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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 键 词 中国 社会主义 历史逻辑
论文内容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于毛泽东，奠基于邓小平，发展于江泽民和胡锦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证明：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厘清社会主义在价值、制度和体制三个范畴内的不同含义，找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基点；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胜信念。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论断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验的精辟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选择和伟大创造，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脉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于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先驱者。毛泽东领导全党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思想。［1］他在积极探索过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和远见的重要观点。在经济建设方面，他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思想，并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初步探索，甚至还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在政治建设方面，提出正确认识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发展战略方面，他提出了大约用 50 年的时间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等等。然而，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构想的某些教条式理解和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偏差，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些错误观点，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了严重挫折，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做的艰辛探索和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我们要永远铭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基于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顺应时代潮流，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不仅领导否定了“两个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扭转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亲自主持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启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他名字命名的邓小平理论，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首次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最大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于江泽民和胡锦涛。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先后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近现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及中国社会的独特个性，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特殊性。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时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赢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创建了社会主义制度，用实践证明了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成功与伟大。同样，在他逝世以后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也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应了国际环境变化的客观要求。当今之世，知识经济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一轮全球化空前加速，国际竞争的中心已经从军事对抗，转移到实质是以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面对这一变化，世界各国顺应时代潮流，重新调整了发展战略，力争占据有利的地位。面对时代与历史条件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路线、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以及党的战略思想，如果不能适应时代特征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自觉地进行历史性调整，仍然固守马克思的“本本”和封闭的、僵化凝滞的苏式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模式，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抑制新的生产要素的增长，用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打压新的社会要素的孕育，用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禁锢创新智慧，那么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就只能错失机遇，甚至可能重蹈落后挨打的覆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主动应对这一严峻挑战的产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深刻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必然选择。1989年开始出现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一条是原苏共坚持僵化的斯大林模式并把它强加给东欧社会主义各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尽管曾进行了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但都未能跳出旧模式的框框。我国也经历过同样的曲折。毛泽东很早就带领全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苦探索，但由于没有彻底摆脱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影响，自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就逐步陷入困境。出现了诸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挫折。反观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大胆而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特定时期的个别论断，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果断地纠正过去的错误，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坚持走自己的路，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成功证明了，唯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和人民才有光明的前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凝聚全民族智慧和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现实需要。一个国家只有找到一面能够凝聚全民智慧，整合与引领社会各界力量的旗帜，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在当代中国，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能够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认同和接受，且被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生机勃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群众从国家、民族、地区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个人的切身感受中，真心实意的拥护这一道路。在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只有坚持以兴国为己任、以富民为目标，继续坚持这条被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才能确保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启示
回顾5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可以得出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一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过的历史，是不断解放思想的历史，简单地说，就是突破“三个崇拜”的历史。第一次是突破个人崇拜。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稍后的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使得“两个凡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影响力基本上得到肃清，从而扫除了束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的最大障碍。第二次是突破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崇拜。从苏联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到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都是绝对和天经地义的，这似乎已成定论。但邓小平和他的继承者们没有固守定论。从20世纪80年代发端于城市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到党的十四大在政治上终结计划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公开宣示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次突破的道路虽然漫长而艰辛，但它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却是惊人的，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第三次是突破GDP崇拜。针对单纯追求GDP增长和经济增长而带来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社会贫富分化、城乡二元结构加剧等严重挑战，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适时调整政策，把实施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纳入战略视野，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这无疑为减缓和解决当前日益严峻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铺平了道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可以看出，世界上既没有结束真理的学说主义，也没有能一劳永逸解决所有社会矛盾问题的模式道路。只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结合时代特点、民族特点和具体实践，才能不断丰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内涵。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二是必须厘清社会主义在价值、制度和体制三个范畴内的不同含义，找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基点。价值范畴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紧贴着共产主义这个崇高理想之下的一种次级理想，它包含和贯彻着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公平正义、民主法制、文明和谐等无需逻辑证明、超越国界和时代的普适价值，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层次概括。全球以社会主义冠名的国家、政党形形色色，看中的就是社会主义这种价值观。制度范畴的社会主义则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统摄之下不同国家、政党、社团、甚至个人设计和建立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从时间维度上看，主要存在着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差异；从空间维度上看，则主要存在着当代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等国度上的差异。体制范畴的社会主义，则是指共同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统摄之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大致相同条件下，确立的各种不尽相同的具体的社会主义体制形态，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等。纵观全球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尽管价值取向基本趋同，但制度内核和体制形态却大相径庭。按制度内核标准，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起码构成要素包括三个方面：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制度。以此为参照，通常只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朝鲜、越南、老挝、古巴等少数几个国家归于我们相同行列。而进一步比较则发现，即使同归于科学社会主义一宗，我们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也迥然不同，不同在具体的社会主义体制形态方面。由此可见，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不是体现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上，而是体现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上（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进一步体现在具体的社会主义体制形态上（与朝鲜、越南、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反过来，我们认为这一逻辑同样有效：即没有社会主义价值观，就称不上社会主义；没有独特的民族特征、时代特征和实践特征，就称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不是也绝不应该以“特色”的名义否定和取代社会主义价值观，拒绝学习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的有益经验，而是在继承、发展和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不合国情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更新。
参考文献：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05、307、370、371
编辑 秦维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