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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P.T.1283《礼仪问答写卷》内容的解读，认为《礼仪问答写卷》在选材、编纂体例上从训示、说教的立场出发，试图利用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去塑造敦煌地区民众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与社会问题时都应遵循儒家文化法则。从这类模式化的历史记忆中揭示《礼仪问答写卷》对待儒家文化的观念与态度，有助于我们对敦煌藏文写卷中儒家典籍内容更深入的理解。
一、《礼仪问答写卷》的相关研究学界既有研究主要围绕《写卷》伦理道德的分类、吐蕃伦理道德与儒家伦理道德的联系等。首先伦理道德内容的分类研究方面，丹珠昂奔以《写卷》内容为例，从善恶、义务、良心、勇敢、家庭、婚姻等方面分析了吐蕃王朝兴盛时期的藏族伦理思想，认为《写卷》可能是唯一一卷没有受到宗教熏染的集合了吐蕃时期藏族先民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方法的伦理学著作，是藏族伦理学史上的重要文献[2]。马琨、王东生将《写卷》伦理思想分为“立身修德、为政为主、择妻尊妻、孝亲和家、养子教子、交友处事、知足致富”等七个方面，[3]并分析了立身修德是贯穿《写卷》全文伦理思想的基础，其他几方面在此基础上展开阐述， 如“为政为主”是立身修德之道在社会生活中为官和家庭生活中主仆关系处理上的具体应用。陆洋从善恶观、日常生活伦理、家庭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因果报应观等方面进行了分类研究。[4] 学界对《写卷》道德伦理观内容分类研究使我们对吐蕃时期伦理道德观有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吐蕃时期伦理道德与儒家伦理道德之间的联系。陈炳应《从敦煌资料看儒学对吐蕃的深刻影响》一文通过对《写卷》和莫高窟吐蕃时期的壁画，分析了中原儒学对吐蕃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和器物层面上的影响，反映了青藏高原与中原地区早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蒙元时期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5]陆洋以《写卷》和《论语》为蓝本，从家庭伦理、日常生活伦理、政治伦理等多方面对藏汉传统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两个文本中谈及的很多伦理原则、道德规范、行为方式、思维模式、价值取向都是一致或相近的，但二者的不同点也非常明显，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写卷》中虽然出现了许多道德与伦理的概念、命题，甚至是范畴，但它不是一个具备理论形态和体系建构的伦理文本。而《论语》则具有完备的范畴系统和完整的理论建构。[6]周云水从人性观、人伦观、忠孝观和人生观几个政治角度分析，吐蕃伦理文化对中原儒家文化兼收并蓄的同时又带上了藏民族鲜明的文化特征。[7]由此可见，这类研究主要从人性观、人伦观、忠孝观、诚信观等方面与儒家伦理道德方面存在的共性进行了分析，说明了儒家文化对吐蕃伦理道德的影响。其他方面还包括《写卷》中仁学思想进行了专题研究。周云水比较《写卷》和《论语》中仁学思想，认为《写卷》的写作源头是《论语》中“仁”的思想，在长期的吸收和渗透过程中，藏族先民又将仁爱观和佛教的“积德”思想有机结合，表现出普遍的友善、好客、济难、安于现实的乐观以及好打抱不平的良好品质。[8] 综上所述，学界对《写卷》做了奠基性的研究。学术界较少关注《写卷》内容反映的思想观与实践观。班班多吉、 史达对《写卷》作者的伦理观从如何对待朋友、奴仆、父母、子女、妻子、财富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而对《写卷》内容试图如何利用儒家伦理道德观去塑造敦煌地区民众的人格以及伦理观念的实践等方面的思想观、行为观仍未涉及。[9]本文将对前人未涉及到的问题进一步分析，以便于更好地理解吐蕃文明中蕴含的儒家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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