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眼睛看不见，但高分通过司法考试，当上律师还读博士，专为残障群体提供法律咨询

如今在中国，视障考生可以使用大字号试卷和答题卡，允许携带盲文笔、盲文打字机、光学放大镜等辅助器具或设备。

2007年6月，金希坐在单独的高考考场里，监考老师帮他读题。

整张英语试卷对他来说都相当于听力，数学几乎全仰仗心算。尽管他平时成绩很好，仍然紧张到冒汗。接近全盲的他用尺子卡住答题纸，一行一行写下自己根本看不清楚的答案，生怕“重叠或串行”。

他最终被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法律系录取，两年后通过宁波大学“2+2”考试，转入宁波大学法学院。2010年，他以专人读题的方式参加司法考试，拿到441的高分并通过，同年作为全年级第一，被保送成为宁波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如今，他还在求学路上。

雪城大学和东吴大学，都有专门的残障服务办公室，学校会制订整套残障学生学习计划，课后去教授的办公室，能拿到课件。学校还给他提供了专门的学术助理。

金希了解到，不仅是大学，当地的中小学，也会给残障学生提供这样的“融合教育”便利。

这让他想起在国内筹备司法考试时，音频课程他可以听，纸质版的真题，会有同学帮他念。当时，学院专门为他组织了一个志愿者小组，同学自发报名，排着班来协助他。

“很多时候，我们会为好人而感动，我有感恩的心。但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每个人就不用生活在一个等候好人随机出现的世界中，无论遇到的是好人还是普通人，你的权利都可以得到保障。”

金希刚去雪城大学的时候，也曾对残障服务办公室的老师充满感激，对方反而觉得奇怪，“这只是工作而已”。

“中国这几年在融合教育上的步子迈得还是挺大的。”金希回忆这些年感受到的变化。十几年前，除了他这样比较特殊的个案，大部分视障学生只能参加单考单招。盲文试卷的高考在近几年开始普及，“高考是一个指挥棒”，很多考试都开始效仿，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也都出现了盲文试卷。

金希想通过努力，促成残障群体权益保障的进一步发展。他给许多公益组织投稿，也给参加法律援助培训的律师讲课。有时候他不能到现场，就录视频，配上字幕给律师看，也给到场的聋人、视障者看或听。

“视障律师在足够平等、包容的社会中，完全可以选择不凸显视障身份。回到现实，他们在许多时候，还得接受这个身份，应对视障带来的挑战。”一位公益组织的负责人经常与金希合作。在他看来，金希不应该被当成一个“自强不息的残障人模范”，视障律师在司法保护等领域的探索和倡导，才更有价值。

在今年5月的一堂网络课程中，金希分享了自己代理过的一起案件：“2020年什么东西最宝贵？一张回国的机票啊！残障人士没有其他人陪同去坐飞机，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2015年，两名残障旅客被航空公司以“无成人陪伴，无自理能力”为由拒载，金希是这起案件的代理人。

“这是个挺典型的事件，当时，航空公司拒载（残障旅客）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金希回忆，民航局当时刚出了航空运输管理办法，对这种情况有很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航空公司没有遵守。航空公司愿意赔偿，拒绝公开赔礼道歉。但金希和两位当事人却觉得，应该“为后来人多争取一些权利”。比起机票钱，更值得他们在意的，是残障人士平等的出行权利。

他们胜诉了，法院向民航局和航空公司提出司法建议，希望航空公司能够做好残障旅客的出行保障工作。金希后来专门查过这家航空公司的官网，“确实有修订规则”。

“其实很多规定，本来法律法规里都是有的，比如说银行签字的规定，银监会是有的，只是很多银行选择性忽视了。”这位年轻律师感慨。

一位视障者由于“无法阅读风险提示”，在办理信用卡激活时被银行拒绝。当事人提出，用录音录像的方式，表明自己已经知悉并且同意了信用卡的风险规定，银行没有认可。

这起案件的代理律师万淼焱认识金希。提到他，万淼焱多次强调“业务能力极强”。接到这起案件后，她给金希打过电话。在她看来，银行应当把视障者“自决的权利交给他们自己，就像所有人一样”。

金希和万淼焱一起准备向法院提交的材料，查法律条文。他有什么意见，就总结成电子文档发过去，或是通过电话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