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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领土属性；东方国家；民族国家；国家认同(身份)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脱胎于近代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制下的民族国家建制普遍遭遇到了认同危机。然而，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东方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作为民族国家的各个构成要素的居民、领土和主权等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其中这些国家在其领土属性转型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认同危机却是最为直接的，这也是东方国家在建构和强化民族主权国家过程中首先必须解决的基本课题。
一、引言
所谓国家认同就是指在有他国存在的语境下，人们构建出归属于某个“国家”的“身份感”。对个人来说，国家认同是指个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该政治共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对国家来说，是指其独特属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保持该独特属性的权利得到他国的承认，只有同时得到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同，国家才能得以存续。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脱胎于近代欧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制下的民族国家普遍遭遇到了认同危机。然而，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后发的东方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作为民族国家的各个构成要素的居民、领土和主权等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而确定的领土是一个民族国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与传统国家意义上的“领地”和“边陲”概念截然不同。因此，这些国家在其领土属性转型的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认同危机是最为直接和激烈的，这也是东方国家在建构和强化民族主权国家过程中首先必须要解决的基本课题。 对“领土属性”(Territoriality)的研究最初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梅尔提出来的。他认为：“所谓领土属性是仅指由国家控制其边界内政治空间及各种权力等而形成的。直到最近，这些权力和政治空间至少为民族的和种族的身份认同建立了框架。……领土属性并非人类社会的永久特征，它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的政治形式也是历史性的，有其开端和终结的时候。但是，它从未遵从以世纪为标志的时间轨迹，而是为政治、经济提供了构建于地域空间的各种结构。”而“领土属性之转型”这个概念主要是指后发的东方国家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有关领土疆界的确定及在此基础上国家结构、功能和观念的重新转换过程，也就是东方国家从殖民主义时期的封建“领地国家”向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现代“领土国家”转向的过程。这里所说的“东方国家”首先具体就是指东方民族国家，即兴起于18世纪并逐步扩散到全球的、近代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它是以民族(一个或数个)为基础结合起来的政治共同体。另外，基于对西方文化殖民的批判，笔者通过借助萨义德东方学中的“东方”一词来界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东方国家”，以边缘话语对抗和消解中心权力话语来强化西方国家目前对东方国家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因此，东方民族国家尽管在其构成形式上与西方民族国家没有两样，但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其建构过程和发展程度却有着质的不同，其中国家领土边界就是在摈弃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以及谋求民族自决的基础之上最终得以逐步划定和确立起来的。
二、东方国家的领土属性之转型
一般地，民族国家是欧洲中世纪以来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处于封建制时期的东方国家尽管一般都是中央集权式国家，但在其领土属性方面和中世纪的欧洲大同小异，分封制和世袭制使得民众对与自己有直接利益联系的领主的忠诚远远超过对国家的忠诚，国际领土边界和疆域也都不是很明确，或者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领土国家形成于16、17世纪的欧洲，“三十年战争”(TheThirty Year'S War，1618—1648)结束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的签订则标志着西欧“领土国家”的最终形成；而后来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以及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则促使“民族”和“民族国家”得以最终形成。但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近代欧洲国家率先完成从传统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而同时代的东方国家则始终没有能孕育出欧洲那样的民族主权国家；实际上，东方国家后来只是在遭遇西方殖民入侵和统治的过程中才开始“被迫”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民族国家一般都建立在领土、主权和人民三要素之上。民族国家作为一项领土政治安排，其存续的基础端赖于边界(border)的明晰与确证，而民族国家也就“成为建构和维护边界的代理人”。因此，任何欲谋求独立的政治实体要成为一个民族主权国家，首先它就必须具备确定的领土，这是东方国家向民族国家演变的逻辑起始条件。不过，此时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东方国家来说，获得确定领土的过程同时也是其传统固有疆域盈缩的过程，因为这也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对东方国家领土肆意掠夺和扩张的时期。但值得强调的是，由于西方列强自由资本和垄断资本市场在东方国家里的扩张性，客观上使得传统的东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开始逐步向近代民族国家方向发展。因此，有学者指出，领土属性的转型并不仅仅意味疆域的盈缩和边疆事务的变化，因为东方国家领土的沦丧仅仅只是反映领土属性的表面变化。以近代中国为例，清帝国在列强的压迫下将边界变成近代国际边界，加上内外事务的区分、国内主权的扩展直至后来国际主权的最终确立等才使得近代中国开始由传统的封建帝国的母体脱胎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然而，对于近代东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来说，由传统国家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还只是刚刚开始。当西方列强在殖民扩张以彻底颠覆这些国家原有的国家体制时，他们同时也已经开始按照民族国家的建制在这些东方国家重新配置其政治资源。因为按照国际法，东方国家对于领土主权的最终获得正是民族国家初步形成的标志；而领土主权的确立是东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非殖民化运动下通过谋求民族自决而最终得以实现的。从此，国际社会中的主权演化开始与第三世界国家主权密切相关，而主权的多重性含义被日益分化为东方民族(领土)国家主权与西方民族(民主)国家主权两分图景。在西方国家已经由以往单纯的民族国家形式演进为民主国家的时候，东方民族国家还在“领土国家”的建构阶段苦苦挣扎，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广大东方国家尽管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构成要素的基本形式，但其在建构合法的民族国家时仍然还没有完成领土属性的最终转型，特别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由第三世界国家领土边界纷争引发的国际冲突就频频发生。概括起来，东方国家在建构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领土转型至少包括两个发展阶段：第一，已经获得政治独立的东方国家还没有完全实现国家领土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如非洲国家由于受西方殖民势力范围的影响，许多国家的边界被人为地任意分割和划定，使得一个民族可能同时存在于几个国家。第二，已经完成国家统一并具有相对确定的国家领土边界的东方国家由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冲击还没有真正完成其领土的转型。有些政治实体有民族意识和认同，但缺乏合法的领土或缺乏确定的领土，如库尔德人和巴勒斯坦人。毫无疑问，主权与合法性原则一直与领土密切相关。一方面，这种领土有明确的边界划分，而这种划分经常伴有暴力冲突，国家领土边界的区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重视，联合国宪章及许多国际条约都强化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尽管有趋势表明领土主权观念的排他性正渐渐受到侵蚀，但领土并非是一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命题，它可能根据文化、经济与技术条件而在强度与形式上发生重大变化。
三、领土属性之转型中东方国家的认同危机
如前所述，对于绝大多数东方民族国家来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尽管其成功地获得了政治独立，拥有了其相对确定的合法领土边界，但这些国家的领土转型直到目前为止始终还没有完成，而在此过程中却又深刻遭遇到了因其领土转型过程所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其一，东方国家边界领土争端所引发的国家认同危机。领土是构成国家必不可少之条件，从政治意义上讲，领土是国家行使最高权力的主要对象和范围，国家只有在其领土范围内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施行。如果说确定的领土及排他的主权是确立国际关系的基础，那么现实中领土的不确定性则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难题。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东方国家之间领土边界争端矛盾大多都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而这使得东方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其所确立的领土边界大都不是处于绝对确定状态，而是相对的确定状态，这就很容易产生国家边界领土争端与冲突。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既包括以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诉求为核心的政治认同，也包括以民族文化作为国家基本身份与符号象征诉求为核心的文化认同。如果东方国家因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而不能建立以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诉求为核心的政治认同，不但得不到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作为“他者”的合法承认和认同，也会得不到该国内部国民对本国因长期与他国的领土争端所体现出来的国家领土的统一认同，而建立在该认同基础之上的国家文化认同也就更无从谈起，这对东方国家认同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危机。
其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冷战的结束以及两极格局的瓦解使遭受其长期压抑的东方国家地区民族矛盾顿时上升为突出问题，进而最终导致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一股民族分离主义浪潮。而国际政治的一个基本现实是由于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很少是单一民族国家，因而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往往没有或不能处于同一块领土之上，这就很可能为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留下隐患。因此，一个国家中有不同的民族认同可能会引起另一个国家以某个少数民族的名义加以干涉。另外，如果这个国家因民族问题采取种族歧视、民族清洗、种族屠杀等错误政策都有可能引发国家内部民族冲突，从而引发该国的国家认同危机。如伊拉克是中东政治地缘史上较为开放的地区，有许多民族、种族和教派的政治单元在这里驻留，但随后又被新的政治行为体所替换。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伊拉克的历史是辉煌和悲哀、和平与战乱、入侵与同化相交织的历史。这种历史发展的致命后果便是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艰难，以及民族主义建构中政治认同的缺失。伊拉克著名学者萨利姆·马塔尔(Salim Mattar)曾经写道：“研究伊拉克历史的任何学者都会发现，伊拉克局势的持续紧张和暴力不断，其最实质的根源是民族国家认同的脆弱。”
其三，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东方民族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两难困境而遭遇的国家认同危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有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民族领土国家；二是民族民主国家；前者是现代国家的最初组织形式，以领土主权为核心；而后者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建构主要包括民族国家共同体建立和民族国家制度建立两方面的内容。然而，东方国家在建立自己的领土国家时却在西方民主国家制度的压力和冲击下又陷入某种新的困境。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国家的概念而不是人民的概念，换句话说，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在非洲的政治民主化浪潮中，当考察非洲民主化与国家民族建构的关系时，我们发现由民主的本性引发出来的一个悖论，即民主化将既可能促进国家建构，也可能导致国家分裂。一方面，用谈判方式整合各派势力并确定各派势力(包括地域性民族群体)的政治地位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各派别与国家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只有经过精心设计的谈判条件为各派所接受，国家的统一或建构才能有所保障。这样就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如果条件不能被接受，分裂可能成为各族体的另一种选择，而这就为国家的认同带来了重大的挑战。
其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带来的国家认同危机。过去，民族国家的领土界限和社会界限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今天，这种界限不断受到跨越国界的全球化过程的冲击。东方国家在领土转型时其领土界限还没有最终完成的情况下，全球化下国家各要素跨越领土边界的流动又对于正处于领土转型的东方国家形成了重大冲击和挑战。因为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通常输入的国家组织形式在一个超越部族范畴的民族内部尚未扎根之前，这些在以往殖民统治势力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国家就已经取得了独立的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靠独立后共同成长起来的民族去“充实”人为建造起来的国家。因此，东方国家既要面临主权国家内部认同的任务，在外又要面临全球化的挑战。这里的危险就在于，过分弱化国家主权和主权政府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的作用，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国际霸权政策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四、结论
如前所述，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对于正处于领土属性转型的东方国家来说，国家认同正遭遇来自各个方面的巨大压力和挑战。有学者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领土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因经济与科技安全因素相对上升而有所下降，人类由此迎来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崭新时代——“后领土时代”。还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所包含的社会空间性质发生了变化，一言以蔽之，全球化造成了“领土主义”(Territorialism)的终结。领土主义指的是社会地理学，相对于网络通讯来说，地理空间实际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而它们是“超越领土性的”(Supraterritorial)。不过，也有许多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如有学者认为，绝大多数的人类行为不管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都只能根据国家的边界方可加以确认。那些认为领土国家在世界体系中不再居于统治地位的评论家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即每个人都生活在国家所控制(至少是名义上)的领土上，而其他非国家行为者都不能控制领土，政府认为领土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失去领土的风险不可避免地会触发战争，国家领土仍然保证着大多数国家的公民免于陷入其他国家中的冲突。在区分民族国家的所有标识中，领土仍然是划分国家最重要的标识。对于东方国家来说，捍卫国家领土安全仍然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职能。一些区域性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之间取消边防和海关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属性的完全消失，领土仍然是这些国家作为其行政管辖权所及范围的基本边限。民族国家仍然是人类根本性的政治归属，也仍然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效忠对象。因此，笔者以为，至少对于东方国家来说，民族国家还正当其时，因为这些国家在领土属性的转型中所遭遇到的国家认同危机就充分证明，民族国家的建构还正处于一个正在建设和强化的历史过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