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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老兵忆抗战

发布人: 谜语网 发布时间:2015-10-03 字体: | | 打印文章

推荐阅读:地点:成都市成华区马士弘家中 口述者:马士弘先生现年104岁,身体健康,思维清晰,语言流利风趣。在座的还有其弟96岁的马子超先生。 下面是马士弘先生谈话的实录。 一、我参加的淞沪会战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共已经合作了。蒋介石决心抗战了,他说中国到

地点:成都市成华区马士弘家中

口述者:马士弘先生现年104岁,身体健康,思维清晰,语言流利风趣。在座的还有其弟96岁的马子超先生。

下面是马士弘先生谈话的实录。

一、我参加的淞沪会战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共已经合作了。蒋介石决心抗战了,他说中国到了最后关头,动员军队全力抗战。

整个中国抗日战争是由三大战场组成的:一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东等广大地区展开的敌后游击战场;另一个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的战线近3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三是西南、西北人民抗战和支援前两个战场的大后方战场。我参加的是正面战场。从1937年上海“八一三”战争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我由连长、营长一直做到团长,参加过“八一三”淞沪会战、保卫武汉大会战、宜昌战役、长江石牌要塞保卫战、常德会战等重大会战。这些大的会战,双方起码都是十几二十几万人。小的战斗不计其数。

我当时在十五集团军42旅,参加了“八一三”淞沪会战。我们当时驻防在罗店到大厂一线,我当时是侦察连长,罗广文是旅长,我的父亲马玉之和罗的父亲罗宇涵是世交,就介绍我到他手下当兵。我开始在四川部队,也是连长,但是我看不惯川军。成天抽大烟,形象太差,我很不愉快,好歹我也是黄埔军校毕业,怎么能在这样的部队中工作呢?

后来,因为全师伤亡损失过半,我们奉命撤回四川忠县整补。日军自1940年攻陷宜昌后,一直意图攻占长江最后一道防线――石牌要塞。如这个要塞失守,日军军舰就可以长驱直入到重庆。蒋介石深知这一战关系到抗战最后的胜败与国家存亡,于是下达死守命令,少将以上军官立遗书,凡临阵脱逃者按军法处置,战至一人也不准离开要塞。白崇禧亲自到石牌来督战。

1940年夏,我所在的18师由坪山坝开赴鄂西前线,担负守卫长江石牌要塞及三峡地区任务。1943年5月,日寇向石牌发起猛烈攻势,敌我双方投入兵力达10多万人。我当时任18师53团副团长兼第三营营长。有一天,我在柳林沟和日军一个大队打了一场艰苦的遭遇战,战况惊心动魄,我们打了一天。第二天,我的副营长下巴被子弹打掉了。日军在对面山上用机枪扫射,我没注意到。我正好扭头,嗖的一下,我自己都不觉得有子弹过去,当时的战斗是非常紧张的。那颗子弹从我额头擦过去,流血了,但我以为是汗水,我身边的卫兵说,营长,你受伤了。我一摸脸,手上全是血。我当时叮嘱卫兵,不要告诉其他人,因为我假如下去治疗就没人指挥了。于是在伤口上涂了点云南白药,经过简单包扎又继续战斗。

抗战胜利后,上级给我们两个月的时间整休,然后就开往湖南桑植,去攻打共产党的部队,他们只有两千多人。我当时不明白,共产党昨天还和我们是一个战壕的兄弟,共同抗战,今天就变成“匪”,要剿灭。我就去找罗广文,他已经是军长了,我和罗广文家是世交,又是忠县老乡,在外面我喊他军长,在他家里喊广文哥。我就跟他说,抗战八年都在一个战壕打日本,今天怎么让我去剿灭共产党?我想不通。后来我给罗广文打电话,就说“我辞职了”!他问为什么?我就说我不想干了,他说“不干不行”,我说:“我打了8年仗,打累了,打疲倦了。”我给师长写个辞职信就走了。

在家待了大半年,我父亲说,你30岁的人了,总在家也不是个办法,让我回部队去,我就到重庆找陈诚。他以前是我们军长现在是军政部长,认得我,我就跟他说,我还想回部队干,他说:“好!”我又回了部队。当时罗广文在南京任职,我在南京国防部当上校,罗广文跟我说还是到他的部队当团长,我跟他说,我还当团长,我当了几年团长了啊,后来就让我当副师长兼团长,陈诚当时想让我去台湾筹建国防部工作,当时国民党在大陆已经不行了,后来罗广文回成都,我家家眷多,就跟着回到了四川。

二、我同事亲历的南京大屠杀

我自己没有目睹南京大屠杀,但我的一个同事亲身经历了。

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寇展开5天激战,终因敌众我寡,部队被打垮。国民党88师、87师两个师,还有一些部队被打散后退入南京城。退入城内的士兵约有16万,纷纷换装便衣,分散杂处在居民家,有的进入难民收容所。

我的同事王鹤标,是88师264团少校政训员,部队被打散后换成便装,随难民进入南京基督教会设立的鼓楼街华侨招待所难民收容所,得到收容所的管理员的帮助,有幸从南京逃了出来,他后来去了台湾。1995年,王鹤标回到大陆探亲访友时,将他在南京大屠杀中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

据王鹤标回忆,南京大屠杀太惨了,日本兵看俘虏右手的食指有没有凹坑(拉枪栓磨的茧坑),被屠杀的有茧坑的十多万士兵,大多数是国民党第88师、87师溃散后入城的。王鹤标就是88师的,为什么他逃脱了呢?因为他是少校军官,右手食指上没有茧坑。当时日本兵查验了他的右手食指,一看没有茧坑,就让他走了。他就扮成难民进入鼓楼街的难民收容所。收容所里有管理人员是山东人,王鹤标也是山东人,他就跟日本人说,这个是我们收容所里的职工,就这样逃脱了。他跑出来以后,看到日寇在采石矶杀人,将中国人一排一排地捆着,一排有30多人,然后用机关枪扫射,扫完以后,就将尸体推入长江,长江水都染红了。夫子庙附近的秦淮河被尸体填满了,一层一层的尸体叠压,时间长了都发臭了。日寇押着中国兵下去把死尸装到尸袋里,扔到长江中去。南京总统府有2万多的教导队,当时也没有走,就被日本人捆成一排排的,在中山路上用机枪扫射。在中山路附近有一座孙中山铜像,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的脑袋都把中山像给堆满了。

两岸解禁后,王鹤标到成都拜访朋友,跟我讲了这段经历,我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并寄给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对他们说,虽然没有图片,但事情真实,他们很重视这个信息。今年是南京大屠杀77周年,习近平主席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前几天,我一个同学被邀请参加了公祭仪式,他给我打电话说,你写的那封信放在纪念馆最显著的位置,习主席都驻足看了很久,一直摆头,神情非常难过。牢记历史,不忘过去,这两句话很重要。

三、殊途同归兄弟情

我和马识途是亲兄弟,我们走上了不同的救国道路,最后殊途同归。我们俩的友谊不仅是兄弟亲情,更是血与火铸成的。

新中国成立前,马识途在重庆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1941年年初,中共鄂西特委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马识途妻子刘惠馨和刚出生的女儿被捕,他不得不紧急撤离,逃到了重庆。在他生命有危险的时候,我听从父亲的叮嘱,冒险犯难,前往重庆,几经周折找到了马识途,将他护送回忠县老家暂避。在父亲的保护下,马识途才安全渡过了难关。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何功伟也被捕,我到重庆监狱去看过他一次,他很坚强,后来被杀害了,我感觉共产党是真正的革命者。那时候何功伟的妻子还藏在我家,后来通过秘密渠道把她送到延安,解放后她担任大连市委书记。还有一次,马识途被特务追捕,跑到我家中,因为我在卫戍部队,特务一看我牌子是18军,是卫戍部队,就没敢抓他,我把他藏在家中。

解放初,我在成都工商联工作,负责全市商业、税收等。由于我是国民党起义人员,我的房子被没收了,那个时候只要你是国民党,什么政治运动你都跑不掉。1950年,和我一起起义的一个同事回到老家去,回去后被区长枪毙了。1950年6月,老家坪山坝农会派三个武装农民来成都,要抓我回去受审。其时我在工商联军管办公室工作,按理不能直接逮捕。他们去成都市委联系,被拒绝了,市委批评他们不按政策办事。军管会知道后也斥责他们,因为当时马识途在军管会当组织部长,就把我给保护下来了,没有抓回老家挨斗。在解放初期,农会可以随便抓人,乡镇可以随便判刑杀头,不管起义不起义,只要你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抓起来就判刑,或关或杀。如果我不是在大城市或没有参加工作,要是没有马识途的保护,真的被抓回去,那时一个乡长就有生杀予夺之权,我还能活命吗?

如今我和马识途都百余岁了,我们俩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历经世纪风雨,一路互相搀扶,见证了中国百余年的风云沧桑,可谓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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