，然而事实又确与此相反。再次，即使说劳力价值论是真理，商品的交换价值，绝对不能认为是某劳工的单独的产物。商品应该是社会合作的产物，其商品的交换价值也是社会合作的产物。共产学者认为衣服公司的掌柜赚了钱，这利息是剥削裁缝的剩余价值，这是把一个有连贯性的社会勉强砌成片断来看。从整个的社会看起来，把商品认作社会合作的产物，那么剥削剩余价值的责任又在谁呢？他同时认为，既然劳工的劳力是商品，经理人的心思才力，何常不是劳力？何常不是商品？工人的劳力有交换价值，经理人的劳力，何常没有交换价值？所以，罗隆基认为，应该把经理人的时间精力、心思才力也计算在内。这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罗隆基认为，马克思根据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得出资本的集中将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引发阶级战争的预言是不可避免。他举例反驳说，这与美国「贫者变富、富者愈富」的现实并不相符合。
罗隆基对这些论点质疑，是有道理的。一个商品的剩余价值乃至社会的财富的增加，是社会合作的产物，马克思从资本入手，界定剩余价值来源于「变的资本」的人的因素，有合理性一面，但正如罗隆基所言，把一个社会化大合作砌成一个片段，而忽视了社会的整体连带合作，因而得出的结论也是片面的。商品中「不变的资本」和交换过程中的二次分配都是利润的来源，否则，很难理解像罗隆基所说的经理人的劳力的价值又如何体现？但对于罗隆基举美国「贫者变富、富者愈富」的现实例子来求证，则有点牵强附会，因为他们两者的立意不同，马克思是就一般规律来说的，而罗隆基是就特殊社会而言的，所以罗隆基用美国的实例，不足以反驳马克思一般性论述，何况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是有所不同的。
（四）反对共产主义
对于马克思把暴力革命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策略方法，罗隆基说，物质条件没有改换，单单用暴力杀尽资本家，创造不了新的社会。经济上共产政策的实现，不是用恐怖行为可以为力的，因此，在社会的改造上，暴力的功用是有限的，「恐怖」行为在心理上或者有片时的效力，但物质社会没有根本的改变，" 暂时变换了的心理是立脚不住的。有甚么样的经济条件，产生甚么样的思想，支配思想的经济条件没有改换，杀人放火，除了报复作用外，是没有高深的意义的。可靠的方法应该是「和平的演变」。
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甚么？马克思认为，一是消灭阶级；二是将来的经济组织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关于前者，罗隆基十分不解，感到莫名其妙。他批驳说，资本阶级，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得到最后胜利，这点我们姑不加以怀疑，同时亦可以说是我们的希望。不过从有阶级的社会转变到无阶级的社会，这狸猫换太子的戏法，我们真莫名其妙了。罗隆基指出，马克思用他的辩证法，证明共产主义的社会到了社会进化的绝顶。动的社会，忽然不动，变的社会，忽然不变，是自相矛盾的。罗隆基认为，到了无阶级的社会，阶级自然会生出来。资本阶级打倒的时候，就是无产阶级起首分化的时候，这就是社会演化上的自然结果。这又是无阶级社会不能实现的证据。至于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罗隆基认为，一个社会里，我们可以承认「各有所能」，但我们不能担保「各尽所能」。他认为，共产党人那套人人可以变成「完人」，「各尽所能」的是过滤的说法，是在宣传上的欺骗。罗隆基进一步从人性上分析，说物质条件支配人的思想，这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哲学。共产党的魔术在哪里，可以使人人都成绝对没有自私观念的完人？至于「各取所需」，罗隆基认为，问题更为繁杂了。既能「各取所需」，就可要索无厌，到这地步，共产党人一定要说「各取所需」自有限制。试问，限制的标准又在哪里？共产主义者说，理想社会里，谁要甚么，谁取甚么，无标准就是标准，无限制就是限制。这无疑回到大自然的境域里去了，结果，这当然是绝对放任的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天演社会。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吗？这是共产主义者革命的目的吗？罗隆基批驳马克思把暴力革命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策略方法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观点，其目的在于反对中共暴力革命的理论来源，用他的话来说，「只要证明别的方法可以得到共产党所要的目的」5就可以。
其实，罗隆基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并没有多少新奇的论点，只是把西方学者的一些观点集中起来，加上一些中国的材料而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对共产主义，提出了许多怀疑点，这些不是我的创见，其实许多都是欧西学者已经说过了的。」从罗隆基的行文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是在借用以费边社会主义者的论点，来批驳中国共产主义理论。罗隆基在他的文章中经常大段的引用费边社的萧伯纳、拉斯基（Harold J. Laski）以及弗布（即Webb，今译韦伯）夫妇等人对共产主义的评论，作为他自己的观点或者证据。拉斯基曾著《共产主义论》一书，书中主要章节的标题即为「唯物史观」、「共产主义的经济学」、「共产主义的国家论」、「共产主义的战略」6，罗隆基〈论共产主义〉一文的结构和主要论点受此书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所以罗隆基反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是来自此书。
二 罗隆基对中国共产问题的疑虑
如果说罗隆基这篇〈论共产主义〉文章旨在从理论上寻找避免共产主义实现的突破口的话，那么他的〈论中国的共产〉一文，就是为解决共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方法。他之所以反对中共革命，在他看来，中共革命是为了共产，「侵犯人权」，与他的人权理论不相符合。罗隆基反共产的言论间接地起到了为国民党反共防共出谋划策的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存在的理由
（二）怀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否真正成功
罗隆基认为，在中国这种由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里，为共产主义者准备了机会，也是共产革命有成功可能的论据。共产党是否真能利用这种环境，能否利用这种机会达到他们革命的目的，他对此表示怀疑。理由有：第一，共产党本身的人才问题。目前共产党所谓的干部人才，大部分是中小学的青年男女学生，这些青年男女，做宣传，喊口号，甚而攻城掠地，杀人放火，有他们的勇气。然而，要打倒一个旧的国家，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这一班中小学的学生一定是「心有余力不足」的。即使中共革命成功了，这一班「流氓、土匪」，如何来安置？怎样来叫他们「各尽其能」，怎样能限他们「各取所需」，共产党本身恐怕有穷于应付的日子了。凭借「流氓、土匪」来谋共产革命，一定有可放而不可收的结局。第二点，中国的国际问题。共产党亦承认国家不是绝对可以独立的，所以共产党要主张世界革命，换言之，共产在某个国家的成功，有赖于共产革命在其他各国进展的形势。国际形势问题，在中国比从前的俄国更为繁杂。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对象，第一步是中国的资本家，第二步是外国在华的资本家。中国共产党或者可以打倒本国的资本家，而外国在华的资本家，可否动其毫末？到了中国共产党直接与外国资本家冲锋的时候，俄国的协助，是否足恃，英美法日的共产革命未成功以前，他们肯否坐视中国的共产党做「没收外国资本家的企业和银行」工作，这一切都是问题。所以，罗隆基认为中共革命必然导致的结果，在中国的内部来讲是流氓共产；在中国的外部来说是洋人共管。事实上，在罗隆基的潜意识里，他是鄙视无产阶级小知识份子的，高估他及「人权派」这班留洋的知识份子的能力。正由于他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所以他怀疑共产党人革命的成功。
罗隆基进一步认为，假使中国共产党革命不能完全成功，到时中国的前途不堪设想。
第一，经济上破产。罗隆基说，本来中国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如今的政府，靠公债接济，典当度日；靠鸦片公卖，只能饮鸠止渴。军阀苛捐杂税，是竭泽而渔；土匪明抢暗劫，是涸澈求泉。这一切都是国家经济破产的现象。假使共产党继续蔓延下去，既不能完全的成功，又不能立即的消灭，在国共两党军事相持的局面下，于是私产更为破产，民生更难维持。穷，乱，乱，穷，成为绝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在这恶性循环中，国家经济更加每况愈下，直到真正破产而止。
第二，政治上的亡国。罗隆基认为，我们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很诚意的认" 定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是不能把中国的政治引上常轨。但共产党一旦得势，政治上继承国民党「党治」的方式，自然是与国民党一丘之貉。我们爱护自由，崇敬平等，坚信民主政治的人，对国共两党的党治，最少是一视同仁，无所偏爱。然在今日的中国，无和平，无秩序，无安全，有政府总比无政府聊胜一筹。倘不幸共产党继续蔓延，已成的政府，不克维持，无形的政府，遍地林立，国家不求崩溃，亦必崩溃。国民党共产党相持愈久，地方政治，愈趋紊乱。地方政治，无论在国民党或共产党统治之下，不是市侩专政，就是流氓擅权。当然，这不是国共两党本来的政策，然而这是他们军事相持的局面上必然的结果。国民党与共产党都坚持「党治」的成见，地方上一班稍有智识、稍有资望而政见与国共不同的人们，不为资本阶级罪名的株连，就遭「土豪劣绅」招牌的诬陷，杀戮逃亡，几已近尽。剩下一班市侩流氓，他们政见上朝秦暮楚，政绩上行险侥幸。这种境况愈延长，地方政治愈险恶，地方政治愈险恶，人民愈纷扰，毕竟政治上又走入绝无休止的恶性循环，直到真正亡国而止。
从罗隆基的思想逻辑来看，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上民不聊生，在政治上一党专制，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两党武力相争，其结果是经济上破产，政治上亡国，更加走入恶性循环的怪圈。鉴于此，罗隆基认定中国共产党一旦得势，其结果在政治上「党治」必与国民党没有两样。就此言来说，罗隆基的确具有前瞻性，并深中肯綮。这难怪瞿秋白等中共人士为甚么痛批罗隆基反共的原因。
（三）共产主义的发生，国民党应负责任
基于「两恶相权取其轻」，罗隆基认为，在今日中国的状况下，为中国人民求生路计，自然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然而在讨论国民党剿共策略以前，罗隆基希望国民党认清他们在如今共产主义的发展上所负的责任，希望国民党承认此前的错误，改弦易辙，而后在对付共产问题上，才有得到适当的策略之可能。他指出，国民党对如今共产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一，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共产党在目前有今日的地位，共产主义在一般青年的头脑里有这样的时髦新鲜，这与孙中山先生、汪精卫先生以及许多国民党领袖们的帮助有关。例如中山先生在他的民生主义第一讲里，说：「我现在就用民生两个字来讲外国近百年来所发生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罗隆基指出，在中山全书里像类似这样的话，还可以发现许多。孙中山的话，直到如今，依然是天经地义，不可指摘的圣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莫恨遍地是荆刺，只怨当年乱播种。「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依然是今日神圣不可侵犯的党义，依然是考试的必须，学校必读的课本。所以，共产主义的发展，共产势力的蔓延，是与国民党的误导有关。
第二，国民党采用共产党的制度。如今国民党的党组织，他的「党治」的策略，他的由党而产生出来的政府，哪一项不是师法共产党，抄袭共产党，整个的模仿共产党？孙中山先生看中了俄国「以党治国」的模范，于是就照样改组了国民党，照共产党的原则，订立了建国大纲。根据总理遗教，如今又产生了「党高于一切」和「党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的政府。严格说起来，如今党的制度，如今党治的制度，在形式上，在精神上，在运用上，与俄国的苏维埃制度比起来，没有甚么不同。
第三，国民党协助共产党实际的工作。先知先觉的遗教，为共产主义作宣传，后知后觉的组织，为共产制度造实例。同时国民党下级党员的一切工作，又直接间接的为共产势力实际造机会。以如今的局面来说，中央政治的缺陋，远不及地方政治的残暴。在罗隆基看来，如今的党衙门威权森严，党老爷气势煊赫。结果是，党衙门威权愈高，党主义威权愈低，党老爷声望愈大，党主义声望愈小。天怒人怨，众叛亲离，时日曷丧，及尔皆亡，在这分际，共产党利用人民心理，利用国民党的弱点，乘机以进了。
总之，在他来看，共产主义的发展，共产势力的蔓延，国民党有推卸不了的责任。罗隆基有发表言论、追求言论自由的勇气，但他将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归因于国民党的推动和引导，则是颠倒黑白。恰恰相反，国民党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手段，特别是在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后，却是「围剿」和消灭。
（四）根本解决中国共产问题的方法
罗隆基在指出国民党在共产革命上所负的责任后，最后开出根本解决中国共产问题策略的药方。他认为，军事上的「围剿」，并不是根本解决中国共产的办法，它只是解决问题的末，而不是它的关键。青年思想的左倾，红色刊物的增加，学校做共产领袖的训练所，书店做共产思想的媒介物，这是国民党政府的飞机炸弹手枪快炮所不能摇动其毫末的根本所在。所以，要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应该从以下着手：
第一，思想的解放。在思想上，第一步，国民党要修正其党义。第二步，要主张思想自由。他特别强调，思想是愈求统一，愈不统一的。只有公开的发挥，比较的研究，平情的讨论，才能得到真理。压迫对方的思想，其实是代对方做宣传；偶像本身的主义，其实是为本身造僵尸，求诸往例，无一或谬。如今中国教育方面的情形，大约如此。他认为，世界上防止反动的方法，只有以思想代替思想的一条路，思想的解放是防共的策略，也是最根本最敏捷最聪明的方法。罗隆基进一步说，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险，是思想没有人来压迫。压迫对方思想的人，到头来将把自己的思想造成压迫，暴露自己思想的弱点。被人压迫的思想，反而添加了刺激和得到磨练。如今的国民党还在盲人瞎马的在做甚么思想统一的工作。这真是令人悲感无量。
第二，政制的改革。在政治上，第一步，希望国民党取消「一党专制」和「以党治国」的主张。国民党要抵制共产党，又要维持党治，无疑增加了许多的障碍。以党治国，如果真的是营救中国的办法，那么，国民党是后进，共产党成了先知先觉，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立场又在哪里？国民党倘若攻击共产党「没收私产」，共产党亦可以攻击国民党「平均地权」。罗隆基说，我觉得我们与共产党的分歧，就是「民治」与「党治」。国民党实行党治，国民党就取消了反共的立场，增加了共产党的口实。尽管政府发宣言，领袖做文章，要全国人一致反共，党治下人民的心理总觉得国是党的。国是国民党的，国是共产党的，与我们这些享不到政权、问不了政治的人民没有甚么关系。这样，我们又何亲何疏，何厚何薄？这是铲共上极大的障碍，然而这是许多小民真实的心理。罗隆基还认为，在全国国民中，也有一些畏惧共祸的人民，但这些人在如今党治底下，没有加入铲共工作的机会。非国民党的人民，一有组织即为反动，一有团结即成叛逆。一班国民党外反共人民，热心的，束手无策；悲观的，坐以待毙。这是解决共产问题上极大的危险。所以，罗隆基认为，反共产的人实占多数。但由于国民党思想压迫，民情堵滞，走投无路的人，虽有想法，但只能听天由命，结果是人们不希望共产党成功，他们却切望国民党失败。假使能取消党治，消灭政治上的阶级，保障政治上的平等，民情得一归宿，思想得一疏导，政府成了人民的政府，国家成了人民的国家，不求团结，人民自团结了。到了这时解决共产问题才有可能。但如今在一党专制底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人民没有监督指摘当局及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的结果，自然是专制者的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趋叛离，这就是如今共产发展的机会。
罗隆基为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绞尽脑汁，想了许多「剿共」的办法，对国民党发出许多善意的「忠告」，然而，他说多错多，他表错了情，用错了意！由此而言，不难理解中共方面为甚么说他是「反动」文人。而在一般人看来，他这番向国民党的条陈，也的确具有献策献技成分，以致后来被人抓住他这个致命的把柄，向罗隆基问罪时，他则无力声辩。
三 中共方面对罗隆基人权理论的声讨
罗隆基这些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反对中共革命的言论，自然也受到了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批评与反击。巧合的是，国民党政府当局说罗隆基「人言反动」、「共产嫌疑」，而来自共产党方面的评论，也认为罗隆基是「反动」。中共中央文委成员彭康在〈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一文中，批驳罗隆基的人权观点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体，社会又因经济的生产关系分成为阶级的社会，因此，人属于社会，便是他属于那个阶级。没有抽象的人，也就没有甚么抽象的人权。人性、人权这些抽象的名字，都是「资产阶级的幌子」。在人权与国家的关系上，「国家是阶级社会的不可调和性之产物，它的作用是某一阶级用来压迫别一阶级的工具，执行压迫阶级的命令的机关」，它的功用不在保护「人权这个抽象的东西」。在人权与法律的关系上，「法律不是保障人权，而是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的所有关系。法律不是保障人权，而是保障资产阶级的阶级权。」简单地说，「所谓人权这一类的东西完全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要求……是资产阶级革命时的主要口号」，罗隆基提出的「35」条人权内容，「是在现在的混合政权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想完全获得政权时的对现统治阶级的抗议和对广大劳苦群众的欺骗」。「人权运动」者提出对国民私有财产的保障，当然是在替资产阶级说话。他们要求制定宪法来保障人权，只是「徒劳无功」的事。广大工农群众要的是「自己阶级的利益和权利，为要得到和维持这利益和权利，他们要更进一步的夺取政权」。「《新月》先生」与工农群众的区别，在于前者要力争人权，而后者则是要获得政权。从这一点上看，「人权运动者也是反动的」。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原来人权运动者们也和他们所称为反动的现统治阶级是一伙的」，「人权运动应该是政权运动」，而不仅仅是「宪法运动」8。
中共中央文委负责人朱镜我在〈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中，把「新月派的立场」概括为「资产阶级底自由主义的思想系统」。他认为，这种思想「看不出帝国主义实使中国沦于崩溃的事实，也看不出封建残余阻碍中国的自由发展之事实」，却只提出造成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的幻想，实现的方法也只是「自觉的努力，不断的改革」。因而，自由主义在中国已完全失却了革命性，其目的只在于「给国民党中央的青年份子一个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倾向的机会」。自由主义者「虽也相对地反对现在的党国统治，然而这与张宗昌、吴佩孚等旧军阀之反对党国，在实质上是没有多大的差异，而在作用上，却演着更深刻的反动的角色。」9
四 如何看待罗隆基的反共立场
罗隆基上述两篇质难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文章，其逻辑路径是一脉相承的，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落脚点在于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而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其要旨则在于向国民党兜售其人权理论主张，故在他〈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一文中，给人以条陈的色彩。我们应如何看待罗隆基这一立场？
在「人权运动」期间，罗隆基刚回国，在思想上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有了好感，而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又相当的隔膜，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了解不多，所以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抱有成见，他的文章，他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论述，随处充满了陌生和误解，如认为共产党不要国家，共产革命的对象第一个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等，这是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和政策的表现。至于罗隆基所谓共产党下级党员不是市井的流氓就是乡村的土匪，革命就是杀人放火，革命导致外国干涉的论点，更是没有甚么新意。
正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国情，也不了解马列主义和共产党，因而他做出的判断也是脱离实际。但是罗隆基这些言论并不是像以前我们批评的那样，在政治立场上与国民党没有根本的区别，有的只是反共策略上的区别，认为罗隆基的反共，主要是为了参加「反革命的大竞赛」、「为地主资本家想出路」、「赞助国民党屠杀民众」等等，是为了取悦国民党11，从而把他当作「人权派」反共的最主要的理论家。显然，这一观点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是「左」倾教条思想的反映。罗隆基这时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无疑的，但他只认为，他们「人权派」与共产党的分歧，只是「民治」与「党治」。从罗隆基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所提出的" 策略来看，他的基本思路是，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党治」，乃一丘之貉。所以，与其国共两党相争导致国家危亡，不如两权相较取其轻，在现存的国家体制下通过对国民党进行思想和政治上改造，使之成为现代民主国家，走上政治正道。这种想法既体现了他的「功用」原则，也符合他人权理论中的政治主张。需要说明的是，罗隆基这种想法绝不是想要维护现存的国民党「党治」的国家政权，其如意算盘是通过「假躯还魂」，老树发新芽。
任何一个人的政治态度都是取决于他的立场。由于罗隆基思想来源与理论基础与共产主义理论不同，所以他的立场不同，治国的主张也不一。罗隆基留学英美，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影响，形成了他一整套关于人权理论的政治主张，这使他看问题总站在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立场上，这与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罗隆基的人权理论在政治上反对党治、独裁，主张法治，反对用革命手段解决中国问题，希望用和平、改良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实行欧美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中共则主张用暴力革命手段，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罗隆基赞同保存私有制度，要求人民拥有财政管理权，国家收支须得到人民的批准，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用渐进的方式来谋求中国经济的进步；而中共则主张土地革命，铲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现象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思想上，罗隆基反对思想专制，崇尚绝对的思想言论自由，并把其视为做人和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条件。用他的话来讲，即言论的本身是「绝对不受法律的限制」；而中共则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以共产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来否定超阶级的绝对的思想言论自由。毫无疑问，罗隆基的人权理论与中国共产党两者本性不一，政见各异，是背道而驰的。因而，作为一位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罗隆基从自己的人权理论立场出发，对中国共产党持有异议，这是其思想逻辑的必然。
总的看来，罗隆基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但他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强烈地抨击国民党「党治」下的中国没有人权，幻想对其加以改造，走上民主法治国家。就此而言，我们毋须苛求罗隆基需要承担事后成败的后果，何况此时的罗隆基是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当然，罗隆基这种反共的思想在后来有所变化，特别是在二十世纪40年代罗隆基从反共演变到与中共合作。对此，有人认为罗隆基是「中共的尾巴」12。其实，罗隆基与中共合作的关系是「和而不同」。所谓「合作」，是一致为了对付国民党而言，在当时，因为无论是中共还是中国民主同盟都是在野党派，为分权和参与政府，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不能不有所联手。但「合作」并不等同于「拥护」，罗隆基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追求，无论是他的人权理论，还是他倡导的「第三条路线」，再到1957年罗隆基放言「平反委员会」等诸多与中共不同的政治主张，其思想和理路是相同的并且连贯，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所谓罗隆基是「中共的尾巴」，经本人的考察，究其实，并不是中共单纯的利用罗隆基和中国民主同盟，罗隆基和中国民主同盟也利用中共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政治策略上的权谋，不能仅从道德标准来判断政治上的问题。从学理上来说，罗隆基也不是对国共两党有甚么个人成见，而是与他的人权理论不符而已。
注释
1 此文是笔者博士论文《罗隆基人权理论研究》中的一部分。
2 人权运动亦称人权论战。这两者有联系，也有区别。人权运动是通过人权论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两者有少许区别，人权运动是政治上定位，人权论战则具有学术上商榷色彩。
3 罗隆基：〈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新月》第3卷第1期特大号。
4 同注3。
5 同注3。 7 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10期。 9 朱镜我（原署名谷荫）：〈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世界文化》第1期，1930年9月10日。
10 秋白：〈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6期，1931年11月10日。
11 同注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