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眼睛看不见，但高分通过司法考试，当上律师还读博士，专为残障群体提供法律咨询

金希。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渺

金希的视力不好，但他读书不少。

这位毕业于宁波大学法学院的年轻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拿到律师资格。如今，他还在攻读美国雪城大学的法学硕士、中国台湾东吴大学法学博士。

其实，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的视线中只有一点模糊的光亮。他患有“先天性视力障碍”，6岁时已经分辨不出气球的颜色。但他坚持在普通学校就读，直到参加高考。

2020年全国高考，共有5名全盲考生用盲文试卷参加考试。按照高考合理便利的规定，视障考生的考试总时长延长50%，没有加分待遇。

而更多有视力障碍的人，并没有走进高考考场。作为曾经的“视障考生”，金希多年来一直在为残障群体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超过600人得到过他的帮助。视障者找他，有些是因为无法通过保险公司的核准，有些是无法提供亲笔签名、无法写出知情同意条款，被银行拒绝办理业务。

最近几个月，金希加入了一个公益组织，帮视障群体找工作。

他在网上发布语音公开课，分享自己的经历，给求助者打电话、发微信，帮他们规划职业生涯。

找到这个公益组织的人，有的从小在盲校就读，如今大学毕业，面临就业问题。有的试图考研，考了3年没考上，想先尝试就业，同时兼顾升学。有的人大学毕业后，已经在医院工作了几年，生活稳定，但“想多一些探索和突破”。还有人曾经视力较好，后来病情恶化，待业在家，想重新寻找生活方向。

“不少视障者觉得将来只能做按摩，但他们的人生其实有很多可能性。”金希感慨地说。

刘聪后天失明，做了8年按摩师，一直想寻找其他工作，“很困难”。2016年，刘聪参加一个公益组织的培训，恰好金希在给这个组织做法律咨询，两人住同一间宿舍。

刘聪说金希“干练”，说要做什么就一定会去做。他与金希聊过残障者多元就业的话题，问他“有没有工作机会”，金希介绍了一家残障公益组织。最终，刘聪得到了一份文案编辑的工作。

在残障者的圈子里，金希“很有名”，听他说过“有事就联系我”的人很多，包括同样想从事法律工作的残障者、公益人士、普通大学毕业生等。

求助过金希的白燕（化名）今年大学毕业。她学心理学，刚在广西参加完教师资格证考试，通过了笔试、面试各项考核。

因新冠肺炎疫情，学校要求她在生源地重庆认定教师资格。白燕的视力只有0.02，但在她看来，视力不好并不代表自己不能胜任相关教学工作。就算去不了普通学校，她也愿意去盲校从事盲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据她所知，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就有5名盲人老师在教学岗位。

“学生时代还挺迷茫的，不知道未来能做什么，小时候喜欢音乐，但是老师告诉我这个梦想不现实。”白燕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和白燕一样因就业体检不合格来向金希咨询的人不少，其中最知名的，是浙江省第一个用盲文参加普通高考的郑荣权。2019年，郑荣权报考南京盲校的教师岗位，笔试面试都高分通过，卡在体检环节。通过朋友介绍，郑荣权曾拨通金希的电话咨询他的建议。

金希从未在盲校就读。上学时，他支棱着耳朵听老师讲的每个字，生怕漏掉一句话。对他来说，黑板上的字起初很模糊，眯起眼才能辨认。到了高中，书本上的文字成了一只只小蚂蚁，在光团里爬来爬去，他趴在桌上也看不清了。写作业时他得把脸贴到纸上，常常蹭得满脸墨迹。

视力用了十五六年彻底远离他，最终只剩一团微弱的光。但这没能成为他的障碍，他上学、备考、读研、当律师。

他记得小时候，有时实在看不清板书，就请老师再念一遍。同桌也会帮他，给他念字，他“感谢老师和同学们”。

每逢考试，他随身携带放大镜。中考时他一边举着放大镜，一边涂答题卡，监考老师主动过来帮他涂。

“当时我觉得非常感动。”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在那个时代，其实人们还没有所谓的‘合理便利’这种权利的理念，只是基于非常朴素的、人性当中的正义感，能够作出这样的选择。保障残障人士权利的制度，建立还需要时间，但是建立这种制度的人性的基础，是一直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