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不按摩，是一种奢望吗？走进上海图书馆的他们，不这么想

从小爱泡图书馆的小陆直到成为图书馆员才发现，原来图书馆不只是让人看书的地方。工作一年来，令她最惊讶的是，尽管为每位视障读者服务平均要花一个小时，但在这里排队等待，从来没有人不耐，也不曾发生过争执。

“刚进馆什么都不懂，从编目开始都靠老师教。”从夏红卫身上，陆静铭学到最多的不是做什么，恰恰是不做什么。“总想多为这个群体做些事，有时办完业务会问：还有什么需要的？这样的效果未必好。夏老师告诉我，如果读者有明确的需求，就照他提出的完成。”

为特殊群体服务，没有统一标准，靠的往往是感受与经验。

一次，有位视障读者要离开，陆静铭把他送到出口服务台的地方。“可以走下去吗？”对方点点头。几分钟后，不放心的陆静铭回头张望，才发现那位读者几乎还在原地，没挪开几步。“您是要去地铁站吗？我也是。和您一块儿出去吧。”她搀起对方的手臂，这一次，没被拒绝。“应该没认出我的声音，以为我是另一位读者。”回想这一幕，陆静铭有些感慨。

每位视障读者的视力状况、能力边界，是在一次次服务中感知的。时间久了，声音就是联系。

“有一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在小区门口被叫住了。一位阿姨扶着老奶奶，仔细一看，是熟悉的读者。阿姨是老奶奶家的保姆，替她来馆里更换过几次听书机里的资源。”那是位独居的盲人，阿姨每天上门时间有限，周琰“承包”借还、更换听书机里的资源已有两年。疫情期间，一段时间不见，周琰打了电话才得知，老奶奶搬去女儿家住了。尽管不再顺路，但周琰还是照样把听书资源送上门。

谢影进馆第二年就在视障阅览室服务，如今虽然不在这个岗位，办公桌上的电话还会不时响起。提起话筒，光听声音就知道是谁。令她记忆犹新的是一通报喜电话。“许悦考上大学了！”电话那头，盲人老许的声音满是激动。

谢影认识许悦时，他还是小学生，两岁时母亲去世，他和全盲的父亲、瘫痪的奶奶相依为命。那次，送老许去一号线地铁站的路上，谢影知道了父子俩的故事。因为条件拮据，老许家舍不得用电视机。收到上图寄来的磁带，老许总要等儿子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后，父子俩一起听。谢影提出，以后孩子需要借书就跟馆员们说。每到寒暑假，还会在“视障读者专递包”里放几张上图讲座的入场券。许悦大学毕业，考上了公务员，如今在机场工作。疫情紧张的时期，在朋友圈看到许悦“战疫”第一线的工作场景，谢影点了赞，“心里为他骄傲”。

两个人群最需要关注

一是孩子，二是中老年人

疫情前，50多岁的潘先生一周中总有四五天在上海图书馆出现。尽管全盲，但他的活动范围并不限于视障阅览室，几乎能在图书馆任何角落撞到这个摸索的身影。

“图书馆一直在变化，不变的是服务大众的社会角色。在如今的知识与信息社会里，图书馆要扮演的是动力引擎的角色，教会大众如何更好地利用知识与信息。同时，图书馆免费向公众开放，是城市永远为市民保留的绿洲。”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主席格洛莉亚·佩雷斯-萨尔梅隆曾这样表示。

1996年搬迁至淮海中路馆舍的上海图书馆虽有无障碍规划，但算不上完善。谢影坦言，开始为包括视障群体在内的残障读者服务，才发现建筑设计的不周全之处。“比如无障碍通道有直角弯、无障碍洗手间离阅览室太远……有一年，一个相关国际会议在馆里开，种种障碍都暴露了出来。”

近年来，上海公共图书馆建设不断前行，新建、改建图书馆，大多设立了无障碍阅读区。有“最美图书馆”之称的嘉定图书馆，大厅右手边就是为盲人设置的视障阅览室，开展过“为盲人读诗”等活动。

明年即将开馆的上图东馆规划了100多平方米“无障碍阅览区”。“我们把这些痛点当成案例收集起来，在东馆规划中，一一避坑。拿无障碍阅览区来说，周围增加了扶手，盲道也一改再改。电梯的低位按钮、盲点字、语音播报，无障碍停车位、洗手间等都设计了。”

家里有听障亲属的陆静铭会手语，这也是为东馆开展大范围的无障碍服务所作的人才储备。“招聘时，主审官都说挺幸运，可以找到这样合适的人选。”谢影说。今年，上图馆员招聘要求还有心理学相关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