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张剑：追忆家范老师教诲，继承他积极的生命意识

张剑

2019年11月3日，我博士论文增订再版座谈会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会议室举行。当天早晨，自2018年6月就因病入住华山医院的王老师突然告知周武兄，他要出席会议，“给我一个惊喜”。得到消息时，我正在赶往会场的地铁上，心情自然难以平复，情不自禁对同去的爱人说：“毕竟是业师！”

1996年随沈渭滨老师硕士毕业进历史所工作后，一直想找机会念博士，当时上海中国近代史博士点稀少，博士导师稀缺。我毕业那年沈老师退休，十分关心我的继续成长。一次学术会议饭桌上，正与王老师等谈笑风生的沈老师突然说我可以考王老师的博士。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王老师专治古代史，我随沈老师读近代史，专业差距太远。已忘记王老师如何回答，但这慢慢成为我的念想。

当时我的兴趣正聚焦于近代农业科技改良与区域社会变迁，想借助地质遥感图片选取两个地质资源与自然环境完全相同（包括土壤与地层、地形）、属于不同政区的区域进行比较研究，自身的成长经验与野外地质工作的观察，感觉到即使在同一政治制度下，不同政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生命水平有共同点更有不同点，值得专门研究。王老师虽研究古代史，但他在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与宏观论述极大地吸引着我，特别是反复阅读发表在《史林》上的《关于社会历史认识的若干思考》，深深为其理论深度与大气磅礴所折服。先我入师门的周武兄，给我看了一份王老师给他们所开讨论阅读书目，全是史学名著与最新社会科学理论著作，更激起我投身王老师门下的冀望。承蒙王老师不弃，1999年开始跟随他攻读博士学位，同级同学还有王志明和程志强。

除平常聊天之外，王老师也给我们开课，就是后来修订出版的《中国历史通论》。与硕士生一起上，晚上在系里一个大教室，挤得满满当当的。于是，对古代史一窍不通的我，游弋在部族时代、封建时代、大一统帝国时代，不断研读《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产权辨析》《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产权“国有”性质辩证》《帝国时代商人的历史命运》等，领略老师对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精彩探究和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艰难曲折的思考。作为一门课程，王老师还召集我们对同门博士论文选题“评头论足”，这不仅可以完善论文作者的思考维度，更为我们自己的论文选题与具体写作提供借鉴。在不断学习与研讨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古代史无论多小的题目，解决后都是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关键性贡献；近代史无论多么大的题目，在整个中国发展史上都属于小问题，费去九牛二虎之力解决，意义似乎也不大，因此曾有些悲观与动摇。

因在职读学位，事务性工作不少和自己的怠惰，原初计划最终放弃，继续在硕士论文基础上扩展做博士论文，题目为《民国科学社团与社会变迁——中国科学社科学社会学个案研究》。博士论文后收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2005年修改出版时，我在《后记》中曾说王老师“高屋建瓴，从论题所要讨论的问题意识到论文需要关照的论域，论点的逻辑论证到历史事实的实证，都提出了极为精当的建议”，没有透露最为紧要的秘密：博士论文“结束语”前面部分那些文采飞扬的段落和意蕴隽永的用词都是王老师的“手笔”，完全不是当年的我所能（当然今天的我也不能）写出的字句，诸如：

从美国绮色佳小镇走来，到1960年黯然退场于上海，中国科学社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山重水复，可以容后人反复思考的空间很大。

中国科学社诞生的前前后后，恰好中国遭逢历史上三千年来未有之社会大变局。从宏观上来看，它在百年新陈代谢进程之中灵光一现，浪花飞扬，留下不少值得追思的业绩。但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一个情节，众多时代演化环节中的一环，它自身的命运却不能完全由自己把握，更多地受到时代的设定、制约。

以传播科学、发展科学、实践民主为宗旨的中国科学社，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锲而不舍地开拓进取，多次或主动或被动调适过自己的社会角色，享受到了为科学理念和科学事业奔走呼号的职业化乐趣，也备尝在新旧杂陈的社会夹缝中争取学术社团生存的艰辛。潮声消寂，海滩上留下一道道沙痕，令人流连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