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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的宦海沉浮

发布人: 谜语网 发布时间:2015-10-03 字体: | | 打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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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哲捍宗邦,民族光荣垂万世;

后生驱劲敌,愚忱惨淡继前贤。

――冯玉祥将军1934年撰写的山东蓬莱戚继光祠对联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窝囊、称得上“奇葩”的王朝。洪武皇帝刻薄寡恩、暴虐残酷,滥杀功臣,这个头就没有开好。接下来的那些皇帝,“一蟹不如一蟹”,不是流氓无赖,就是白痴昏蛋,尤其是到了嘉靖、万历之后,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没有半点振作的模样,端庄的气象。一句话,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之程度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与之相伴生的就是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虞我诈,倾轧不已,阉党、浙党、闽党、齐党、东林党冲突迭生,生死相搏;红丸案、移宫案、梃击案纷至沓来,冤冤相报。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使得当时不少功臣名将左支右绌,举步维艰,动辄得咎,稍有不慎,陷足于其中,则往往遭受无妄之灾,轻则丢官,重则断头,葬送自己的政治前程,使自己不幸成为某一政治人物、某股政治势力的牺牲品。

当时爱国名将、抗倭英雄戚继光的遭遇,就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现象,也让后人唏嘘不已,多少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偌大的大明帝国,居然会让只有数万之众清廷八旗铁骑纵横驰骋,一举翦灭,扫入历史的缘由之所在。

这支“戚家军”曾先后同倭寇作战80余次,取得了著名的台州大捷、林墩大捷、平海卫大捷等胜利,与俞大猷等名将一起,戎马倥偬,出生入死,一举荡平了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倭寇,为保卫东南沿海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堪称抗倭民族英雄、杰出的军事家。

尔后他奉命调到北方前线,镇守蓟州,承担起守卫京城重畿的重任,“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有效地捍卫了京师重地的安全。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他还创立了鸳鸯阵等阵法,革新战术,训练劲旅,所谓的“鸳鸯阵”,乃是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独创的一种阵法,此阵法以十一人为一队,居首一人为队长,旁二人夹长盾,又次二从持狼筅,复次四从夹长矛、长枪,再次二人夹短兵。阵法可随机应变,变纵队为横队即称两仪阵,两仪阵又可变为三才阵。这种新型阵法,曾在抗击倭寇的作战中大显神威,所向披靡。

戚继光还撰著有兵学名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众所周知,“先计后战”是中国军事文化的重要传统。古代兵家都普遍强调“先计”的重要性,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主张“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戚继光也一样提倡要打“算定战”,坚决反对打“舍命战”和“糊涂战”。而《纪效新书》正是戚继光基于“打算定战”的宗旨,所撰的以军事训练为主的著名兵书。

《纪效新书》全书十八卷、卷首一卷。有明刻本和清代以来的抄本和刻本多种,另有万历年间成书的十四卷本,内容与十八卷本有所不同。戚继光自己对该书的宗旨作了阐释:“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全书分总序和正文两部分。既是戚继光本人抗倭实战经验总结,又反映了火器发展一定阶段上的军队训练和作战情况,体现了时代的特点,有重大的军事价值,素为后世所推重。

戚继光能够在军事领域有杰出的建树,除了时代的机遇和个人的努力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谭纶、张居正等朝廷要员的赏识和器重。他们对戚继光来说实有识人之明,知遇之恩。应该说,这种器重是合理恰当的,是慧眼识珠,知人善任。

其中,官居首席内阁大学士的张居正对戚继光的器重,主要是在戚继光担任蓟州总兵期间,他十分欣赏戚继光的军事才能和担当精神,用人不疑,力排众议,果毅决断,雷厉风行,将那些与戚继光作对的当地文官迁调出蓟州,使戚继光免受各种掣肘,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展宏图。他还向戚继光的军队提供优厚的财政补给,使其拥有购买军马、制造火器与战车的雄厚财力。他处处维护戚继光,使其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戚继光也对张居正的赏识和支持深怀感激之情,经常奔走于其门下,以示自己的效忠输诚,并馈送这位中枢辅臣以十分贵重的礼物,致力于联络维系感情,甚至还有用重金购买美女以供张居正享用的传闻。显而易见,他属于张居正圈子里的人。

张居正身任首辅期间,大权独揽,敢作敢为,大刀阔斧,厉行改革,锐意进取,无所畏惧,这种政治风格,处事方式,曾得罪不少朝中权贵,他们对其恨之入骨,一直试图报复。因此当他逝世后不久,这些宵小之徒就聚集在一起,掀起了一股否定张居正历史贡献,清算张居正政治遗产的滔天浊世,他们攻击、诬陷张居正,诅咒他“贪滥僭奢,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架空皇上,算计同僚,是一个不忠不孝、祸国殃民五毒俱全的“罪人”。昏庸的万历皇帝不辨是非,认可了这些家伙的意见,开始对张居正进行全面的清算,剥夺其太师的头衔,没收其家产,勾销其子进士翰林的身份。

戚继光曾受张居正的器重,双方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是众人有目共睹、朝野皆知的。在那些必欲彻底搞倒搞臭张居正的人的眼里,戚继光属于张居正的同党,也是必须加以无情打击、残酷迫害的对象,于是他们在清算前首辅所谓“罪行”的同时,亦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戚继光。他们诬陷其部下“西裨将”“阴布蜚语京师,倾少保而自代”,甚至说戚继光给张居正的信件有“谋逆”的嫌疑,“夜中开门递进,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真可谓“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欲加之罪,岂患无辞! 万历帝最憎恨臣下对自己不忠,最讨厌臣下背着自己结党营私,听了这些蛊惑挑拨的言辞后,也对戚继光产生反感和忌恨,遂下令将戚继光调离京师重地,去当无所事事的广东总兵,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由此看来,这次人事变动,对于一心报效国家,以保卫北部疆域安宁为己任的戚继光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对于戚继光来说,这场厄运才刚刚开了一个头。随着朝廷中权贵们清算张居正之风越刮越烈,政治上的“去张居正化”狂澜也一发而不可阻挡。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张居正圈子里之人的戚继光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时任兵部给事中的张希皋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乘机上奏章弹劾戚继光,来一个釜底抽薪,斩草除根,朝廷遂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一月正式下诏罢免戚继光的广东总兵的职务,以右军都督佥事刘凤祥代之。

就这样,一代名将功臣戚继光因与上司张居正的亲密关系而被罢官免职了,从此彻底丧失了在战场上跃马挥戈、奋勇杀敌、报效国家的机会。在郁悒情绪的折磨打击下,再加上家庭生活中夫妻反目等变故,戚继光变得苍老憔悴,很快衰弱下去,过了三年物质清贫、精神痛苦的孤独生活后,终于一病不起,“鸡三号,将星殒矣”!一位曾在军事上做出过重大建树,有大功于朝廷的元戎宿将,就这样为当时黑暗的政治所吞噬了。

在戚继光临终前的三个月,曾有一位监察御史出于公心,勇敢地给万历皇帝上奏疏,建议起用这位已被罢免闲置的功臣宿将,结果让万历皇帝大为不悦,怒不可遏。于是,这位正直的监察御史被罚俸三个月,以示薄惩。戚继光之所以被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皇帝和众多朝廷大臣,非将他完全封杀而甘心,原因全在于他和张居正那层让旁人忌恨的密切关系。

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戚继光因政治上迷迷糊糊站错队而被打击,遭罢官,不但不敢心怀丝毫的怨望,反而要强装笑脸,毕恭毕敬地感谢皇上的浩荡“恩典”。在他看来,被贬到广东做闲官,是皇上的“厚爱”,“可见到处都有皇上的恩德,到处都有祖宗所行忠义对天地的感动”;被罢官回乡,也是皇上的“圣眷”:“圣明独鉴孤臣,眷未衰也。”由此可见中国封建传统政治虚伪性、残忍性的可怖。明明是皇上昏庸,滥用刑赏,陷之于死地,可是却不得不唾面自干,自我排遣,以处处维护皇上的尊严为己任。这与唐代韩愈所言“臣罪当诛,天子圣明”可谓是如出一辙,一脉相承。真是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悲喜剧!

通过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封建传统政治中存在着一个重大弊端,这就是山头林立,结党拉派,倾轧内耗,党同伐异。一个人是否可信,是否能在政治上委以重用,很大程度上不是根据他的才能本领,而是看他是否是自己圈子里的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该人哪怕是酒囊饭袋,也无妨他平步青云,为官做宰;反之,倘若该人属于异己分子,那么他尽管才高八斗,有经邦纬国之能,有匡扶社稷之功,也当摈弃不用,甚至横加迫害,而且他越是有能力,就越是有威胁,越是要予以排斥打击。

这种按圈子划线、凭亲疏用人的结果,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象的普遍存在。功臣宿将一旦有意无意地卷入这种政治怪圈,那么他的荣辱生死等于交到了他人的手中,他便不复拥有主宰自己命运的自由,而只好听凭他人的摆布,在政治的波谷中无奈地升降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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