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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笔者认为应该把从“五四”至今的80年，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在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才能理清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线索和全面把握它的丰富内涵。 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实际是一部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中国现代化的主题是什么？一般的回答：民主与科学。实际上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紧迫感下，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主题即“民族”── 民族文化的更新与建设。 因此，中国现代化有三大主题：科学、民主、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思想史，实际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建设史。西方学者往往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三分法来划分现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思想派别。就中国来说，所谓“激进主义”是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的指称，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等。“自由主义”则是指胡适等为代表的西化派，他们被称作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是指反对“全盘西化”，也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其主要特征就是维护传统。在“保守主义”中，他们又提出“文化保守主义”的概念，以区别于维护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在中国是以现代新儒家为主要代表。笔者以为不能简单机械地用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来划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诸派别。从学理上说，文化保守主义是人类历史进入现代化阶段后的一种普遍现象。保守是相对于激进而言，因而，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一个文化系统中是保守的，在另一个文化系统中也许就是激进的；在西方是保守的，在东亚，在中国也许就是激进的。因而，对激进与保守的界定，应该放在同一文化系统中,同时兼顾其世界性与历史性。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发生在现代化因内部因素催生的国家，如英国、法国，这种保守主义是针对反传统的激进倾向而言。另一种是发生在因外部因素的刺激而走上现代化的国家，如德国、俄国、日本等国，这种保守主义不仅针对反传统的激进倾向，而且也针对外来文化。前者的矛盾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后者不仅有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还纠集着本土与外来的矛盾，因而，它含有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因素。从现代化的起源看，中国显然属于后者。“五四”以来的中国，由于救亡图存，谋求民族解放是时代的第一主题，因而，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起点。民族国家包括三要素：民族经济、民族政治、民族文化。在民族经济、政治现代化的同时，如何把民族文化传统变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现代文化？围绕着这一问题，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诸派提出的方案纷纭繁杂。由于各自对传统的体认不同，对待传统的态度也就不一样。但不论哪一个派别，都很难找到彻底的反传统或彻底的反西化，这大概是因为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有成功消化外来佛教的经验，中国文化没有形成一个排他性的文化系统。这就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对外来的事物，还是对自家的固常，都能持有弹性的态度。因此，对二十世纪，特别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建设诸派，我们很难用激进与保守来划分。即使西方学者划分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在这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也是古今、中西时常纠合在一起，传统主义的意识常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的传统主义从起源上看是对现代性的反应，而民族主义可以产生在前现代的历史上，也可以产生在不同的现代化国家之间，显然，这里的民族主义属于后者，其设定的目标，是要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所以，笔者认为，中国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实是文化民族主义，其特点就是要用已更新的文化传统再造民族的精神主体，来克服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精神空白，这里笔者要说明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不仅有西学派这一主线，而且还有“文化民族主义”者。历史的发展自然是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大陆的主流文化，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时，对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不可缺失。笔者是本着这样的思想方向来谈论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人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