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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

发布人: 谜语网 发布时间:2015-10-04 字体: | | 打印文章

推荐阅读: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从方法论的角色回顾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指出其所围绕的传统与现代、学术与政治两个轴心的内在限制。作者认为,在新世纪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研究有必要纳入到重新问题化的框架之中。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一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从方法论的角色回顾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指出其所围绕的传统与现代、学术与政治两个轴心的内在限制。作者认为,在新世纪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研究有必要纳入到重新问题化的框架之中。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论域:在思想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研究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关系网络中,如何产生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何相互交往,影响和建构社会公共空间和关系网络。在这其中,都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课题。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之一,乃是在于他们从乡村走向了都市,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展开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和公共影响。本文通过分析都市的空间网络、近代中国两种不同形态的公共领域、都市知识分子的身份演化、自我认同和内在紧张、知识分子共同体和公共交往,详细讨论了知识分子与都市空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若干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近二十年来,知识分子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这一热点开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二次“五四”新启蒙运动。在新启蒙运动中,启蒙知识分子们认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文化转型。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在这种林毓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思想模式的主导下,1 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被分外突出。因为思想文化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承担着向大众启蒙的使命,而作为启蒙者,知识分子自身又同样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伴随着“文化热”,同时出现了一波“知识分子热”。

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知识分子研究围绕着两个向度进行:一是按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分析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其文化选择以及内在的思想文化冲突;二是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社会角色,研究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所体现的社会身份,重点考察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的政治命运,是如何丧失和重建独立人格的。这两个研究取向,这十多年来,无论从宏观分析,还是个案积累上,已经拥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虽然不能说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发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层面的研究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自身的极限。更重要的是,支撑其研究取向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预设,比如传统/现代二分模式、“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模式等,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相当普遍的置疑。这表明,如果知识分子研究缺乏新的问题意识,还是继续停留在原先的论域中,这一热点课题会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无法产生原创性突破。

在新世纪已经来临的今天,知识分子研究必须被纳入到一个重新问题化的框架之中,开辟新的研究论域。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开拓了新的领域,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从学术史的角度,更加细致地研究知识分子如何继承中国的学术传统,建构现代知识体系和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或者从社会史的领域,研究明清以来士绅阶级自身的内部变化。可以这样说,199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研究开始呈现出一种学科化、多元化的趋势。那么,除了上述新的领域之外,还有没有新的知识分子研究论域值得开掘呢?

而另一种研究知识分子的新的途径是外在理路,即从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开始的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重点考察在思想和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知识分子。研究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关系网络中,如何产生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何相互交往,影响和建构社会公共空间和关系网络。在这其中,都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一个特别重视的课题,因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大的区别之一,是他们从乡村走向了都市,在现代都市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展开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和公共影响。因此,本文将着重从都市空间这一新的视野,来讨论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重要论域。

一,都市空间网络

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时间为脉络的社会,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其根源无不在历史之中,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在寻找历史的脉络感中实现的。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则更多地是一个以空间为核心的社会。于是,考察现代社会的空间关系,特别是都市的空间网络,便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新的问题意识。

我们这里所说的空间概念不同于哲学时空观中的空间范畴,它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客观范畴,而且是一种文化社会关系。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无法脱离具体的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而生存。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知识分子,都是生活和活动于一定具体的空间关系之中。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儒家士绅所活动的空间,是一个具有自然性质的熟人社会,他们首先隶属于特定的家族和宗族。在既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中生活。除了血缘和地缘关系之外,有私塾、科举和书院等空间形态所形成的学统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关系架构。以自然宗法家族社会为基础的古代士绅,他们所拥有的空间观念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和草根性,其共同体交往的方式按照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原则,3 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和学统关系为经纬。也就是说,他们活动的空间基本上是自然的、有限的、固定的和非流动的,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物质和精神的联系。举一个例子,即使到了晚清,作为一代重臣曾国藩,率领湘军远征的时候,依然念念不忘自己的乡土之根,忠告自己的子女们要记住“耕读为本”。

不过,到了明清之际,江南地区伴随着商业城市的崛起,一个过去没有过的绅商阶层(即有商业背景的绅士)出现了。4 过去的乡绅主要集聚在乡村,但是到了明清时代的江南社会,一批读书人开始往城市聚集。在城市里面,发展起书院、会馆和青楼等一些新的知识人活动的空间,这为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脉络和前提。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南社会中的青楼。青楼作为一个明清士大夫公共交往的重要空间,其功能很有点类似18世纪法国、德国的贵族沙龙。在沙龙和青楼之中,必定有一个气质高雅的女主人,以她为核心,周围聚集着一批文人墨客,高谈阔论,引为同道。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这样描写以柳如是(河东君)为中心的江南士大夫聚会:“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故吾人今日犹可想见是杞园之宴,程、唐、李、张诸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矣”。5

现代化的变迁同时也是一个都市化的过程,资本、人口和知识高度向大都市集中,现代的都市替代传统的乡村,成为社会文化和公共关系的中心。现代知识分子是现代大都市的产物。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者的转变,就是知识分子不断摆脱自然的血缘、地缘关系,进入都市公共空间的过程。现代都市生活,与传统乡村不同,完全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都市人和都市知识分子来自不同的地域,有着全然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就文化的自然性而言,他们全然是陌生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在都市的空间中获得自然的公共基础。正因为如此,都市人特别需要公共交往,通过各种各样私人的和公共的交往,建构新的关系网络。都市的公共空间不是自然的、历史的,它们是人为营造的产物,是一种建构性的存在。像蜘蛛一样,都市人无时不刻通过自己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建构各种各样的空间网络,并在这样的空间网络中实现自我的认同。

福科认为:在现代都市生活之中的人们,处于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人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是一个点与点之间互相联结、团与团之间互相缠绕的人工建构的网络空间,而不是传统社会中那种经过时间长期演化而自然形成物质存在。6 在一个非人格化的陌生的都市空间里,人们的交往已经丧失了传统社会的地缘与血缘纽带,而按照一种新的规则进行。这种新规则,不再是寻找共同的历史根源感,而是取决于多元复杂的公共空间。都市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正是通过具体的都市公共空间实现相互的交往和自我认同。这些空间主要指的是茶馆、咖啡馆、沙龙、书店、社团、同人刊物、公共媒体、出版社、大学和广场等等。正是这些现代都市空间之“点”,编织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公共交往的空间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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