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一直以启蒙为己任， (1) 尽管由于内乱或外患，启蒙的进程屡屡被打 断，但启蒙的话语一直不绝如缕，启蒙精神一直得到正面评价。各个时代的守旧势力或统治者，虽然竭力阻止或扼杀启蒙，但多 半另寻借口，未敢正面理直
比如，较早向中国读书界引介萨伊德的东方主义或后殖民批评的张宽说：“从后殖民的角度来重新看五四运动，就会发现一些以 前一直被忽视了的问题。大家都清楚，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正像我已 经指出过的，西方的启蒙话语中同时也包含了殖民话语，而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了轻心，很多人在接受启 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因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粗暴不公正的简单否定态度。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 地国家，那么我们也应该正视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认识论曾经被半殖民的事实。” (3)
而另一位“后学”家张颐武则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沉溺于启蒙话语中，即是处于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 现代性的狂热迷恋之中。他断言，到了九十年代，“话语的转换已不可避免”，“八十年代‘启蒙’‘代言’的伟大叙事的阐释 能力丧失崩解”，“八十年代的激进话语变成可追怀的旧梦，消逝在历史的裂谷的另一侧”。 (4)
当然，并非每位“后学”家都采取反启蒙、反现代的立场，比如陈晓明认为：“我们现在当然可以说现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 接受西方的启蒙主义理想方面存在哪些偏颇，但我们把中国的历史语境，把中国的政治文化前提抛在一边不加理会，而去集中于 批判西方的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精神灾难 ( 和社会危机 ) ，那不能说高明之举。”“后现代知识与当代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 行的‘现代化’建设有不协调之处，这种不协调主要是后现代的阐释者与批判者的教条主义立场导致的。” (5) 尽管某些“后学” 家有程度不等的清醒认识，但由于“后主义”的内在逻辑，他们也很难致力于捍卫启蒙和现代的工作。
本文作者持捍卫启蒙的立场。针对上述对启蒙的否定态度，我认为应辨清以下问题：五四的启蒙是否是在传播西方殖民话语 ? 八十 年代的启蒙是否是无条件臣属于西方话语的结果 ? 启蒙在中国受挫的原因何在，我们应该坚持启蒙，还是应该拒斥启蒙 ?
五四启蒙和西方话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借用了西方的启蒙话语，这是事实。但中国的启蒙运动决非欧洲启蒙话语的横向移植。这是因为，时代不同、国 情不同、思想文化传统不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固然是当时中国眼界最开阔、最善于吸收外来思想文化养分的人，但他们毕竟 不可能与自己的文化传统一刀两断，他们要在自己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解决中国弃旧图新、个人解放和民族存亡的问题。
欧洲的启蒙是要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启蒙思想家攻击的对象首先是宗教教条、教会和教士，而中国的启蒙首先是要从封建礼 教中解放出来，所以思想先驱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儒家礼教，是家族宗法制度及其陋习。当然，启蒙的根本目标是人的解放和自 由，但条件的差别使中西启蒙的内容有相当大的差异。舒衡哲 (VeraSchwarcz) 说：“十八世纪欧洲启蒙学者渴求从宗教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为着改造自己身上的奴性而斗争 ，这种奴性源于家庭权威而不是神权专制。历史条件的差异使得启蒙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康德那个时代，启蒙意味着一种觉醒， 从自然王国中发现真理，用真理取代宗教迷信；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启蒙意味着一种背叛，要求砸碎几千年以来的‘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纲常礼教的枷锁。” (6) 可以说，薄伽丘的《十日谈》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正是中西启蒙差别的象 征。
任何研究过五四启蒙运动的人，都不会轻率断言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不过是照抄照搬西方话语。他们攻击儒学传统，因为这种正统 卫道、因循守旧的学说已落到了途穷末路之境，而国势的危急也容不得人们有暇去拨翳补陋，而只能弃旧图新。另一方面，启蒙 思想家也并不是笼而统之地反传统，而是利用传统中的支流反主流，或者利用儒学中与人性、民主性较为接近的因素。一些研究 者已将五四启蒙的源头，上溯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的思想观点， (7) 而更多的人则肯定康有为、章炳麟的思想对五四 启蒙一代的作用。康有为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实际国情，他无意抛弃传统，而是力图用近代西方精神 ( 他其实知之不多 ) 重新解释传 统。针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教义，康有为提出“天欲而人理”的口号。而章炳麟则在戴震那里发现了“以理杀人”之说。康 、章的反传统思想中是部分受外来影响，清代学术的自然演变是更重要的动力。
其实，以中国传统的源远流长、义理精深，以及西方话语的隔膜与陌生，启蒙思想家中态度最激进者 ( 如主张“拿来主义”或“全 盘西化”的鲁迅、胡适 ) ，也是新学于外而旧学于内，决非西方话语的传声筒。余英时说：“我们看了鲁迅的例子便最能明白‘五 四’的新文化运动，其所凭藉于旧传统者是多么的深厚。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孔教之际首先便有意 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 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的某些已有的观念上，才能发生真正的意义……有时尽管他们笔下全是外国新名词，若细加分 析则仍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的旧格局。” (8)
还应当指出，中国的启蒙运动并不是直接受欧洲启蒙运动影响，紧接着欧洲启蒙运动发生的。在五四启蒙发生之时和发生之前， 欧洲已经流行各种与启蒙精神不同和对立的思潮，比如社会进化论、实证主义、生命力论、社会主义等等，囿于当时的思想学术 水平，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不能将这些思潮与启蒙思潮严加辨析，而是在自己传统学养的背景下，在救亡图存和造就新人动机的驱 使下，将自认为对中国有用的东西都介绍过来。伴随启蒙运动而流行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就是摆脱不了整体主义 、平均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受传统和国情制约将西方“后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一并引入的结果，说“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 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是不符合事实的。
中国的某些“后学”家往往指责坚持启蒙传统和现代化导向的人是反传统的激进派，对西方话语顶礼膜拜。但以上分析表明，他 们对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传统缺乏基本知识。他们的兴趣、训练和写作内容及风格充分证明，他们并不丰富的话语 全来自西方，而且仅局限于西方的某种“后主义”，我认为，将西方话语在中国做横向移植的，不是启蒙派知识分子，而是这些 “后学”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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