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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和谐社会 中国 传统文化
[论文提要]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蕴含着家庭和睦、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世界和平的大同梦想，它以追求社会和谐为旨归，意在培育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宽容开放的情怀。充分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可为今日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某种哲学智慧和伦理启示。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散的精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合文化，它以“仁”为核心、以“阴阳”矛盾运动为哲学根基，以“和为贵”为价值取向，融“天、地、人”为一体，蕴含着家庭和睦、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世界和平的大同梦想。它以追求社会和谐为旨归，意在培育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宽容开放的情怀，深为人们所推崇、留恋和怀念。正因为如此，从东方文字到日韩的生活习惯，从武术精要到儒家管理，中国的传统文化宛如涓涓溪流流淌其中，那亘古不绝、一脉相承的精魂正是上应天理、下合人伦、贯穿于万事万物之根本的一个“和”字。“理在事先”，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可以教育、引导、鼓舞和塑造有和谐思想的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固然倡导先进文化的主旋律，但彰显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和谐底蕴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谐思想的启蒙和潜移默化的熏陶，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战略势必在广度、深度和速度上大打折扣。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任何执政方略，要想取得生命力，一定不可忽视时间沉淀下来的民族智慧，所谓“合则未必成、离则必然败”，故而大凡兴盛的历朝历代大都对文化采取了“逆取顺守”之策。
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化育思想与和谐社会健全人格主体的培育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明显提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人文化育思想，闪耀着真善美，凝聚着一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传统文化认为，社会的稳定靠家庭的和睦相处，而家庭的和睦靠个人的身心和谐，人自身的和谐即形体与精神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天下大同的首要条件，所以古人一直倡导“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实现全面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人格，达到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求得身心的和谐。孔子把“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看作是君子的五美，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基调。
今日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转型期，旧有的秩序已被打破，而新的规范和平衡尚未建立。面对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的鸿沟，个人心态失衡在所难免。富人骄横，贫者仇富，人人心里充满怨恨和忿忿不平。孔子倡导富而好仁，贫而无怨，以平衡个人心态。因为为富不仁易引起众怒，招致杀富济贫，好仁能缓解社会矛盾。贫者存在怨恨心理，妒火中烧便会犯罪，甚至揭竿而起，故孔子教人贫而无怨。
在古代，面对阶级社会的压迫、剥削和苦难，传统文化教人保持心态平衡，弥合灵与肉的冲突，不为物欲所累，坚守孔颜乐处，使身心各得其所。中国传统文化无意泯灭人的求生向上的本性和抗争精神。面对人类因受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而“铁定”的人的不自由状态，它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具有超越精神，求得身心和谐，这并非是阿Q式的自我麻醉。笔者曾见一“成事在天与在人”的争论。“天成论者”与“人成论者”各执一端，争论的焦点是一件事情的成败，到底是决定于天(客观条件)还是决定于人(主观谋事)。在此，且不争事之成败到底在天还是在人，如果一件事情失败了，败局已定既成客观事实，若一味追究人的过错势必把人弄得追悔莫及、生不如死，到头来可能会是人事两空。项羽兵败之际曾言：天亡我，非用兵之过耳!项羽作为一个军事家必定会去客观分析失败的原因，但他说出这样的话，求得一种心灵的超脱未尝不可。现代社会压力重重，有些很有才华_的人成就斐然，可谓“精英”，但仍感觉自己做得不够，对自己过于苛刻、自责，最后把自己逼上绝境，自杀风波屡屡见诸报端，这就是“人成论者”掘起的坟墓。中国传统文化抛开唯物与唯心的争论，专注人的身心愉悦与和谐，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不能不说是一种智慧。
传统文化不仅造就了普通民众的和谐思想和行动，对执政党采取什么样的执政方略也至关重要。因为任何一个人，不仅是当朝的政治领袖还是过往的世纪伟人，无不先是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接受政治思想的灌输，传统文化必然会影响甚至左右执政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和谐目标的提出、和谐战略的实施都取决于执政的党、执政的领导有没有和谐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思维。党员、党的领袖、国家的领导以和谐的行为方式和姿态面对民众，将直接起到率先示范的效应。
二、群我和谐思想与社会整体和谐的建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更多地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和”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人自身的和谐，从更高意义上看，就是要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正确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真正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融入集体。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社会和谐的主体，离开了人的交往关系，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
(一)在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以家族为中心、为本位，和谐社会发端于家庭，由家庭和谐推广为社会和谐，故仁爱精神的最原始体现是在家庭和家族成员中。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关注社会细胞——家庭和谐，倡导孝悌为根本、父慈子孝的孝经。“兄友弟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亲亲，仁也。”“仁之实，争亲是也。”现代社会日益开放，家庭关系难敌冲击：“商场无父子”的激烈竞争弱化了父子情深、民工潮苦了村头守望的老人；包二奶和家庭暴力强烈冲击着现代家庭，夫妻共苦却不能同甘，婚姻关系频频告急，单亲家庭数量一再上升。中国传统文化“家和万事兴”的理念对于调整现代家庭伦理、关爱老人、倡导夫妻和衷共济极具启发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孝经其实有它更高的境界、更深的意蕴。孔子说：“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是说慎重处理前辈人的后事，追思远去的祖先，为后人留下德行榜样，讲究孝亲、尊师、敬祖。过去，前人更多的是从家祖、榜样的角度来讲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重温这一古训，便有了更深的现实意义。前人辞世，后代人如何定论、追忆前人，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追忆他为伟人，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的一生及其理论的光辉所在，借此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在中国，人们祭拜炎帝、黄帝，凝聚起了中华魂，提供了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孔子、老子、墨子崇尚尧帝，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敬祖观念。尤其是在对待前代领导的问题上，若处理不当，将直接在民众心里产生强烈的震荡。如果人们一贯崇敬的领袖一夜之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他们的信仰信念会轰然倒塌，进而产生否定自己、怀疑过去的强烈冲击。
(二)万物和谐，贵在人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吸取的思想资源主要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无疑也是社会和谐的主体。远离人际交往，脱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和谐必成空谈。中国古代将“天、地、人”并称为“三才”，同时又列出了序列之别。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战争频繁的战国，孟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天时、地利、人和，而人和在三大因素中居于首位。只有“人和”，才能“和以处众”、“和气生财”、“和衷共济”、“心平气和”，才能取得“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则强，强则胜物”的功效。
那么，如何做到“人和”?儒家的“仁学”便是一种专门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从字形上看，“仁”由“二”和“人”组成，意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是一种主观化的道德标准，讲究自我修养。要做到“仁”，就要遵从“忠恕”之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有某种要求需要得到满足，也要推己及人，使别人事事通达，即谓“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觉得不合理的、不讲人性的事情，就不要将这样的东西强加在别人的身上。从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做到心平气和，这就是“恕”。“忠恕”的综合便是为仁之方。实现了忠恕之道，也就实现了对他人的仁爱，从而友好地与他人相处，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忠恕”之道使个体超越自我而指向对群体的认同，道德上的完善最终实现了群体稳定发展的社会价值。孔子主张和谐地处理人际关系，还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与人交往时，不要主观臆断，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固步自封，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早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了色彩多样、内涵丰富的大社会。今天中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正是和合文化和前人这种“忘我”的为人处事的宽阔胸怀，才保证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使古代中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传统文化还是一门丰富的“人和”艺术，遵循“和而不同”的团结和斗争哲学。“和”的本质在于统一体内多种矛盾因素的差异与协调，只有这些矛盾的因素处于和谐状态时，事物才会发展。“不同”而能够“和”，才能形成多姿多彩的和谐统一；如果不讲“和”而只去求“同”，势必一事无成，事与愿违。孔子还将能否做到“和”上升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这一宝贵思想体现了积极地看待社会中的差异和矛盾，主张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特点和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整体和谐与发展的理念。中国秉承“道并行而不悖”的理念，以“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海纳百川的气概接纳和包容了外来宗教，并且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实现了不同宗教团体、宗教信仰的和平共处。正是古代“和而不同”的思想，奠定了今天我们处理不同宗教集团之间关系的基础。在北京宣南地区，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的寺庙毗邻而居，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历史上，由于不能正确对待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曾有过无数血腥的宗教战争，给人类带来极大的苦难。中国的改革发展走到今天，各类人际关系冲突增多，不同群众之间、团体之间、阶层之间、党派之间、党群之间、官民之间、民族之间利益纵横交错，矛盾在所难免，如何处理，需要大智大勇，关键在于对致“和”之道的把握：在分歧中求协调、在差异中求一致、在对立中求妥协、在冲突中求共存，实现人际关系和谐。构建“和谐”，就要承认差别，讲究宽容，求同存异，厚德载物。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
在当代环境下，“和”的本义是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和”的精神就是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文革”期间，奉行“斗争哲学”，为斗争而斗争，斗天、斗地、斗人，斗得“其乐无穷”，毫无善待、亲和可言。当然，和谐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和放弃斗争，而是恰恰要通过斗争来获取，但和谐遵循的斗争哲学应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忍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斗争仅仅是手段和过程而不是目的。对于各类腐败现象、腐败分子，需要铁腕除恶；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需要努力排除；对于社会不公，需要有效地解决；对于民主法治，需要努力推进等等，所有这些不和谐的问题都需要通过不断磨合与协调来解决。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斗争，就没有和谐；而且随着和谐的范围和层次的不断提升，斗争也会不断地变化。 "
(三)人与社会的和谐是更高层次的群我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最终要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和谐上。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一个互动共进的历史进程，各种社会关系是人与人在其社会实践过程中发生和建立起来的。社会和谐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的不断发展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而人的不断发展，同样离不开社会的和谐发展，甚至可以说社会的发展就是人自身的发展，两者的发展是协调一致的发展过程。当前社会上存在着诸多不和谐的音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统筹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已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只有协调好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将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个人利益的惟一参照物，要求社会成员通过道德修养，无条件地服从社会需要，在维护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价值。所谓“以公灭私，民其允怀”以及“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一千多年前已经蕴含的儒家和谐社会的美好图景虽然免除不了许多空想的成分，但它承载着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再次折射出理性的光芒。
三、“天人合一”与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追求
茫茫宇宙，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斗则俱损，和则两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天”在中国的涵义，主要是指自然的意思。“天人合一”的观点起源于西周，后经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了宋代，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圣人因对世界的认识理解，就能知道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因为知道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所以也就能正确地认识世界，达到人的认识与世界的统一。总之，在张载看来，天和人都是实在的，天与人是统一的。“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天称父，地称母，予兹貌焉，乃混然中处。”天地是人和万物的父母，人是藐小的，与万物混然共处于天地之间。天地既为万物父母，人们就应“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同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为，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人与自然生态环境、日月、四时、神妙的屈伸往来等高度和谐、有序、协调，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动态展现。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冲突中，除了协调、和谐外，最重要的是要相互尊重、相互促进、培育双方生命的生生不息，只有天地合德方才会孕育出新的事物。
怎样做到“天人合一”呢?首先，应该普爱众生，泛爱万物。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要求人要热爱自然。其次，要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天人相互协调。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尚自然。”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们要以顺应自然的方式、态度去处理问题。老子还言：“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慈”是慈爱，即爱心和同情感，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友好和谐相处的动力；“俭”是指含藏培蓄，不肆为、不奢糜；“不敢为天下先”，乃谦和不争之意。这“三宝”所体现的“法自然”的精神，是处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最普遍的价值导向。孔子以自然为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主张敬天法天，提出“畏天命”和“惟天为大”之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天地之化”是对天地之化加以制约，“曲成万物”，就要对万物委曲成就。强调人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发展的愿望。陆游有诗云“我见青山多妖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也生动地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里，一方面要尊重客观规律，即“顺应自然”，一方面又要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王夫之发挥了中国历史上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提出“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的思想。只要遵循自然法则，即“受命”，就可以“造命”，掌握自己的命运。
古代的圣贤们在与外部自然界的交往和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体悟，认识到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告诫人们对自然不能只讲索取和征服，必须爱护自然、尊重自然界的内在规律，达到“万物并行而不相害”的境界。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较低的国家，对自然资源缺乏合理利用和浪费的现象相对更为严重。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生态环境的建设和治理工作，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保护自然，拯救自然，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四、结语
文化有多种多样，不同的文化承载的社会功能各异。就时间而言，文化有传统文化、近代文化和当代文化之别；就性质而言，文化有先进与落后、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反动、精华与糟粕之分。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是依据不同的标准划分而言的，不存在着相互矛盾和冲突。传统文化内涵着先进文化的因子，先进文化传承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故而不能以此优彼劣而论称，二者各具不同功能。先进文化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它因适应了现时代的发展而具有了先进性，故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以先进文化为主导，以社会主义的价值核心体系为根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唱响主旋律。
但先进文化并不排斥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有它的穿透力，它能超越历史的时空、在大浪淘沙中积淀下来自有它顽强的理由。在西方国家，科学甚为发达，无神论可谓文明的一大进步，但民众十之八九仍信奉宗教神灵。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社会变迁，但它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巨大的感染力和持久的影响力跨越五千年的时空，渗透到人们的灵魂深处、行为的点点滴滴。中国传统文化和合中庸的思想，强调统一、兼容共生与和解，为当代中国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一种哲学智慧；古人对致和之道的把握，为今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统筹兼顾的辩证观念；它所反复倡导的和谐、仁爱精神为构建诚信友爱、“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提供了某种伦理启示；它所勾画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讲信修睦”、“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孜孜以求。去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和空想成分，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的和谐发展，显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反观历史，历史上的种种“破”和“立”的经验和教训一再证明，人们可以凭着某种强力摧毁所谓的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这并不困难；但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图建立起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却不是朝夕之事，往往造成旧已破、新未立的“青黄不接”状态。理论源自实践，当实践尚未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的理性设计和作用都是有限的。一个民族的道德、宗教和文化是历代先哲的智慧沉淀和结晶，这样的智慧不是任何一代哪怕是最杰出的人物所能比拟的。因此，抛却传统文化来构建和谐社会必然陷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窘境。
任何事物都难逃时代的羁绊。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和谐、和谐社会的认识建立在奴隶、封建制的经济基础之上，低下的生产力难以孕育出现代文明。中国古代长期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与今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格格不入；儒家重道德教化、轻科学技术、反对各种“奇技淫巧”，与我们当下倡导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倚重科技、鼓励创新背道而驰；中国传统社会重人治轻法治，实行自上而下的集权统治，追求君王利益最大化，灌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君思想，其本质是反民主、反法治的。中国古代的大同梦想，正因缺失了现代民主与法制的支撑才使其终归成为空中楼阁。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和善治的社会，是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社会，奉行“以人为本”。中国传统和谐理论以伦理纲常、安贫求稳、牺牲人权、泯灭人性来维系社会安定；而现代社会主张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石、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张扬个性、促进人权，通过不断完善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来促进社会协调。基于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将中国传统文化拔高到不适当的地位，甚至上升到主导、主流的高度，无疑是在开历史倒车；但若全盘否定、割断历史则必然会陷入历史、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能说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