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镇上这家照相馆开了90年，每天只有两三人登门，老板为何还苦苦坚守？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一度公私合营的林家照相馆又一次面临转制。当时已挑大梁的廖志维从公家手中接回照相馆，正式更名为林玲照相馆，重新开始了私人经营。原以为可以继续守着一成不变的技术过活，2000年前后，全国第一台数码相机正式进入上海市场，一代摄影人的技术动作随之转变。也是自那时起，照相这门精英手艺开始跌下神坛。

从胶片相机的流行，到数码相机的出现，至少经历了两辈人。而一台数码相机从30万像素到3000万像素的演变，却只花了十数年。廖志维用半年时间学会的第一代全英文电脑修图软件，则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又一次的更新和升级。

廖志维时常还会反问几句，难道学了半辈子的手艺，就这样再也用不上了？答案略显残酷：再好的匠人，终将拜倒在高速迭代的技术面前。

摆弄着手中的数码相机，廖志维总觉得自己身上少了点匠气。

回不去的老城故事

在摄影师的观念里，时间要精确到秒，甚至更小的单位。

胶片时代，按下气动球阀的速度和底片放入显影药水的时间密切相关，为了让照片的感光效果达到最佳，摄影师必须反复练习，把握二者精确的函数关系；数码时代，摄影师不断调节光圈和快门速度，以便控制进光量在最合理的区间，捕捉到最佳的图像效果。

这是这个职业独有的，对时间的机敏。然而，当时间被不断放大到以年计数、甚至以年代计数的时空概念里，摄影师却极有可能变得“木讷”。

直到奉城东街拓宽后很多年，廖志维才意识到，老城的辉煌再也回不去了。

改革开放后，老城开始拓路，青石板变水泥，临街的林家照相馆其中一间屋子也为让路而拆除。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让每个老城人都为之振奋。老城里渐渐有了烟囱高筑的厂房，有了小汽车开进开出，有了外乡人……

老城里那些需要办工厂工作证的、身份证的、企业单位证明的人，每个都要跑到林玲照相馆，拍一张证件照。最忙碌的20世纪90年代初，廖志维的妻子缪彩珍索性辞了工厂里的工作，回家专职给老廖打下手。“那时候，一天接待几百个顾客是常有的事情。一家人齐上阵，都要轮着吃午饭才干得过来。”

老街上的工厂越来越多，像是某种潜在的置换条件，原住民则一个接着一个的搬走。有一些是因为生活条件好了，买了城镇里的房子；有一些则是为了外面更多的选择和发展机会。像廖志维这样的本地经营户，陆陆续续都关了店门。老街上的人，看着面生。

廖志维的眼睛只盯着照相机上那枚小小的取景器，并未察觉到这一切。老街坊虽然搬走了，需要拍照时，还是会专程跑回来找“林家”这块金字招牌。外乡的“新邻居”则把老城的摄影市场变得更大：他们不满足于廖志维提供的一寸照、两寸照的业务，提出新的要求。

“这些打工仔几年回不了一趟老家，想在我这拍一张带背景的全身照，寄回家里给老人小孩报个平安。”廖志维便专程跑了一趟市区，买来几幅有山有水的背景板，依旧在那三平米大的小房间里，制造着人们的梦和念想。

直到有一天，廖志维不忙了。甚至在摄影室呆坐上一天，也不会有人上门叨扰。老廖恍然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变了。

老街上新开了几家照相馆，有些甚至可以承接更加复杂的婚纱摄影业务。证件照的拍摄也突破了场景的唯一性，身份证件照可以在派出所拍了，外来人口登记照可以在镇上的社保中心拍了，普通人哪怕举起手机随意按下快门，也能即时得到一张自拍照。“谁会专门跑一趟，来寻我这个老头子呢。”

当然，这还不足以抹杀一个老摄影师的自信心。强烈的挫败感来自长期坚持的习惯，有天被判定是错的。

这几年，开始不断有人“指责”，廖志维那些把人脸拍出明暗面光影效果的证件照“不行”。人们要求他，“把脸再P（修图）白一点”。白，更白，白到五官不再有阴影层次和立体感时，处于强烈的矛盾和自我怀疑中的廖志维，却总能听到一句来自顾客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