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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
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是约束公共权力规范运转的核心机制。公共权力如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必然走向异化：一是政府中官僚主义泛滥，政府部门为公众服务的意识淡薄，公共服务不到位；二是严重的贪污腐化问题；三是决策无责任化和随意性导致重大损失，我国的人口问题和重复建设、三拍工程（拍大腿决定，拍胸脯保证，最后拍屁股换个地方照干不误）等等教训已经不小；四是公共权力恶性化，不能充分保障而是侵犯公民权利。甚至政府还会被少数野心家、狂人所控制以进行超大规模的严重犯罪，如希特勒。如此可以看出约束机制在社会中的核心作用。但怎样才能确保监督与约束的有效和充分呢？特别是我国多年以来，并非不强调监督，司法、监察、审计、纪检、信访、反贪局等，监督机构一套叠一套，为什么还是迟迟建立不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呢？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于，所有这些监察系统，仍只是政府这个"大主体"身上的手指头。任何主体，自己是绝不可能持续、充分、有效地监督自己的，让左手监督右手还不如回到宋明理学时期。我们要么刚脆认为政府是完美无缺的，不需要任何监督；要么就必须正视主体自身无法克服的潜在弱点这一事实！中国的所有几大监督机构自身也已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腐败的事实，应该让我们实在已无须在此再多费言。长期来我国政府一直无视以上事实，造成惊人的公款吃喝、贪污、大规模不必要的决策损失、大规模的侵权（如乱收费）等等严重后果，许多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偏管得死死的，长期来却只停留在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的水平上，同类性质的红头文件无数次的发，就象不把自己尊严当回事。这种机制造成的经济效果当然是既不公正又无效率的。对有效监督机制认识的迟迟不到位，正是长期来决策者回避现实的结果之一。 公共权力的自我约束中，最基本、重要的无疑是分权制约。分权制约实际是基于两个无可否认的前提：1、人性是有弱点的，整体上，不能指望靠任何人自己约束自己，不滥用权力而且尽职尽责，永不犯错和犯罪；2、政府权力对社会是最强大的，没有任何力量能绝对有效制约政府，而政府一旦犯错，甚至被人控制用来犯罪，则会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恶果。分权的有效方式就是把构成政府威力的三种基本权力分开，使社会不会面临一个无法控制的可能作恶的力量。这样从短期看，是造成了政府权力分散，有发生扯皮从而降低效率的可能。但首先，防止政府作恶绝对比一时的政府效率更重要；再说回来，则缺乏有效约束的政府，长期来看，绝对不会比有约束机制的政府效率更高。这已被人类实践充分明证，而且道理也显而易见。如果说分权不适合中国，无疑是要么说中国政府是完美无缺的，要么说中国政府上面还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或能被有效约束的主体！--这不是打自己的嘴巴么？！如果说分权可能会影响共公权力的效率，那么只要睁眼看一看世界上所有先进的、发达的国家，就足够了。如果说国情，首先不能只说空洞的国情，再说再特殊的国情也不可能否认社会和拒绝社会的基本原则。
而分权监督要求必须确保民意代表的真实性和最高立法权，要求司法必须独立。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分立又制约而达成的权力平衡中，司法权至关重要。没有司法独立就不可能有司法公正，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司法监督。与立法权、行政权相比，司法权对社会危害最小，是制约立法权、行政权的有力手段，但"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既无意志，又无强制"，是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很能够容易受到其他两权的侵犯。因此，实现真正的分权制衡必须实现司法权的独立。只有实行司法独立，才能确保法院的公正超然，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才有保障。司法独立原则的目的主要在于限制行政权的干预。法治的基本功能在于保障最低限度的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果允许根据执政者的个别命令逮捕某人，没收其财产，那么，法官的独立性就不存在了。如果法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这种针对个人的特殊法律或政策，没有司法独立，那么法官就就成了警察，司法与警察行动就没有界线了。因而可以说，没有司法独立，就等于没有司法，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中，公众传媒是最重要的。公众传媒由于其强大作用被人们称之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任何政府都重视宣传，因为它是除武力压制之外维持现存社会规范或引导社会变迁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由于政府控制了大部分重要信息的分配，又拥有对公众传播媒介的管理权，因此，国营的公众传播媒介很容易沦为政府的宣传工具。从而丧失其公众传媒的自由公正的本性。私营则如俄罗斯，大众主要传媒很容易受到垄断集团的控制。美国也是如此。这是由于市场的利润原则与传媒具有自发垄断性决定的。政府控制或垄断集团控制都不利于保持大众传媒的公正与自由。大众传媒如缺乏一定的独立与公正机制，则其作为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的重要一环是不完善的，甚至越锋利的刀运用不好产生的破坏性也就越大。
所以，首先必须切实保证公众传媒的独立和自由，必须变事前审批制为国际通行的事后责任制，这也是法律上"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运用。其次，健全的社会须对大众传媒进行一定的管理，在不压制舆论自由的前提下促其保持公正与独立，使公众传媒不沦为任何垄断性集团的工具。如美国联邦电讯委员会依据电讯法对广播事业的管理，其宗旨是监督广播电视按照"公众利益，方便和必要"的标准来经营。这些标准主要包括：要有适当时间用来讨论公共问题，要有一定的当地实况节目，广告不可过多，等等。同时，电台和电视台还必须遵守"同等时间"、"公平原则"、"辩驳权利"的规定。"同等时间"是指当某一电台或电视台允许一名公职竞选者在该台进行竞选时，必须给予竞选该职位的所有其他候选人以同等机会；"公平原则"指电台和电视台在播放有分歧意见的公共问题节目时必须播放反对的意见；"辩驳权利"则是指在电台、电视中受到攻击的人有免费在该台进行辩驳的权利。
分权制约和新闻自由，构成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的最基本的体系。不认清这一点，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只能任社会在不规范、不合理的的轨道上运行，任各种不负责任的决策、腐败、侵权行为咨意发展而消耗社会资源，激化矛盾，陷自身于被动地位，最后只能引发社会震荡以重建社会。萧功秦认为："政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在社会公众与知识分子对现在秩序的认同程度还相对较高的时期，不失时机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避免中国陷入糜散性腐败的陷阱，是中国首当其冲的大事。"是的，我们应该还有机会，但是绝不有太多的余地了。
社会公平机制
社会激励机制
社会激励机制在基本程度上本不足以和前述四种机制相并列，但对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这样极需要创造性和活力的国家极其重要。茅于轼说过，一个社会如果用错了力，或缺乏干劲，都不可能富强。社会激励机制就是用以刺激人既把握正确方向又保持精神朝气的办法。陈惠湘对激励机制有一形象说明："前面如有一块金子等着拿，后面如有一老虎在追"。市场经济是最好的激励机制，但市场本质是私人性质的，无法包容具有公共性的东西，而且市场本身还需要足够的公共服务来支撑。基础研究、基础教育、公共建设、改良公共权力等公共服务事业，也必须有相应的激励机制。英国的贵族制，和社会主义诸多"模范"一类，多少起到点这个作用。可惜原来的种种方式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暗箱操作因素，且刺激不够合理。无论如何，一个社会的发展，不能不把对于非私人竞争性质的社会精英的努力充分考虑进去。同时，社会保障体系须以不对消激励机制的作用为限。
但我国目前则连市场机制都难以健全，行政干预和特权规则的结果，是诱导人们把精力、资源更多的从生产性领域转向不公正的分配性领域，拼命当官、腐败，就是其表现。
理论上的操作途径 1、 提出符合现代价值取向的改革纲领，以团结和坚定人心；
2、 制定合理的社会评估体系，以正确导引发展；
3、 政企分开，保障产权，放开管制，改革不合理之经济制度，落实市场经济，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让民间经济充分发展；
4、 逐步放开和鼓励市民社会的发展；
5、 改革财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财税制度；
6、 放开户籍管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7、 从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入手，层层向上推进，实行渐进改革；
8、 政务公开，信息公开；
9、 落实、健全现代公务员体制；
10、 进行合理的行政区划改革，减少行政层次，缩小管理半径，精减机构，建立高效政府；
11、 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
12、 逐步加强和改革人大、政协职能，向现代两院制过渡；
13、 接受主流普适文明，开展公民教育，改良文化习俗；
14、 建立健全现代教育体制，实行教育独立，一切政党和宗教不得干扰教育；
15、 逐步放开新闻自由，健全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
16、 改革司法体制，保证司法独立；
17、 建立健全现代立法体制，取消过时法，健全法律体系；
18、 实行党政分开，政教分离，结束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型、革命型的传统政党，主动向现代民意型政党转型，并建立政党政治的法治体系。（详见洒家《政党转型与社会转型》）
19、 军政分开，军队国家化；
20、 修改和重制宪法，实行宪政，保障人权。
我认为，从日程看，中国必须在十年内完成社会全面重建、全面转型的基础部分，以上问题中大部应得以解决，其余也应已走上轨道。一切问题的核心说白了是必须主动、稳步、及时平衡地推动民主进程和法治建设，在逐步解决各类积淀问题、逐步使社会步入合理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的同时，并避免出现如南斯拉夫一类让极端势力得呈的失控局面。
我乐观的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改革决心、改革诚意和改革能力，能主动以最小代价领导人民实现文明转型，能用十年左右时间次第完成坚定的渐进改革，建立现代体制框架，健全社会基本机制，则脆弱的中国可以避免革命无序的恶梦，则中国还有希望有余地有机会解决我们由于自然基础和国际基础决定的、也非常紧迫的客观性困境。谁能给我肯定的答复呢？
现实障碍：利益结构、观念滞后和搭便车心态
历史上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大家都能大体认识清楚，实行起来并不很复杂，行之则普遍受益，违之则相互皆损的理想构划，但想实现却阻力极大，往往难以如愿。
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人性自身三大弱点决定了理想制度的不易建立：
一、 人是现实的，每一都在一定" 的利益格局中，每人都要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出发与社会进行博奕。在缺乏现代相对合理的博奕机制的传统社会（今日中国亦然），人们的种种努力很难转化成建设性和互益性的行为，因而容易进行投机。
二、 人是传统的，每人都在传统的文化土壤里生长。而经济学大师凯恩斯认为，阻碍人们进行协商、合作（合作的最大结果就是形成合理的公共制度）的力量是利益，而比利益更大的阻碍力量是人们头脑里陈旧的观念和僵化的思维模式。而人往往一过三十岁后，观念和思维就已定型，很难改变。因此，新人才有新观念，社会进步往往和代际更替相伴随。（大意）
三、 建立公共制度最大的敌人和障碍，其实还不是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也不单纯缘于人们观念的阻力，而是公众缺乏责任感的"搭便车"式投机心态--让那些愿闯愿试愿牺牲的少数去干吧，反正合理制度建成了，肯定有我一份；建不成，我也不必冒风险付出代价。在中国这个具有明哲保身传统的土壤上，这种心态尤为普遍而强烈，破坏力极大。
进一步说，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不正当既得利益集团，而现在中国控制社会的中坚力量又是"被毛泽东耽搁和被文革造就的那两代人"，他们的力量加上人们知识的欠缺、观念的落后和普遍的投机心态，足以阻碍改革的顺利进行。
从另一方面说，改革是需要支撑力量的。但中国的支撑力量在哪里呢？官员吗？企业家吗？知识分子吗？工人农民吗？
无疑，每一个阶层里都有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支持改革的力量，但相比起顽固的阻碍集团，他们几乎称不上力量。在当前的体制下，也很难顺利形成力量。
改革：突破的必然和可能
现实格局虽令人难以乐观，但改革的突却是必然的。
从现实看，目前的态势虽不明朗，但某些可能还是显见的：
一、 中国大陆不大可能形成类似台湾党外力量发展壮大至足以制衡执政党的地步；
二、 但是，地方政府由于处于现实第一线，有很强的制度创新动力，这股力量是不可能被完全压制的；
三、 党内青年一代的开明派和务实派，出于各方面的压力和动力，改革动力和改革能力都将逐渐加强。
这种态势决定了下一阶段中国改革产生实质性突破的可能前景。
近代史学大师唐德刚先生说，中国发展的特点是"石不转而江自流"。大势如斯，一切俱将因缘变化，保守未必永远保守，弱小更是不会永远弱小。目前时格势禁，各色人等，率多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然而不出数年后，谁能逆料其不会应风而转？
结语：中国亟需健康力量的极积努力
一个不能正视沉重、不能创造性的超越困境的民族，是注定要被淘汰和边缘化的民族。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将在此受到考验。
正视沉重，超越困境，需要强大的精神、意志和智慧。某种意义上的智慧，中华民族是不缺的，甚至是很优秀的、过剩的，但各种素养合成的综合品质，现代的中国人是否具备呢？
全球在看着我们，历史在看着我们。祖先有灵，祖先也在看着我们。
我觉得，目前的回答只有一种可能：每个人都问问自己，是否愿意从力所能及的做起，进行务实、灵活、富有远见和创造性的努力！
为使中华民族真正走出传统的落后状态而步入合理的现代化轨道，实现文明、富强、繁荣、尊严的宏愿，当前亟需中国的健康力量进行积极的努力。离开了健康的力量的自觉奋斗，美好的希望不会自动实现。中华民族先天基础薄弱，这决定了我们只能更多地依赖后天的努力。
什么是健康力量？我认为应具备四个基本素质：
一、 要有良知，这是一切之本。真正的良知，必须体现在对社会正义的坚持和维护，对文明精神的不懈追求，对社会公义的责任意识，对弱者的慈济精神，对生命意义价值的重视，对道德底线的自觉固守等方面。
二、 要有理性。理性离不开宽容、平和的心态和必要的知识。
三、 要有实干精神，否则光有良知和理性，只是座而论道，也不行。中国民族知行合一的传统、经世济民的传统，理应发扬光大。
四、 还应能合作、联合。这对擅长内耗的国人具有特别的意义。
前两条是健康的基本保证，后两条是健康力量自觉意识的体现，形成力量的起码前提。
当前中国其实并不缺乏健康力量。中华民族做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哪怕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不会完全堕落，民族的良知从未完全泯灭。各地区、各行业、各层次，都不乏健康的力量，唯其分散且缺乏自觉意识，所起作用积极有限，远远未尽到自身应尽的社会责任。
许多人以当前中国还缺乏相应的空间为托辞，却不想所谓空间正是需要健康力量奋斗争取的。我相信，任何时候，都会有相应的空间；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找出最优选择。当前的最优选择，也许就是介于盲动和消极之间的"中间"道路。
就目前形势而言，中国的健康力量至少可以结合自身情况，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一、 探索、传播先进理念和合理对策；
二、 提高公民素质，培养健康人才；
三、 促进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发展；
四、 完善市场经济，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
五、 从政策技术改良角度推动政府改革；从事具体的文化、社会、经济的改良工作等。社会建设本须依靠实在、具体、细致的工作。
六、 呼吁和推动决策者尽快负责、理性的做出实质性改革。
当然，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社会现实在呼唤着民族一代的超越性努力，呼唤着社会性的努力，呼唤着对公益事业的职业性努力。如果我们能从经济发展与社会改良层面、思想探索与文化传播层面、政府改革和政治提升层面进行有机的努力，中华民族的希望就一定会产生，"历史三峡"或将以较少波折而平稳出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