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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明的话题
探讨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也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今天我们经常说的“全球化”,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西方(主要是英国)主导的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之间的广泛接触和交往。对于这种广义的全球化趋势的关注与研究,也是从19世纪开始的,比如卡尔·马克思就关注过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原始积累的过程。关于这方面问题的探索,一直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诸多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这种对于全球化、文明、文化的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纯知识性的探索,它已经成了解决人们面临的严峻问题的一门科学。当今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各种交融和冲突屡见不鲜,全球化造成的矛盾和问题,对我们构成了多种多样的挑战,对此,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做出了种种反应。我本人近年来对“天人对立论”、“文明冲突论”等思潮的评论,就是对目前世界上发生的一些问题所发表的意见。
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能够明确地、圆满地、有说服力地回答我们所面临的关于不同文明之间该如何相处的问题。不管是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国家”,还是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同样受到严峻的挑战。这不是哪个单一的国家、民族或文明遇到的问题,而是一个全人类都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
二、 时代的呼唤
近二三百年来,西方思想在世界学术界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在面对全球问题的时候,西方的一些基本思路,显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在解决某些问题的同时,又引发出一些新的矛盾。比如,近百年来,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自我中心主义”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大大地膨胀起来,“西方至上主义”、“殖民主义”、“极端国家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等等思潮,成了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催化剂,也是造成很多国际性问题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世界上极端主义和以暴制暴所造成的种种事端,依然摆脱不掉“以我为中心”的影子。
因此,我觉得要更好地理解今天世界上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全球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超越现有的一些思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自身文明和他人的文明的认识,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
要认真深入地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就必然会碰到诸如文化、文明、人性、族群性等基本概念,会涉及到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样更高层次的问题。比如在探讨文化交流时,常常会牵扯到对文化的基本定义;对各种文明的基础和特质进行研究时,也要谈到关于“人”、“人性”这些更基本的问题。事实上,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比如人类学者对文化、传统的理解;社会学对于社会群体结构的理论;民族学对族群性的解释等等,都可为我们提供很好的思路,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我提及这方面的话题,并不是说我已经有了某种结论,而是希望我们在探讨、研究问题时,要把眼光放开、放远一些;思路变得灵活、广泛一些,不要总局限在一些常识性的、常规性的和偏狹的框框里。在探索关系人类文明这样一个宏大的、长远的课题时,我们的思想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博大的包容性和历史的纵深感;要充分利用全人类的智慧,发挥多学科、跨学科的优势来进行研究。
人类每逢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所谓“圣贤”,其实,这些“圣贤”就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具有博大、深邃、广阔的新思路和新人文理念的代表人物。我曾经把当今的世界局势比作一个新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又在呼唤具有孔子那样思想境界的人物。我确实已经“听”到了这种时代的呼唤。当然,今天的“圣贤”,不大可能是由某一种文明或某一个人物来担当,他应该,而且必然是各种文明交流融合的结晶,是全体人类“合力”的体现。
近年来,在讨论全球化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多次提到“和而不同”的概念。这个概念不是我发明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核心。这种“和而不同”的状态,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它是人们的理想。但是要让地球上的各种文明,各个民族、族群的亿万民众,都能认同和贯彻这个理想,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为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还提出了“文化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简单地说,就是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举动。
后来,我又进一步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几句话表达了我对未来的理想,同时也说出了要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我认为,如果人们真的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
三、经验性研究(empirical study)
研究文化和文明问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之间可以互相支持和取长补短。作为一名从事实地调查研究的社会工作者,我想借此机会,谈一谈我在对全球化和文化、文明关系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和体会。
我的学术生涯,大约是70年前从广西大瑶山开始的,那次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对我一生学术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成了我后来学术研究的基本手段。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想提醒大家关注和探讨全球化和文明的问题时,如何拓展我们的研究方法。今天,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现象,这些问题和现象,都是由不同文化相互接触、碰撞、融合而产生的,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解决。也就是说,用原有的思维逻辑,原有的研究方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已经不行了。要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要回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扎扎实实地做实地调查。要超越旧的各种刻板的印象(stereotype)和判断,搞清楚各种文明中的人们的社会生活,并以此为基础(而不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体系为基础)来构建人类跨文明的共同的理念。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研究者必须摆脱各种成见,敞开胸怀,以开阔的视角,超越自己文化固有的思维模式,来深入观察和领悟其他族群的文化、文明。在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中,构建起新的更广博的知识体系。
为什么必须要到现实生活中去调查呢?因为人类社会是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