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启蒙主义是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传统。这个传统一方面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在话语的内容上具有反传统的价值取向；但另一方面，在思维与话语的形式上，它同时也承接了古代中国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与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式。90年代中
1、启蒙的余绪
坚持启蒙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依然不乏其人。李新宇以《知识分子话语建设散论》为总题发表在《作家报》的一组文章即是一例。这组文章包括：《需要自己的空间》、《没有理由放弃话语权》、《边缘化与自我放逐》、《本位之所在》。作者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建立独立的"话语空间"，"不应该再幻想寻找什么别的依靠，自己支撑自己，自己做自己这根毛的皮。"知识分子的自主、独立立场不但不意味着放弃启蒙主义立场，而且还要强化这种启蒙主义。这种独立的前提是：既反对依附权力，也反对退回民间--在此意谓融入或迎合大众，放弃启蒙。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不仅不同于权威话语，而且不同于民间话语。"虽然"退回民间"在今天是一个很时髦的知识分子立场，但在作者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走向"民间"这一"世纪末的景观"虽然有反抗的意义，但是仍然局限于庙堂/民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走向民间使得知识分子"沉没在民间的泥淖中。"作者甚至认定 "知识分子话语面对的最严重的挑战来自获得民间话语发言人资格者对知识分子的劝说与招降。他们认为在这个新时代，知识分子不应该试图试图站在大众之上教训和引导大众，而应该彻底放弃启蒙导师的立场。"作者认为，尽管90年代大众文化的发展的确使得知识分子边缘化而启蒙话语也陷于空前的危机，但是无论对于人类的发展还是对于民族的发展，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都是不可少的。知识分子"排斥大众是不应该的，但是，高踞于大众之上却正是知识分子话语立场的本质使然，知识分子当然高于大众，也当然在文明的路上先于大众，这是应该理直气壮的"，"历史往往并不清醒，常常需要知识分子的提醒。"（如果把这段话与崔卫平的上述言论比较将是非常有意思的）。（1）
显然，李新宇所说的 "民间"、"民间化"是有特定含义的，与陈思和等学者的"民间"概念极为不同（90年代的文化讨论者常常使用同一个能指意味不同的所指，"民间"即是一例）。它的矛头所向其实是部分中国"后学"倡导者拥抱世俗大众文化的姿态，同时也针对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改造（大众化）运动。问题恰恰在于：作者没有深入地剖析不同时期"民间"与"大众"这些术语的复杂含义，从而也就无法深入地谈论知识分子与民间/大众的关系。"知识分子改造"工程中的"大众/民间"其实已经不是90年代许多学者提倡的"民间立场"意义上的大众/民间。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改造工程设立了一个新的等级秩序--大众是主人，知识分子是奴隶。因而对于这个等级秩序的颠覆只是意味着建立平等的身份，而并不意味着把这个秩序颠倒过来。而且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精英意识或超前意识都不能蕴涵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或道德人格上的优越性，也不能意味着知识分子自己不需要对自己进行反思。
由于"民间"概念的模糊，建立在反大众与反民间基础上的所谓所谓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到底是什么就没法得到清楚的说明。由于作者切断了知识分子话语与政治场域以及大众的任何关系，所以在他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占据过什么中心（作者对于有些"人文精神"论者关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道统制约王权的说法不以然，不无道理地指出："事实上至高无上的决定力量是势而不是道"），即使是在8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进入中心并不因为其知识分子话语，而是恰恰因为他们的知识分子话语中与新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