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摘 要：司马迁著史难能可贵之处，是其观察历史、再现历史有突出的平民视角，在许多篇章中反映平民阶层的生活状况，赞扬平民出身的人物的作为，从多方面记载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他写鲁仲连“义不帝秦”，令秦将却军五十里;记述樊哙、郦商等出身贫贱的人
摘 要：司马迁著史难能可贵之处，是其观察历史、再现历史有突出的平民视角，在许多篇章中反映平民阶层的生活状况，赞扬平民出身的人物的作为，从多方面记载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他写鲁仲连“义不帝秦”，令秦将却军五十里;记述樊哙、郦商等出身贫贱的人物，为汉朝立国建树了功业;创设了记载医者、游侠、滑稽、日者等下层人物的合传、类传;又破除视工商为末业的社会偏见，专门为工商业者立传，以大力表彰“布衣匹夫之人，取与以时而息财富”。司马迁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和卓异的历史编纂思想，使《史记》成为真正记载社会各阶层人物活动的一代“全史”，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关键词：《史记》;列传;平民视角;“国民的历史”;传统历史编纂学精华
作者简介：陈其泰，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和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09ZSA001
一、鲁仲连义不帝秦
鲁仲连，战国齐人。他是个没有官职的平民，《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称他：“好奇伟m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官任职，好持高节。”秦将白起在长平之役大破赵军之后，秦军东进围邯郸，其时，诸侯各国派来的救兵却不敢迎击秦军，赵孝成王深感恐惧。魏安王派客将军新垣衍间道入邯郸，通过平原君向赵王进说：此前秦、齐两国争强为帝，后来各又放弃帝号，现今齐⊥跻咽迫酰而独有秦国称雄天下，此次秦派大军围邯郸，其真心并非要攻下邯郸，而是欲重新称帝，赵国如果派使者尊秦昭王为帝，秦王高兴，秦大军便会解围而去。平原君听罢，心中犹豫不决。鲁仲连此时正在赵国，他听说魏国派来客将军向赵王献计尊秦为帝，便立即求见平原君。平原君急切地向鲁仲连诉苦：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损失四十万大军，如今秦国又兵临城下，魏王派客将军新垣衍来责令赵王尊秦为帝，我现在是心中乱成一团，一点主见都没有。鲁仲连说：我原先知道平原君声名在外，现在才知道您是缺乏远见的人。我要见魏国使者新垣衍，我要痛责他一顿，让他离开！
见到新垣衍，新垣衍问：鲁先生为什么久居这围城之中而不离开？鲁仲连意气昂扬地回答：我今天来见新将军，是为了救助危急中的赵国。“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新垣衍问：您救赵有什么好办法呢？鲁仲连回答：齐、楚二国已经明确表示助赵抗秦。我还要让燕国、魏国一同救赵。新垣衍冷笑说：我是魏国人，我倒要请教鲁先生您有什么办法能让魏国救助赵国？鲁仲连坚定地回答：“梁（即魏国）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只见新垣衍忧心忡忡，说：先生您没见过奴仆吗？十个奴仆小心翼翼地侍候一个主人，就因为心中畏惧他呀！鲁仲连嘲笑他说：您真是畏秦如虎，甘当奴仆！然后义正词严对新垣衍分析利害，指出堂堂魏国君臣，如果尊秦为帝，那就堕落为秦的臣妾仆役，不但尊荣荡然无存，而且丧失起码的人格，他说：“今秦万乘之国也，梁亦万乘之国也。俱据万乘之国，各有称王之名，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鲁之仆妾也。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
鲁仲连处危城而不惧，临敌军而胆壮，他在关键时刻这番大义凛然、鞭辟入里的言辞，产生了强大的力量，使新垣衍改变了怯懦态度，更令秦将感到理亏，立即退师五十里。司马迁大力肯定这位富有智谋的义士的功绩，他在传中以赞扬的笔调记述： 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军，秦军遂引而去。
功成之后，鲁仲连仍然一心保持平民身份，不羡慕富贵，不贪求权势。“于是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鲁仲连又一桩用智计解救危局的贡献，是在二十多年后，帮助齐国收复被燕将占据的聊城。其时，燕将攻下齐国的聊城，聊城人用计到燕国谗毁他，燕将害怕被治罪，不敢归国。齐将田单攻聊城，历时一年多，士卒大量死伤，仍未攻下，城中民众更遭受深重苦难。鲁仲连乃写了一封信，捆绑在箭上射入城中。这封《遗燕将书》陈说利害，竟胜过田单雄兵攻战。鲁仲连用的是攻心计策，他洞悉燕将当时的处境，带兵攻战在外，得罪了燕王，归国惧诛。现今虽然占据聊城，但面对的是整个齐国的威胁。鲁仲连正是抓住其前后受敌的心理，告诉他：现今齐秦联合，形势已变，楚魏退师，燕又不救聊城。齐国可集中全力攻聊城，而你即将陷于危险之中！鲁仲连告喻燕将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归燕，或是降齐，已别无选择：“今魏楚交退于齐，而燕救不至。以全齐之兵，无天下之规，与聊城共据期年之敝，则臣见公之不能得也。”“为公计者，不如全车甲以报于燕……矫国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东游于齐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卫，世世称孤，与齐久存，又一计也。此两计者，显名厚实也，愿公详计而审处一焉。”鲁仲连信中指出的这两条路，对于燕将来说都很现实，但又是他无法选择的，因此，信中的分析、警告，无异大大加剧燕将内心承受的压力，使他陷于绝望境地。司马迁明白交代鲁仲连书信产生的巨大效应：“燕将见鲁连书，泣三日，犹豫不能自决。欲归燕，已有隙，恐诛;欲降齐，所杀虏于齐甚众，恐已降而后见辱。喟然叹曰：‘与人刃我，宁自刃。’乃自杀。”燕将已死，城乱，田单乃得乘势收复。
田单为报偿鲁仲连的大功，欲封他官职。鲁仲连却仍然坚守贫穷布衣的志节，保持其洁白身份，“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司马迁在篇末赞语中大力表彰这位平民义士刚直不屈、不慕富贵的高尚品格：“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1
二、汉初布衣将相群像
《史记》列传第三十五《樊郦滕灌列传》，将四位封侯人物（舞阳侯樊哙、曲周侯郦商、滕公汝阴侯夏侯婴、颍阴侯灌婴）同立为一篇“合传”，格外引人注目。司马迁在历史编纂上这一特殊的设置，恰恰凸显出其著史的平民视角，四人都跟随刘邦在沛郡起兵，而出身寒微，樊哙是鼓刀屠狗者，郦商是无业游民，夏侯婴是沛郡厩司御，主管养马驾车，灌婴是贩缯者。他们长期跟随刘邦征战，屡建功勋，被高祖视为心腹勇将。汉朝立国后都跻身卿相高位，樊哙任左丞相，郦商任右丞相，夏侯婴任太仆，灌婴高祖时任御史大夫，惠帝、高后、文帝时任太尉、丞相。司马迁把四人立为“合传”恰好产生了群体效应，从一个侧面再现了秦汉之际的历史变局，而更为重要的是，以群体的形象彰显了汉初一群布衣之士由于搏击时代风云而成为历史舞台的重要角色。这是对“时势造英雄”，平民出身的人物在历史机遇中能够大有作为的历史法则的生动阐释。司马迁将这一深刻的历史认识在篇末论赞中揭示出来，并且交代了他为了写这篇合传，在史料收集上下了功夫，到丰沛故地作了实地考察，访问了故老，又通过与樊哙的后代他广交往获得第一手资料，其论赞云：
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作为汉初开国功臣，合传中以简洁的文字记载了四人的战功。如写樊哙在沛公起兵时，即为舍人（随从副官）跟随沛公在泗水、砀、濮阳、东阿、开封一带作战，因“先登”、“却敌”而屡屡受赏、赐爵，直至破南阳、入武关，进关中、至霸上，又从入汉中、还定三秦。又随汉王至陈，围项羽，“项籍已死，汉王为帝，以哙坚守最有功，益食八百户”。汉朝立国后，樊哙又先后跟随高祖击败臧荼、韩信、韩王信、陈g、卢绾，功劳显赫。对郦商等三人同样详表其勇将之功。而合传中最能显示这些人物特色的，是生动地写出他们出身贫贱时与刘邦的亲密关系，以及在汉朝立国前后的若干关键时刻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如写鸿门宴上，当“亚父谋欲杀沛公，令项庄拔剑舞坐中，欲击沛公”的紧急时刻，樊哙“乃持铁盾入到营，营卫止哙，哙直撞入，立帐下”，并怒责项羽违背怀王与众将之约，又听信谗言，欲加害沛公，将使天下人心瓦解。令项羽无言可对，沛公因得机会逃席。叙述简略，而樊哙过人的勇敢和气势跃然纸上，与《项羽本纪》中的细致描写各显特色。段末又归结说，“是日微樊哙奔入营谯让项羽，沛公事几殆”，点出樊哙以沛公亲近护卫身份建立的特殊功勋。
篇中又写高祖病重时颓废不让群臣见面，独樊哙排闼直入，动情地责怨劝导，令他振作的情景：
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这番声泪俱下、感人肺腑的劝说，非如樊哙这样亲密关系者不敢言，也非他这样具有胆识者不能言！樊哙以高祖身为平民率众反秦时何等壮勇，来反衬他今日身为帝王却颓废疲惫，尤使高祖深受感动，让他感到愧对群臣，于是一笑而起。明代学者杨慎曾恰当地点赞樊哙悲愤言辞中饱含的“布衣之忧，骨肉之悲”，其评论云：“流涕数语，有布衣之忧，有骨肉之悲，不独似哙口语，而三反四正，复情词俱竭，只是子长笔力！至一个‘绝’字，惊痛声泪俱透，更千万语不能尽，更千万人不能道。”[3]（卷95） 滕公夏侯婴传中生动地记载夏侯婴为沛郡马厩司御者与刘邦患难中见真情的经历：“每送客还，过沛泗上亭，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也。婴已而试补县吏，与高祖相爱。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告故不伤婴，婴证之。后狱覆，婴坐高祖系岁余，掠笞数百，终以是脱高祖。”这一典型情节得自司马迁到沛县故里亲自访问故老所得，生动地说明原先夏侯婴与刘邦就是患难至交，宁可忍受酷刑，也要让刘邦脱祸。沛公起兵后，夏侯婴一直担任御者，在长期征战中时时跟随护卫。当彭城大战，沛公失利逃走时，出现了这样的景象：“项羽大败汉军。汉王败，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疲，虏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余，卒得脱，而致孝惠、鲁元于丰。”极写其时沛公为逃离险境的万分窘急，和夏侯婴既要保护沛公安全，又要救出鲁元姐弟二人的耿耿忠心。刘邦称帝后，夏侯婴任太仆，位居九卿。高祖平城被围之役，最后是因夏侯婴驾车护卫而得以脱身：“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阳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遗阏氏，冒顿开围一角。高帝出欲驰，婴固徐行，弩皆持满外向，卒得脱。”孝惠帝时，他仍居太仆要职，“孝惠帝及高后德婴之脱孝惠、鲁元于下邑之间也，乃赐婴县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异之”。
颍阴侯灌婴在刘邦起兵时即为亲近侍卫官，一再“疾斗”、“力战”，连连破敌，先后拜为中谒者、中大夫、御史大夫。其后，更在垓下之围和诛灭诸吕中建立殊功。“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列侯。”当诸吕阴谋作乱时，夏侯婴一方面牵制吕禄，一方面协同绛侯周勃暗中策划锄灭吕姓势力，同时与举兵西向的齐哀王刘襄（齐悼惠王刘肥之子）联络，示意他驻兵勿进，等待消息，对挫败诸吕作乱起到关键性作用：“太后崩，吕禄等以赵王自置为将军，军长安，为乱。齐哀王闻之，举兵西，且入诛不当为王者。上将军吕禄等闻之，乃遣婴为大将，将军往击之。婴行至荥阳，乃与绛侯等谋，因屯兵荥阳，风齐王以诛吕氏事，齐兵止不前。绛侯等既诛诸吕，齐王罢兵归，婴亦罢兵自荥阳归，与绛侯、陈平共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于是益封婴三千户，赐黄金千斤，拜为太尉。”1
总之，这篇《樊郦滕灌列传》以合传的形式生动地刻画了汉初布衣将相的群像，以鲜明的平民意识讴歌出身贫贱的人物在时代风云中建立的功勋;同时，又因将四个人的经历、功绩合在一起叙述，产生了群体效应，凸显出秦汉之际历史变局中的特点，因而给读史者以深刻的启发。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其名著《廿二史札记》中特立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条目，论述因秦始皇实行暴政，“威虐毒j，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所举有陈平、陆贾、郦商、夏侯婴、樊哙、周勃、灌婴、娄敬等人，又称：“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4]（P36）赵翼的精辟论述，显然是在司马迁深刻的历史观察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
三、平民视角下的医者、游侠、日者、滑稽人物
《史记》还有记载医者、游侠、日者、滑稽人物的合传、类传，记述了各阶层人物的活动，提供了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史内容的重要篇章。1
《扁鹊仓公列传》是记载医家的合传。古代视巫医同列，是低贱的职业。司马迁一反世俗之见，创立记载医者的篇章，确是卓识，因为他认识到医师职业对民众健康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扁鹊是春秋时名医，姓秦，名越人，因其医术高明，人们以相传黄帝时的名医扁鹊称之。司马迁记述扁鹊以高明的医术治愈危重病人的经历，而尤其重视阐明治病的道理。篇中所载为齐桓侯治病的故事最有警策意义：“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 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人招扁鹊，扁鹊逃去。桓侯遂死。”事物是发展的，疾病也是如此。齐桓侯有病，扁鹊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已观察到他病在腠理，但他讳疾忌医，拒绝扁鹊为他治疗，结果丧失了治病的时机，于是发展到病入骨髓，无药可治，这时再想找扁鹊治病，为时已晚。这一典型医案，同时又具有认识论的深刻意义。篇中根据扁鹊医疗实践总结出的“病有六不治”，至今天看来，仍然包含着极为可贵的科学价值：
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医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仓公名淳于意，临人，齐太仓长。他从小喜爱医术，后又得到同郡七十余岁的老医生传授毕生积累的验方、禁方、脉书，医术更加高明，“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仓公医术高明，却遭人忌恨，告发他有罪，要解送往长安判刑。他的小女儿缇萦随着到长安，向汉文帝上书禀告其父的冤情，表示愿入身为官婢，以赎其父刑罚。文帝见其上书，怜悯她，在这一年废除了肉刑。恰好文帝也重视医道，知仓公是名医，便亲自诏问：“方伎所长，及所能治病者？有其书无有？皆安受学，受学几何岁？尝有所验，何县里人也？何病？医药已，其病之状皆何如？具悉而对。”于是仓公遵命一一作书面回答，一共写了二十五个医案，司马迁即根据官府档案材料整理记载下来，成为汉文帝时代留下来的一部临床医学史。这里应特别注意到其编纂的特点，司马迁对这些医案是有意原文直录，不作删削或改写，因而更加提高了其科学文献价值。淳于意对病人的姓名、所属县里、病症、诊断、治疗方案、医治效果等项，均有具体明晰的记载。其中，如为川王诊脉治病，其疾病为：“蹶（按，据《正义》：蹶，逆气上也。）上为重，头痛身热，使人烦懑。”治疗方法为，“以寒水拊其头，剌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又记病因分析，曰：“病得之沐发未干而卧。诊如前，所以蹶，头热至肩。”还有一份为女患者治蛲虫的病案：“临汜里女子薄吾病甚，众医皆以为寒热笃，当死，不治。臣意诊其脉，曰：‘蛲瘕’。（《正义》：人腹中短虫。）蛲瘕为病，腹大，上肤黄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饮以芫华（药名，能杀虫，治蛲瘕痈肿）一撮，即出蛲可数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类似这样的病案，在今天看来其辨证和治疗仍然很有医学根据。最后，记述淳于意回答“诊病决生死，能无失乎”的问题，以此总结其一生治病“必先切其脉”和“心不精脉，将时时失之”的经验，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1以朴实简洁的语言，说明“神医”必须精于脉理，如果不专心治疗，必定造成过失。去掉神化色彩，把医术高明最终落实到专心切脉，确是至理名言，意味深长。 游侠是春秋战国间至西汉时期重要的社会现象，司马迁设立《游侠列传》，赞扬那些出身平民，能扶危救难、言信行果的侠义之士。他将游侠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布衣之侠，称赞他们“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困而得委命，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又一类是“暴豪之徒”，则予以严厉谴责，说：“至如朋党豪宗比周，设财役贫，豪富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他认为鲁之朱家就是布衣之侠的典型，能救人之难，振恤贫贱，而又不夸功矜能，因而声誉广布：
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 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还有河南帜县的郭解也为司马迁所称道。郭解少年时借交报仇，干了许多不法的事。以后去恶从善，“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郭解的声望达于近旁郡国，“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至汉武帝徙天下豪族富户家财在三百万钱以上的人家实茂陵，郭解家财达不到，但地方官仍把他列在迁徙名单中。大将军卫青为他说情，称“郭解家贫不中徙”，却被汉武帝当面驳回，说：“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郭解入关以后，“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解”。其后因杀人，被告发，汉武帝下令追捕，最后被族诛。
值得深思的是，郭解的名声达于洛阳附近郡国及关中各县，汉武帝因此将他列为与豪强大宗一样有势力的人物，最后以“大逆罪”遭族诛，而司马迁却对他大加称道。其深刻原因，是借此以表达与当权者大不相同的平民阶层的道德观，强调像朱家、郭解这样，能扶危济困，帮助别人渡过艰难，言必信，行必果，这就是有仁义之心，有高尚的道德。司马迁结合本人的亲身经历，痛切感受到一个贫寒之士往往会遭遇到困厄，此时如能得到他人无私救援，渡过劫难，那就真正彰显出人性仁义善良之宝贵！因此，他在《游侠列传》开头感叹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又在篇末议论云：“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者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2《太史公自序》中概括本篇撰著义旨，更大力赞扬布衣之侠的高尚品德：“救人于厄，振人于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司马迁在历史编纂上精心谋画，通篇灵活地运用或叙事或议论的手法，表达出他对封建统治下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抗议和对民众苦难的深切同情！
《日者列传》和《滑稽列传》也别识心裁地运用巧妙的手法表现史家的平民眼光。日者，是指察日占候的占术者，也是占候卜筮望气者的统称。自战国至秦汉，占星卜筮望气之术盛行，至西汉，风气尤甚。汉武帝时，“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5]（卷128《龟策列传》）。此其时，长安城中以占卜算卦为业者大有人在，而《日者列传》却只记司马季主一人。尤为出人意表者，通篇并不记司马季主占卜之术，而集中记载他饱含哲理而又闪烁着批判锋芒的议论。
司马季主是楚之贤者，通《易经》和黄老之术，博闻远见，隐于长安卜肆之中。此篇以问答体的形式，由中大夫宋忠、博士贾谊的问话，引出司马季主的滔滔议论。宋忠、贾谊问司马季主：“尊官厚禄，世之所高也，贤才处之”，而“卜筮者，世俗之所贱简也”，听您的言谈是一位贤者，却为何从事这种擅言灾祸、索人钱财的卑污职业呢？这样的问话引起司马季主捧腹大笑，他在答语中毫不客气地抨击当日官场虚伪谄媚、贪财谋利的恶浊风气：“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也。”由此造成“盗贼发不能禁”、“奸邪起不能塞”，“使君子退而不显众”的种种严重社会痼疾。反观以占卜为业的人，遵循“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的规矩，“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所行合乎礼义，“言而鬼神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主，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占卜者于民众之利甚大，所获的酬谢却甚少。“以义置数十百钱，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有德，岂数十百钱哉！”司马季主反问宋忠、贾谊二人：那么当官者和占卜者相比，究竟何为高尚？何为卑污呢？
司马季主一番辩驳，使两人如同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摄衣而起，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门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整篇传布局巧妙，将透彻的说理、犀利的辩驳，与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糅合在一起，既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尽在情理之中。宋忠二人见识肤浅与司马季主的卓识睿智形成了鲜明对比，二人起始的潇洒自若与结尾的无言对答是又一层对比，运用这两层对比更凸显出司马季主这位平民人物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和智者风度。难怪这篇思想性、艺术性高度统一的成功之作一再被后代文章家揣摩效法。清代学者梁玉绳云：“其文汪洋自肆，颇可爱诵。黄震《古今纪要》二言吕东莱谓欧公（欧阳修）每制文，必先取《日者传》读数过。”[6]（卷35）
司马贞《集解》称《史记》原缺《日者》、《龟策》二传，与《景帝本纪》等八篇同为褚少孙所补。又谓《日者》、《龟策》言辞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按，《史通》卷六《叙事》云：“人之著述，虽同出一手，其间则有善恶不均，精粗非类。”举出《五帝本纪》、《三王世家》、《日者》等篇为证。刘知孜健度照摺肺拇谴质璨⒉还允，但他认为同为司马迁所作。今证明此两传为司马迁原作，可以举出多项证据。两传褚少孙所补文字，均写有“褚先生曰”，恰恰证明传文为原作。又，褚补云：“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求黄帝、老子，博闻远见。观其对二大夫贵人之谈言，称引古明人圣人道，固非浅闻小数之能。”说明司马季主确有其人，宋忠、贾谊游观长安卜肆确有此事。尤其是，两传行文及思想多处可与《史记》其他篇章互证。如，《封禅书》卷首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日者》传起论云：“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龟策》传起句云：“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三篇传起论的用语和风格甚为契合，更为后两篇为司马迁原作提供确证。1至于言辞鄙陋之说，黄震、梁玉绳已提供了有力的驳论。 《滑稽列传》一篇，从历史编纂的角度考察同样别具一格。此篇记载三位谈话诙谐的人物，一是齐之淳于髡，是个赘婿，二是楚之优孟，是个乐人，三是秦之优旃，是个演戏的侏儒。西汉之世，优伶人物社会地位最为低下，赘婿甚至受到法律歧视，同样处于社会最底层。司马迁却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他在篇前一段议论立意至为高远，指出：言谈诙谐的人物有时能起到类似于《六经》那样重要的政治作用，在统治者面前，用机智含蓄的语言说中至理，让其有所省悟，起到大臣的严肃谏议所起不到的作用。其论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唯其司马迁以独特的平民视角观察历史，才能得出这样卓异的见解，由此也更加证明其胸怀的博大和其史学体系包含之宏广！他又在篇末论赞中大力肯定这些滑稽人物具有高尚的品格和杰出的作用：“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J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
篇中记载的人物，时间跨度一百多年，选材极具匠心，记载的故事十分典型。如记齐威王奢靡淫乐，好长夜之饮。一次，置酒后宫，召淳于髡，赐之酒。问他“先生能饮几何而醉？”淳于髡回答：我饮一斗亦醉，饮一石亦醉。齐威王问其缘故。淳于髡回答：如果场面拘束，行酒令的官员把我夹在中间，我饮一斗就醉了。环境越放纵，我就越饮得多。“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笑谈中讲出重要的道理，使齐威王听而醒悟，“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
优孟谈笑讽谏的是楚庄王。楚庄王格外宠爱马，让马披上锦缎衣，拴在雕梁画栋的房内，喂它枣脯一类美食。结果马肥得过度而死，庄王令群臣举丧，欲用大夫等级的棺椁礼葬。众大臣反对，庄王大怒，传言：“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优孟听说这情形，进入殿门，仰天大哭，庄王感到吃惊，问他何故，他说：“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庄王问他用何规格，回答说：“臣请以玉为椁，梗枫豫章为题凑，发甲卒为穿圹，老弱负土，齐赵陪位在前，韩魏翼卫其后，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优孟以谈笑的方式辛辣地讽刺庄王“贱人而贵马”，这正打中庄王的要害，使他在昏昏然中有所醒悟，说：“寡人之过一至于此乎！”再问优孟该如何处理？优孟说：就按照普通牲畜办，用大灶大鼎做它的棺椁，放上各种佐料，大火炖熟了让大家吃，葬到人的肠胃之中。于是庄王下令立即把马送到大厨房，“无令天下久闻也”。
秦优旃身材矮小，却善于谈笑，诙谐的语言中常寓含着深刻的道理。他用笑话谏止秦始皇要将整个关中变成苑囿猎场的荒唐想法：“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1司马迁的记述让人在阅读这些滑稽故事后不能不掩卷沉思，因而收到一箭双雕之效，既刻画了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物具有过人的智慧，敢于用诙谐的方式对昏君荒主进谏，又揭露了这些昏暴的统治者的极度奢靡荒淫。正因为司马迁以鲜明的平民视角观察历史、记载历史，因而大大增强了《史记》内容的深刻性和生动性。
四、赞“布衣匹夫之人，取与以时而息财富”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为《货殖列传》，司马迁以此作为“七十列传”的压轴之篇。货者财货，殖者增殖，《货殖列传》就是记载商人、手工业者活动的类传。创立记载这一社会群体活动的专篇，在历史编纂学史上明显地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简要言之，有以下三项：
第一，论述从事经济活动、发展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和社会前进的动力，并且注重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寻找历史的发展线索。
重视考察客观历史和关注民众生存状况的观点，使司马迁认识到：人们要求满足衣、食、住等项物质需要的欲望是天生合理的，由此推动社会的前进。因此《货殖列传》开篇即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他所强调的“俗”，就是人类生活长期形成的希望不断满足物质要求的状况。而老子所鼓吹的“小国寡民”政治理想，则完全违背这种长期形成的客观现实，违背民众的天生智能，“涂民耳目”，是根本行不通的。司马迁进而认识到，各地区不同的物产和人们的不同需要，推动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形成。这些丰富而多样的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人类从受神意史观支配，到认识人们的衣、食、住、行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基础，经历了极其漫长的过程，而司马迁作为两千年前的历史学家却已经这样精辟地论述经济生活具有自己的法则，从中寻找历史发展的线索，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因而白寿彝先生对此评价说，他确已“接触到了真理的边缘”[7]（《司马迁研究新论》代序）。
第二，摆脱轻视工商业活动的传统观念和世俗眼光，为成功的工商业者立传，明确主张鼓励人们自由获得财富。
先秦儒家贱视生产活动，而与司马迁同时代的“一代儒宗”董仲舒宣扬“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8]（卷56《董仲舒传》），作为治理国家和立身行事的根本准则。视工商为末业，是封建时代根深蒂固的观念，西汉时期商人在法律上受到歧视，高祖时甚至“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以后法令虽有松弛，但仍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5]（卷30《平准书》）司马迁却从平民意识出发，形成一套超越传统观念和世俗眼光的独特价值观，他总结说：农、工、商、虞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正因为生产活动是社会运行和国家富强的基础，所以他勇于为成功的工商业者立传，《太史公自序》明确地概括《货殖列传》的撰著义旨是：“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赞扬工商业者合法获利，很有智慧，有益于社会，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他在篇中高声宣布：“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在他的笔下，展现了一幅社会各阶层尽心竭力追求财富的生动图画：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也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a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戈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著名的经济思想史专家胡寄窗先生曾说，司马迁的财富观，正是西汉前期“整个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取得支配地位初期所常有的那种活跃生命力”[9]（P52）之现实生活进程的反映。
司马迁还在篇中以赞扬的笔调具体记载前代（春秋战国）和当代（秦汉）成功致富的著名工商业者，如范蠡、计然、子赣、白圭、猗顿、乌氏倮、巴寡妇清，以及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齐刀f、宣曲任氏、桥姚、无盐氏等，足见其对工商业活动之重视，史料采录之广，表彰的货殖人物之众！如称誉子赣善于买进卖出、增殖财富，在孔子弟子中他最富有，而正由于他有财力、交游广，因而使孔子扬名于天下：“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而处于边远地区的乌氏倮、巴寡妇清则分别以经营畜牧业、采丹砂矿而致富，因而礼抗万乘、名声显赫：“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马。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作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还有因冶炼铸铁致富的大商人，如宛孔氏，其先世居梁，以冶铁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余，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曹邴氏也“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而宣曲任氏则以积贮粜卖粮食致富：“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蜀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第三，重视货殖和民众经济生活，使司马迁具有广阔的视野，篇中以宏大的气魄记载了全国各地区的物产、民情、风俗，记载各阶层致富所从事的行业，总结了工商业者成功致富的经营理念和方法，因而使本篇在经济史、社会史、风俗史上均具有珍贵的开创性价值。
司马迁按照自然条件、物产类型和民众习俗，划分全国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四个大区。由于他多次在全国壮游、奉使和随汉武帝出巡，亲自作调查访问，对于广阔国土上自然形成的经济区域的特点和民情风俗有深入的了解，出于他对民生状况的重视，篇中对此一一作了记述。他划分的经济区域有十一个，即：关中、巴蜀、陇西、三河、代北、燕、齐鲁、梁宋、东楚、西楚、南楚，又记载长安、邯郸、洛阳、临、陶、睢阳、吴、番禺、南阳为全国九大经济都会，对于各经济区域的地理特点，生产、交通、贸易状况，人民生计和民风习俗如数家珍。如记述关中和巴蜀：“关中自F、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巴蜀亦沃野，地饶、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k，k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又总结楚、越的物产、民俗：“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桉镣瞪，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像这一类博采各种资料和得自史家本人亲自调查的记载都成为后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专业学者经常引用的权威论述。
司马迁在篇中还记载大工商业者经营致富的理念和增殖财富的方法，如预见行情变化，抓住有利时机，选择适当地点以利用当地物产，资金周转要快，利润率不可太高，经营多数人需要的热门商品等。如称计然致富的观念：“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写范蠡致富的方法：“朱公（范蠡离开越国至陶经商改称陶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写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理念：“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司马迁还通晓各个地区农牧工商生产经营部门，举出的有：牧马、牛、羊、猪，养鱼，林业，果树，城郊种田，种植卮茜、姜、韭，运输，织帛絮细布，采矿，制皮革、木器、铜器，造船、造车，造酒，做酱，屠宰，卖薪藁等，指出从事这些经营都可以“用贫求富”，“利于国家”。这一详载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工商业者活动和全国经济状况的名篇，便与《平准书》一同成为中国经济史的开创性著作。 总之，《货殖列传》充分体现出司马迁在历史编纂上的卓识，他突破了贱视工商业者的世俗偏见，用充足的篇幅记载身居社会底层而能经营致富的“布衣匹夫之人”。而更为重要的是，重视平民人物历史作用的独特眼光和进步史识，使他观察历史的广度和深度令人赞叹，概述了全中国范围内不同地区的经济特点和民生状况，论述了各地生产经营致富的众多部门和有效的致富手段，并且从哲理高度论述经济生产活动是社会前进的基础，探求经济发展内在的法则性。司马迁将本篇置于七十列传之末无疑意味着：历史的发展是奠定在平民大众每日每时无休止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上的。因此，本篇不但与《平准书》一同成为中国经济史的开创性著作，而且它所揭示的经济生产推动社会前进的深刻哲理具有超前的价值。至晚清以后，由于逐渐接受了西方近代经济观念，遂使一些感觉敏锐的中国学者从《货殖列传》中发现了新的价值。如陈玉树因重读《货殖列传》而慨叹历代当政者“视农工商微贱特甚”陈腐观念之误国，认识到司马迁重视经济生产，乃深知“为国之体要”[10]（卷3《史记货殖列传书后》）。梁启超在初步接受西方近代经济学说之后，更称赞说：“西人言富国学者，以农矿工商为四门。……四者相需缺一不可，与《史记》之言若合符节。”[11]（《史记货殖列传今义》，P38）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当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有更多学者从司马迁的富民思想中获得深刻的启示，发表文章论述其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人们重新发现篇中的论述蕴含有切合于时代需要的价值观念和深刻哲理，能从中获得破除思想禁锢，鼓励自由致富、合法求富的动力。有的学者认为，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观察历史和社会，看出了人们的经济地位的重要，看出了富的重要”。“津津乐道地介绍了一批致力于富民富国的政治家和许多从平民百姓中冒尖出来的生财有道、发家致富的人物。”“想想从前曾经存在过的那种以穷为荣，耻于说富、讳以说富的变态的社会心理”，再来思索司马迁所讲的道理，确实觉得“耐人寻味，启人思索”。1司马迁撰写的出色篇章，在两千年后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恰恰有力地证明了其经济思想的进步性和以平民视角著史的超前性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9，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北京：中华书局，1989.
[3] 杨慎：《史记题评》，明嘉靖十六年（1537）胡有恒刻本.
[4] 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
[6] 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
[9]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10] 陈玉树：《后乐堂文钞续编》，光绪二十七年（1901）铅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