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张剑：追忆家范老师教诲，继承他积极的生命意识

记得当年将论文正文写好后，对“结束语”毫无感觉，于是将全文发送给王老师。几天后，王老师返回给我这样的开头，并有一些纲领性的建议。我按此写下去，结果得到出版社所请审稿专家、中国近代科技史倡导者、中科院政策所樊洪业先生的激赏，由此机缘樊先生成为我学术生涯中第三位恩师。

当年论文答辩会合影：答辩委员左起戴鞍钢老师、杨国强老师、江晓原老师和周振鹤老师。沈渭滨老师也是答辩委员，当天因为突然生病未能前来，由戴鞍钢老师代为宣读意见。李世众兄是答辩秘书。

王老师因其视野的宽广与思考的深度，对我的研究总能给予提升高度的指导。出版座谈会的发言中他说：“德先生和赛先生始终是一对关系，在中国近代明确提出来，到目前为止，我看出来还是两者之间的互动交融问题。……还需要在新的环境下进一步探讨。这样，这个课题本身研究的延长线很长，不是把资料做完就完了。这个延长线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都是有帮助的。”思考科学与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关系与演化、寻求科学与人文交融途径，是我未来学术道路上一个高悬的目标。

除理论思考与辩证思维之外，王老师对我行文中的用词准确性与简洁性也有极大的帮助。刚到所里那几年，因为各种任务较多，逐渐被归入“快手”行列，自己虽有所醒悟，但一时间还找不到“抓手”。后来与李世众兄等一起随王老师编撰华东师大版全国中学历史教材，王老师对每句话的精雕细琢，对每个用词的反复推敲，对冗词的坚决删除，对我在逻辑、修辞、语法与语境上都有一个极大的提升。

11月3日，王老师在发言中还说：“我今天来还有一个意思，代表张剑的老师沈渭滨。……我想，如果渭滨今天在的话，他的高兴劲可别提了，一定是手舞足蹈，因为他是表现型的。”沈老师和王老师是我学术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两位恩师，他们至少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上课都非常好，激情洋溢，引人入胜，学生们时时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感知。如果有排名的话，沈老师上课在复旦历史系名列前茅，王老师在华师大历史系也不居人后。第二，嫉恶如仇。常常是“路见不平一声吼”，对学术界的不公与不平总是“拔刀相助”，极力维护学术规范与学术尊严。对抄袭者的痛恨有时会延伸到导师，指责他们的失职与失责；对导师在学生论文署名甚至完全窃取学生成果也同样深恶痛绝。第三，都具有元气磅礴的生命力与积极乐观的生命意识。两人因病都有脚疾，不良于行，沈老师晚年以文明棍助行，仍然腰杆挺拔，不要人搀扶；王老师更是借助“宝马”走四方，观风察俗。他俩因研究方向不同，专业的学术讨论会上很难聚在一起，但上海本地的不少学术活动上常常见面。在会场，他们往往因观点犀利或论辩出彩成为会议的焦点，两人有时也会互相论争，打打嘴仗，但多数是声气相通。

王老师与沈老师在历史所一次学术会议后饭桌上的交谈。

当年沈老师住院后，王老师急于了解沈老师的具体病情。我告知沈老师因过去患血吸虫病留下病灶引发弥漫性肝癌，王老师说希望沈老师不要遭受痛苦，因为肝病疼痛难忍众所周知。上帝保佑，沈老师没有遭受这个劫难。沈老师去世后，王老师亲率程念祺老师、周武兄等众弟子到沈老师七宝家拜祭，并说：“渭滨，天堂好啊，天堂清静，你可以好好写你没写完的书了！”后来，王老师撰文《最后的乡绅》纪念沈老师，说“渭滨长我一岁，向以兄长视之。虽平日往来甚稀，但惺惺相惜，心灵间的沟通有如神助，向无障碍”。回忆同作为“陈门弟子”的相知相映，说陈先生去世不到30年：

经岁月的洗涤，有立马变脸批判先生学术的，有后来不爱惜同门情义自取其辱的，也有逐渐疏离先师宗旨曲学阿世的，乃千古如此，殊不足怪。但自称私淑弟子的渭滨，一直奉先生为再生父母，凡有关维护门风师教的，他都容不得半点沙子；见猥琐诟秽，则拍案而起，敢怒敢言，有甚于嫡传弟子，由此我对渭滨也就格外地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