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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原来毛泽东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遵义会议以前不是，遵义会议以后也不是。然而到了陕北后，毛泽东却利用整风成立的“总学委”，一下子把党中央原来的领导机构予以架空：他是“总学委”主任，康生是副主任，所有党的高干都编入学习组，于是“总学委”就取代了党中央，成为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了。能够阻挡他攀登最高领导职位的张闻天、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博古）等人，都只有在学习小组里挨整的份儿。整个整风过程，既批“教条主义”（王明）又批“经验主义”（周恩来），既批“左”倾，又批右倾，批来批去，只有毛泽东“一贯正确”，于是整风的目的就达到了。
本来，发动群众乃是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的基本路线和方法。不过为了特定目的，使“人斗人”成为一种模式，则是在延安整风中形成的。它大体上分成三个阶段：一、学习文件，思想发动；二、批判斗争，即“百分之九十五”围攻“百分之五”，这是群众运动的主战场；三、组织处理，即人事安排，这是政治斗争结束之后，胜利者的“战果分配”和对战败者的处置，包括处分、调动、清洗、关押。王实味就是先被关押，后被杀头。从此以后，这种“整风模式”就成为毛泽东“运动治国”的通用公式了。
共产党从可以批评到不可批评
1950年的整风我参加过，这次整风是在刚刚夺得全国政权时进行的（1950年5月1日发布整风决定）。那时中共还比较清醒，知道刚刚上台执政，应该谦虚谨慎，克服居功自傲情绪、防止腐化堕落。但那次整风只走走过场，在党史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其之所以沦为走过场，是因为这一年接连搞了三次震动全国的巨大运动：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这些运动不但旷日持久，而且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安心坐下来整党呢？
在此之前的4月，中共曾决定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决定真的实行过一阵子，虽然见报的批评都经过选择，绝不会伤筋动骨，但毕竟表明了这样一条准则：共产党是可以批评的。可是经过几轮“运动治国”，尤其是“反右派运动”之后，一条新的政治准则就完全取代了旧的准则，这就是：共产党是不可以批评的。这条准则，谁也没有制定过，谁也没有公布过，却在中国大陆风雨无阻通行了几十年。它标志着人民和这个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敢于批评到不敢批评，从拥护党到害怕党。应该说，这种变化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确实是致命的，因为它必然会使掌权者踌躇满志、一意孤行，直到踏入深渊。那时再后悔，便已经晚了。
整风变成反右
1957年的整风，经过反复发动，确实把党内外都发动起来了。人们纷纷“大鸣大放”，对党和领导干部提了不少批评。但它很快就变成“反右派运动”。原来毛泽东和党组织“苦口婆心”欢迎大家给党提意见，是在“引蛇出洞”。引出来之后，党就忙于领导全国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斗争，哪里还有工夫整风呢？
这场运动一共打了多少右派？权威说法是五十多万。另外有说三百万的。不管划了多少右派，实际上这场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以言论定罪的“文字狱”。
历史上的文字狱，都是先有反叛当朝的文字，然后定罪。然而“反右派”文字狱的罹难者，不但并未写过反叛当朝的文字，而且是为了爱护当朝、应邀讲了些谏诤良言，结果一下子就被打入“敌人”的行列，变成了“专政对象”。中国几千年的帝王专制，都懂得“不教而诛谓之虐”（不警告就施刑，乃是暴政）。而毛泽东则把拥护共产党的朋友和群众“引蛇出洞”聚而歼之，那就远远超过“不教而诛”的程度，背离人类良知的底线了。
“反右派运动”在毛泽东“运动治国”的链条中，是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决战。它不但消灭了一切不同意见，打断了中国知识界的脊梁骨，使民主党派匍匐称臣，而且使中华民族的正气遭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摧残。“诚”和“信”是人际关系最重要的底线。离开这两条底线，任何社会群体，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人们一面口是心非欺骗别人，一面提心吊胆防备上当，怎么可能共事？怎么可能团结？“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贬义的处世哲学，然而“反右派运动”以后，这种准则已经变成全民的“防护服”了。从此以后，两副面孔，双重人格，便成了中国人的普遍特色。
让毛泽东十分得意的是，“反右派运动”大获全胜之后，全国人民变得更听话了。他无论说什么，中国人都一片欢呼。正如林彪后来所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在谄媚，毛也明知他在谄媚，他自己也知道人人都能看穿这种谄媚的把戏，但全中国的人们无不郑重其事地假戏真做，这不是整个民族在堕落吗？
1957年鸣放时，对我触动最大的一件事，是胡绳的秘书被打成右派。整风开始时，政研室党支部书记到处找人征求意见。胡绳的秘书很热心地提了些意见。“反右”时，支书从小本子上把他的意见汇在一起揭发出来，把他打成政研室唯一的右派，算是完成任务了。
不过“反右派”运动各单位有“指标”，必须完成“任务”，是普遍现象。上边压下来的硬任务，非完成不可，是毛泽东“运动治国”的惯例。他还常常用数字指挥这些运动。他脑子里随便想个“百分之一、二、三”，或更常用的“百分之五”，写成中央文件，几万中国人，几十万中国人，甚至几百万中国人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政研室那位秘书的右派帽子，就是上面发下来的“指标”，反正非找个人戴上不可。他还算是“幸运”的，“下放”农村苦熬了若干年，没有被累死或饿死，改革开放后又回到北京，担任一个重要刊物的主编，为改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至于在“镇反”运动中被列入“指标”的人，早就沉埋于地下了！
运动治国
毛泽东给中国共产党留下的传家宝是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一党专政。这并不是他的创造，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马列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独掌政权，决不与其他阶级或政党分享政权。毛泽东留下的另一个传家宝“以阶级斗争为纲”，或“斗争哲学”，也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他把它发展到极端，使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手段或形式，也就是“运动治国”。
“运动治国”是毛泽东真正独创的法宝，即把特定范围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动员起来，向其余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一、二、三的人宣战。这一场战争打完了，接着就掀起另一场战争，永不休止。除了刚才提到的运动以外，像“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肃反运动”“合作化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一个接一个，中国人就没有喘息的机会。
这些运动尽管打击对象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全都贯穿着群众性的思想斗争，也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狂轰滥炸的“大批判”，摧毁斗争对象的意志，使他“口服心服”地匍匐在党的脚下，俯首称臣。毛泽东把它叫作“思想改造”，其实是用“党性”吞噬“人性”的“运动”。我给它起个名字，叫作“思想斗争运动”，并且专门写了一本《中国思想运动史》，记载了1949―1989年四十年间中国独有的“运动”。它对中华民族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恐怕再用两个四十年都难以恢复，因为它已经伤害到中国人的心理素质，摧毁了我们民族的文化生态。这种“思想改造”，确切地说是“文化征服”。
思想斗争运动的效应，不限于斗争对象本人，也不限于某个地区或某个时段。每一次运动的斗争对象即使只有人口的百分之一，全国也有几百万，再加上他们的亲属，该有多少人呢？一次“运动”就有这么多人，接连不断的“运动”，又该有多少人呢？其实在这种“人斗人”的运动中，没有人能幸免于难。被斗者当然只能听凭宰割，斗人者又何尝不是胆战心惊？有幸被划到那百分之九十五里的人们，除了少数奴才甘愿充当凶恶的打手之外，绝大多数群众无非是奉命摇旗呐喊而已。其实他们的独立人格早被历次运动所吞噬，虽然此次运动没被列入“百分之五”，但下一次又该轮到谁呢？所以毛泽东“运动治国”的威慑效应，几乎压弯了所有中国人的脊梁骨，使他们失去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这正是“人性”里最重要的东西。而且这个“几乎所有中国人”并不夸张。连他的“亲密战友”和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都不能享其天年，还有几个中国人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呢？
其实“运动治国”虽然是毛泽东的发明，却也正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因为“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的名义把全部社会资源收归“公有”，由共产党代表社会来统一占有和支配。而在所有的资源当中，“人”是最重要的资源。因为自然界的一切“自在之物”，只有经过人的劳动，才能成为社会的财富，包括“人”本身的繁衍，也要靠“人”自己。所以“社会主义”所要消灭的“私有制”，说到底，就是要消灭所有“属于自己”的“个人”，也就是消灭一切有独立人格、能自由思想的个人，才能使整个社会都在统一意志的支配下，有计划地建设起一座“共产主义天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第一，消灭（即没收）一切私有财产，使所有的人都失去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第二，消灭一切个人思想，使所有的人都成为没有头脑的“驯服工具”。哈耶克把这种“思想征服”叫作“思想国有化”。但思想不是实物，不能没收或占有，它只依附于人的脑袋。斯大林的办法是把不服从统一意志的脑袋砍下来。毛泽东的办法是“思想改造”。他的“运动治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不断发动的用“党性”征服“人性”的运动。■
