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不按摩，是一种奢望吗？走进上海图书馆的他们，不这么想

摘要：科技的力量，或许能让善意走得更远。

一部《红楼梦》，普通人阅读的纸质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册。

盲文版呢？牛皮纸做成的大书，厚厚16册。录成有声读物，整整45盒磁带，每盒能听一小时。

“有了数字资源，一台听书机4G容量，大概能拷进十几本书。”上海图书馆馆员周琰说。

3月恢复开放以来，位于上海图书馆一楼的视觉障碍者阅览室，大部分时间静悄悄的。“即便是在残障人群中，视障者的阅读障碍也是最大的。”上图读者服务中心副主任谢影说。

在线、云端、数字化，这些在疫情期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服务模式，对视障群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很多人上课前连键盘都没摸过

“只有视障者最了解视障者的需求”

上海图书馆的盲人阅览区是在2001年设立的，当时只是普通阅览室里几张座位。

2002年，上图与市残联、市邮政局合作推出“视障读者免费邮寄外借”服务。只要一个电话，盲文图书和有声读物就能送到视障读者手中。2010年又推出“阳光听书郎”免费外借服务，这是一款支持电子书朗读、MP3/wma播放的便携式设备，还带有语音菜单导航、通用U盘、FM收音、录音、复读等功能。

目前，在上海图书馆注册的视障读者有1000多位，活跃的约三四百位。在视觉障碍者阅览室，记者看到了俗称“盲包”的“视障读者专递包”。上图这项服务在国内最早推出，“盲包”如何设计更合理，是馆员们一点点摸索出来的。最特别的地方是包外侧有个插卡处，每位读者的邮递信息制成卡片，正插是寄送地址，反插是上图地址，省去了视障读者的操作与沟通成本。历经岁月，不少塑封的信息卡片上的字迹已有些斑驳。

数字资源越来越丰富，听书APP层出不穷，“盲包”还像过去那样受欢迎吗？

视障者王臻给记者打了个比方。“一间你熟悉的房间，东西如何摆放，闭着眼都能找到；一旦调整了格局，更换了位置，不要说盲人，连普通人都要费劲找一找。”视障者要使用听书类APP，前提是网站经过无障碍处理。即便如此，一旦网站调整了分类、分区，对很多视障者来说，就可能无从下手。

王臻出生于1977年，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硕士，人生曾经顺风顺水，直到罹患“视网膜色素变性”——一种罕见的眼科疾病。

“32岁，我失明了。”王臻的微信名加着前缀“盲人”。一度，这是他难以接受的现实。失明的打击、婚姻的变故，让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2009年5月20日，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的王臻决定，“既然死不了，不如好好活下去”。

凭借失明前的基础，王臻开始研究读屏软件，摸索在黑暗中操作电脑。听说浦东图书馆有相关培训班，他想找些同道，“问问人家是怎么用的”。2010年迁至前程路的浦东图书馆新馆，地下一层设有视障者服务中心。一开始，王臻是培训班的学员，后来成了老师。“只有视障者最了解视障者的需求。”

上海图书馆视障阅览室，也是无障碍计算机操作培训班的开班场所。王臻和他的两位助教都是视障者。

无障碍计算机培训班一周一堂课，从下午一点上到四点，初级8周、中级10周。智能手机应用广了，又开出手机应用培训班。在视障阅览室服务的馆员陆静铭佩服这些视障者的毅力，“他们真的很厉害。很多人上课前连键盘都没摸过，一期培训班结束，就能打字了。”

学到最多的不是做什么

恰恰是不做什么

“服务视障读者，不光是热心就可以，必须站在他们的需求出发。”陆静铭说。

上海图书馆视障阅览室有3位馆员，85后周琰是“中生代”，最早从事视障者服务的夏红卫明年即将退休，95后陆静铭则是刚进馆一年的“新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