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20年来的挫折迫使我们在展望社会主义的前景时采取一种更温和的方式，与其将社会主义看作一种成熟的理论构想，不如将其视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艺术。然而，这些(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确能够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主义的目标及其所遭遇的困难。在这一
一
我将从一个传统的概念谈起。这个概念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久远，即我要提及政治领域中两大阵营的分野：右翼和左翼。马克思主义坚持了这个概念，同时又赋予其新的内容。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以对抗资产阶级的政党。他更为人所知的贡献在于为政党代表着社会阶级的思想提供了稳固和持久的基础。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于既存的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因而就有了地区性的、宗教性的一类政党，但是这些政党不可避免地都趋向于被分列在右翼阵营或左翼阵营中。
但是，这立刻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发达的民族国家中，两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轮流执政的现象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尽管“右派”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而与之相对立、相关联的概念却不是那么清晰。如果我们想要明确描述美国民主党的倾向，或是并不总是与右派的倾向有很大区别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及社会党的倾向时，“左派”是一个合适的术语吗?
如果我们假设政党是建立在社会阶级之上的，而且如果两大政党轮流执政，其政策通常又十分相似，那么我们就会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产生疑问。在其对当前社会的分析中，仅承认只有一个统治阶级，或是仅承认一种阶级的因素，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一疑问就是目前某些关于社会主义争论的背景，我现在就要评介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
二
首先我要提到的大人物是布迪厄，他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并在今天的社会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布迪厄提出，存在着两种(相互混合的)阶级的因素，即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概念是指经理、行政管理者、高级公务员和各类知识分子的(社会)“能力”。这种能力自身并不必然是一种真正的知识，而是来自一种等级化权力的(专制)文化形式。这种知识通过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以及“角色”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与现存的社会组织结构相关)的复杂结构进行再生产。布迪厄于是就以与马克思分析阶级的“经济再生产”相似的思路来分析“文化再生产”。这种再生产复制了社会秩序的文化等级形式，构成一种阶级关系。在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中，我们也能找到类似的思想，例如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艾里克·O·赖特的著作中，他就区分了两种才能：经济所有权和职业资格。第二种才能可以用布迪厄的话来解释。
所谓异端的或制度主义的经济学常常使用一种类似的方法，即在其思想体系中，对市场是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惟一基本概念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发展出“组织”的概念作为一个与市场的概念并驾齐驱的基本概念。市场对应着所有权的形式，而组织对应着(社会)“能力”的形式。
在经济学领域，无论是在主张政府管制的重要学派中，还是在美国的激进主义中，我们都能发现不同形式的类似思想。我们同样要提到诸如吉阿德，杜梅尼和多米尼卡·列维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他们研究了一个半世纪里两大集团——所有者(股东)和经理人员——对社会最高权力的轮流执掌。市场和组织是理性社会合作的两种基本模式，也构成了两大阶级因素。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我必须提到另一种在当今的社会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方法，即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方法，他在其著作中把社会体系分成两个子体系：市场和行政。
这些对于当今社会科学有着重要意义的不同方法，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它们所揭示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互为补充而相互对立的两极。当然，这种两极的划分是与贯穿于整个现代政治哲学历史的主要对立密切相联的，即所谓自由主义的自由与所谓共和主义的自由之间的对立，前者认为每个人有与其他个人为其个人利益订立契约的自由，而后者认为每个人有与其他所有人为了达到共同目标订立契约的自由。这种法律政治上的自由的两极与理性经济合作的两极是相一致的，同时特别与现代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两极——换言之，阶级的两种现代因素——即市场和组织相对应。这反过来引导我们以新的话语再次提出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